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阶级与阶层
西方学者往往将阶级和阶层混用，但是国内学者习惯将阶级和阶层概念区分开来。阶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lass”，其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谓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些大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简而言之，阶级反映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阶级揭示了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不平等——对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占有，这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划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不平等形式。
阶层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tratum”。由于划分标准不同，社会学者关于阶层定义略有出入，但基本都认可：“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的相对多寡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
其中，拥有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多寡是通过收入、财富、职业、权力和教育等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阶级关注的是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差别，属于分类别的宏观研究。阶层重视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占有的区别，属于分层级的微观研究。换言之，阶级是大概念，阶层是小概念，阶层“或是存在于阶级内部，或者是与阶级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特殊群体”
。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
社会分层研究包括阶级研究和分层研究两类范式。社会分层标准多元，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收入、职业、权力、社会声望和教育等。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包括个人或群体在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
按照流动的方向，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按照流动的时间，社会流动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按照流动距离，社会流动可分为短距离的流动和长距离的流动；按流动的规模，可以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社会流动研究常关注社会地位的垂直、代际和结构性流动。社会流动机制实际上就是社会地位获得机制，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先赋、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 “社会各要素或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
。社会要素的结合方式多种多样，因而社会结构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结构的侧重和偏向不同。其中，社会学者尤其强调社会群体的垂直或上下地位关系，即社会分层结构，亦即狭义的社会结构。本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遵循社会学的范式，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分层结构，亦即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结构转型会形成变革、创新的巨大力量。社会学家李培林把社会结构转型视为市场调节、国家干预以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包含社会结构主体转型和社会结构规则转型双重含义。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社会结构主体转型必须遵循社会结构规则，而社会结构规则会随着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而重塑。社会结构转型为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观念，具有整体性和阶段性特征。
经济转型 “转型”一词来自生物学，是指事物从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转换的过程。经济转型是指从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市场经济转变，包括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从这个意思上来讲，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含义相近，但经济转型侧重于市场化转型，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是产业结构升级，即工业化。工业化的具体指标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的提升。工业化直接推动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经济体制转型是指从注重绝对公平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更具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它解放生产力、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转型有别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强调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渐进性和阶段性。经济增长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的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易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悖论。经济现代化理论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现代化模板，简单将经济发展视为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中新自由主义更是一度被经济发展中国家视作改革的圭臬。但经济现代化理论忽略了后发外源性国家的本土因素和自身发展逻辑。经济转型理论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基础上，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将经济发展视为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渐进性过程。
私有部门
私有部门是相对于公有部门的概念，其中私有企业是私有部门最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大多数实行混合经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是混合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相对于公有部门，私有部门的活动“依赖于私人资产，所取得收入归属于个人”
。因此，多数私有部门“具有强烈的利益动机，消费和生产决策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私有部门内部可分为私有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两部分。
（正规）私有企业属于法人企业，“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混合经济中最大的生产部门或主要的生产方式，对混合经济的效率至关重要”
。理论上，家庭部门仅出售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企业部门才是商品与劳务的提供者。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部分家庭部门实际上也参与商品的生产和劳务的提供。因而根据是否参与生产活动，家庭部门可进一步划分成家庭企业住户（非法人企业）和无家庭企业住户。
[56]
