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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界关于埃及社会分层的研究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综合分析特定历史阶段内埃及社会分层状况。马哈茂德·侯赛因的《1945—1970年埃及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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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1945—1970年埃及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及各阶级扮演的角色。近代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夹缝求生，无产阶级力量又过于弱小，二者均无法领导革命。最终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军官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取得了埃及民主革命的胜利。阿卜杜勒·巴萨特·阿卜杜·勒姆蒂的《埃及农村的阶级矛盾》
则关注20世纪70年代埃及农村的阶级矛盾。他的另一著作《1975—2020年埃及社会阶级与未来：变化与互动》
，分析1975—2020年埃及社会分层情况，重点回溯了埃及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赛义德·阿卜杜勒·耶扎亚的《社会阶层形成》
也分析埃及不同阶级的土地和资本占有情况，归纳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特征。
还有学者将社会分层研究与政治变革、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源发展相关联。约翰·沃特贝瑞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的埃及：两个政权的政治经济》
[2]
，重点分析埃及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农村中产阶级，并讨论埃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埃及公共行政陷入危机的关系，以及各阶层对教育扩张的态度和应对。尼古拉斯·霍普金斯和萨阿德丁·易卜拉欣主编的《阿拉伯社会——阶级、性别、权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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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的文章《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在回溯埃及阶级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指出阿拉伯世界高度分化的阶级结构为强权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从人口激增到社会断裂》分析了埃及青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还有伊曼·阿卜杜勒·卡里·哈桑的博士论文《埃及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和生活变迁——基于人力资源发展指数的社会学分析》
，指出埃及社会上层、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下层在获得社会机遇上的不平等。
另一类聚焦于埃及特定的社会阶层。
学界关于埃及资产阶级的讨论最为深入。萨米尔·索利曼的《埃及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 [4] ，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埃及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快速增长。90年代，工业资产阶级为提高政治声量，积极参与埃及工业联合会重组。穆赫布·札基的《埃及商业精英——他们的愿景和投资行为》 [5] ，梳理了1952—1997年埃及政治与经济制度变迁，剖析埃及商业精英的投资行为变化过程与原因。斯蒂芬·罗尔的《金融至关重要！埃及金融部门改革对企业家精英的影响》 [6] ，认为埃及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企业家。但他们缺乏政治独立性，因而无法推动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肖恩·麦克马洪的《埃及的危机和阶级斗争——社会再生产、派系重组和全球政治经济》 [7] ，认为2011年埃及剧变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埃及的资产阶级内部可划分为以穆巴拉克政府高层为核心的权贵资本家（或掠夺性资本家）、以埃及军方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和以穆兄会为主体的商业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既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萨阿德丁·易卜拉欣的《埃及、伊斯兰和民主：十二篇重要论文》 [8] 追溯了埃及地主阶级的发展、衰落和重新崛起的过程与原因。
近年来，关于埃及中间阶层的研究开始增多。艾哈迈德·侯赛因·哈桑·侯斯尼的《1975—2005年间埃及中产阶级和社会变迁：社会历史学分析》
，将埃及中产阶级定义为自主雇用者、雇用员工5人以下