无家庭企业住户或不从事生产，或自给自足，为企业和政府提供生产要素；家庭企业住户从事生产活动，并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属非法人企业。家庭企业概念的提出为明确非正规部门范围准备了条件。
区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概念，可以更好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私有部门的内部结构。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提出非正规部门概念。1991年，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部门界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
1992年，第十五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ICLS）为实际统计方便，将非正规部门直接归为家庭企业的子部门，包括独立经营户和小规模雇主企业两部分。参考国际标准和埃及经济实际，本书将埃及非正规私有部门界定为企业部门内雇员5人以下的微型私企和家庭企业（包括独立经营户、小规模雇主企业两类）。
与之对应，正规私有部门为雇员5人（含）以上的私有企业，包括雇员5—19人的小型私企、雇员20—99人的中型私企和雇员100人（含）以上的大型私企。正规私有企业与正规私有部门范围基本相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容纳大量来自农村的底层劳工。但是“非正规经济部门始终只能以分散、小本经营、机动灵活等优势而取胜，不可能成为国家财税的主要来源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
。与此同时，非正规部门劳工工资微薄，而且大多没有用工合同和基本社会保障，工作时间不稳定，难以改善生活条件。
国际劳工移民
国际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
其中，国际劳工移民专指出于工作目的，进行跨境移民的人群。国际劳工移民可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民、季节移民、项目性移民和非固定移民等。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以非固定移民和合同移民为主，技术移民比例低。依据移民时间的长短，国际劳工移民又可分为暂时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两类，两者的组成结构差异大。其中，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多为暂时性移民。在埃及官方统计中，凡是迁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均列入暂时性移民，他们大多保留埃及国籍；迁移到非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就统计为永久性移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掀起新一轮的科技创新浪潮，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巨大动能。资本主义大工厂制快速推广，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壮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确立，人类社会进入大变革时代。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三位社会学奠基人物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二战后，西欧国家寻求复苏，新兴民族国家渴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成为时代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公有制国家开始改革“再分配”经济体制，关于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讨论蔚然成风。由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功能论者和冲突论者、现代化逻辑支持者和制度分析支持者开始互相借鉴，完善既有研究范式，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三位社会学大师见证了欧洲工业化、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敏锐地观察到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性，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三大基础流派。一些学者依据三位大师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划分出冲突论和结构功能论两大学说。其中马克思是冲突论的创始人；涂尔干则是结构功能论的奠基人。
马克思对阶级概念做了精辟论述：“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的过渡。”
基于此，社会学家李强指出：“阶级是占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群体，特别是指一个集团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马克思认为存在“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个发展阶段：“自在阶级”仅指拥有一致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自在阶级”萌生阶级意识后，过渡成为“自为阶级”。马克思认为阶级“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产生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社会分工程度或生产力发展水平造成主导阶级的冲突各有不同。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很早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阶级现实处境恶化的悖论，即“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
韦伯承认财产收入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认为“‘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
。但是他也明确指出：“阶级状态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状况”，而非生产资料的占有。与财产收入一样，韦伯认为权力和声望同样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基于社会评价的身份群体和基于政治权力的政党。因此，韦伯的分层理论是经济、声望和权威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此外，韦伯认为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主导社会分层的形成因素也不一样。如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分层标准是身份；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繁荣，阶级成为主要分层标准。
与马克思相反，涂尔干否认阶级冲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提出“有机团体论”，认为社会分工奠定社会整合的基础，职业才是最主要的社会分层标准。涂尔干指出伴随工业化发展，社会分工深化，人类社会将从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向现代的“有机团结社会”过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社会动荡，职业成为现代社会整合的主要媒介，“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
。
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渴望改变自身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模板的现代化理论因而盛行一时。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后发外源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转而聚焦于国家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社会学家也着手研究社会结构变迁与工业化的关系，提出“地位获得机制”等学说。但是后发外源型国家的经济社会改革举步维艰，远未达到现代化学者的预想。国内外学界开始反思现代化逻辑，更加关注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等本土因素对后发外源型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涉及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学说，主要有再生产—统治学说和中心—边缘学说。
发展经济学家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其研究范式为“在非均衡分析空间里解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从分析经济‘不发展’的机理出发，以研究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为核心，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为旨归”
。其中，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分化现象。例如，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U”字形曲线假说，认为在经济转型早期，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步恶化；当经济转型不断深化后，收入分配渐趋平等。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也开始探究以工业化为首要标志的经济转型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其一，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为解释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日趋复杂的社会分化，先是提出“矛盾阶级论”来界定“中间阶级”的属性，接着又吸收韦伯的多元分层观点，将社会资产分为生产资产、劳动力资产、组织资产（权力维度）和技术资产，并据此提出四种对应的剥削形式。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业化会导致工人阶级壮大，专业技术工人减少，证明工业化可以增加专业技术工人，缩减产业工人规模。其二，美国功能主义学者布劳和邓肯认为，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改变，具体指个人表现、技能水平等自致因素逐渐取代以家庭背景为核心的先赋因素，成为获得社会地位或职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会促使社会地位获得更加平等，社会结构日趋开放。其三，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戈德索普将体现社会关系的阶级与职业均视为划分阶层的标准。他通过系统分析工业化造成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选择和构成效应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提出工业化使绩效原则成为劳动力分配的主要标准，提升社会整体流动水平。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劳动力部门间流动，促进中间阶层壮大；另一方面，工业化可以改变社会筛选机制，增强教育等自致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然而，后发外源型国家经济转型遇挫的客观事实，促使更多社会学者开始更加关注政治统治模式、传统文化、大众心理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形成两大学说：其一，再生产和统治学说，解释制度因素对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影响。再生产学说借鉴了韦伯的社会封闭观点，认为工业化引起的社会流动仅仅是结构性流动，优势家庭地位仍可通过教育等方式完成传承。再生产机制能够维持的原因是，“占据统治优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将）其权力转换成一种特殊的情况——统治”
。换言之，制度化权力和合法权利确保既得利益者阶层维持优势地位。
其二，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核心的中心—边缘学说，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剥削亚非拉国家的机制。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虽然满足了发达国家商品和资本输出的需求，但破坏了后发外源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简而言之，亚非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不利于其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埃及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便是依附论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位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吸收依附论的部分观点，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将阶级分析模式运用到世界体系研究之中。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在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基础上，内部存在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区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进行不平等贸易，剩余价值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这就导致边缘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还要承受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剥削。
制度变迁是引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直接因素。市场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具体表现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世纪70年代，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等一批新社会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内嵌于社会”
的观点，将市场理解为广义的社会结构，让市场从抽象重新转为具象，为探究市场化改革和社会结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进入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公有制国家的经济转型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成为焦点问题。围绕市场转型是否可以提升人力资本，降低权力资本，学界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传统为基础的市场转型理论；以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为基础的权力转换、权力维系、文化资本等理论。伴随着市场转型研究的发展，两个学派的学者也在不断地相互借鉴，趋于融合。另有不少学者开始审视市场转型引发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这推动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反思。
市场转型学说延续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逻辑，将市场化改革视为原公有制社会阶层重构的动力。1989年，倪志伟首次提出市场转型说。他认为，当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之时，将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市场将为私有部门提供大量新的机会，打开“社会经济流动的新渠道”，导致“更高额教育收益”，企业家成为新的社会精英，直接生产者的权力加强，产生平等化效果。
市场转型学说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技术理性、经济机制或经济发展”
将推动社会分层模式变化，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市场化改革使得一批中小私有企业得以建立，壮大以中小企业主为核心的中小资产阶级队伍；第二，大量私有企业建立，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并消除贫困；第三，市场竞争可以提高私有企业的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私有企业能够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促使职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随之凸显。与此同时，再分配经济规模缩小，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优势地位。
与之相对，罗纳·塔斯、约翰·罗根、泽林尼和魏昂德等学者强调权力、政治以至文化传统对社会分层的制约作用。其一，罗纳·塔斯观察到，匈牙利的“干部阶层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获其利，也就是说再分配权力依然保持着优势”
。他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掌握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成社会网络资源，即权力向社会网络资源的转变；第二次转变，社会网络资源变形为私有财产。其二，边燕杰和约翰·罗根发现在基本制度未变化时，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和控制资源的分配。
[57]
其三，泽林尼等人则洞察到权力维系的纽带——文化资本。他们从东欧国家在转型后的统治集团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现象出发，认为文化资本决定再分配精英能否延续政治权力，并将其转换成经济权力。其四，魏昂德对30余个转型国家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政治制度建设是决定干部能否延续的关键。他基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公私产权的变化，将转型国家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为“共产主义层级体制得以存续且继续掌握政权。党继续控制着人事任命权，但资产却被私有化了。私有化在旧体制精英的领导下进行，因而对他们挪用资产缺少限制”
。第四类对再分配精英来说最有利，既可留在原位，利用手中特权寻租，在经济扩展中获取私利，又可离开原职，侵吞公有财产，摇身一变，成为私有企业家。
随着市场化转型研究的深入，两个学派的学者开始互相借鉴。政府—市场的互动开始被视为影响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倪志伟、曹阳开始反思市场转型理论，认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变迁是相互纠缠的，将长时期共存于混合或混杂的制度秩序之中，构成后社会主义分层秩序的路径依赖”
。简而言之，直至市场转型临界点来临之前，市场作用并不大，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才是决定社会分层秩序的力量。另一方面，制度主义的学者也开始承认市场的作用。其一，周雪光将“制度变迁视为政治和市场之间的共同演化过程”
。他强调制度连续性，承认市场转型改变经济分配机制，提升教育回报率。其二，边燕杰和张展新提出“市场—国家互动论”，认为“市场化（是）多维的历史进程”
。市场机制在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角色不同。市场化能促使政府职能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脱离经济活动。因而，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由市场和国家共同决定，市场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人力和权力资本的双重增殖。其三，魏昂德也开始重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对职业提升和教育回报增加的作用。他指出，即使没有市场转型，“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也将改变权力与机会”
。相反，仅有制度变革也无法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即是有转型而无增长的典型案例。
还有许多学者从这场争论中走出来，关注市场发展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泽林尼、科斯泰罗以市场渗透为标准，认为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三种类型的经济：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资本导向的经济。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时段，“干部、原来的干部和前共产主义精英阶层的成员，开始步入市场从中获益，因此，一种不平等的二元体制出现”
。其中技术官僚利用大规模的私有化，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而受教育少的，早期进入市场的人则被排挤到市场的边缘。市场自身成为不平等的根源，需要再分配的调节。魏昂德并不认为市场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并指出市场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市场的种类、资产管理的分配，不同种类企业的进入壁垒，使计划经济得以解体的政治原则，不同经济部门的增长率，以及影响物价水平和以上诸因素的国家政策。”
[58]
对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平等问题的探究，促进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学者忽视私人资本家追求“私利”的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简单地将大规模私有化等同于私有部门发展，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加剧。实践已然证明，盲目地启动大规模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限制，提高私有部门的生产效率，反而会阻碍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私有化”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提出，为新自由主义学者所推崇，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出发点。但国内外学者对私有化的具体概念争议很大，基于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实践，大概有两层含义：狭义上指通过变卖将公有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转变为个人所有；广义上指将公有企业部分产权转让给个人、法人和非国有部门等。
原公有制占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经济体制转轨，往往采取激进的私有化政策，甚至推行全盘私有化。私有化的逻辑前提是私有部门的效率高于公有部门。短期来看，大规模私有化确实扩大了私有部门的规模。但私有化并非发展私有部门的唯一途径。相反，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盲目私有化只会成为政商勾结的捷径，造成私人寡头公司垄断市场，制约中小私企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中小私企的市场竞争力才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提高民众生活条件的真正有效途径。营商环境是企业开办、扩建、经营和破产所需的制度条件。世界银行有一整套营商环境的量化评价指标，具体包括创办企业、办理施工所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和监管劳动力市场等。上述指标涉及的内容恰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深层次而言，营商环境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因而，改革行政机构、提高市场监管的效率、维护市场自由竞争体制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目标。具体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够吸引投资，还能为私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激发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中小私企虽然是正规私有部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其资本和技术不及公有企业和大型私企，也没有换取市场资源的特权。只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完全激发中小私企的活力和创造力。实证研究也证明：“与所有权相比，市场竞争程度和政府管制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度；但并不能充分证明，私有化本身就可以改善企业业绩水平。” [59] 而埃及恰恰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但未改善营商环境，造成市场转型不成功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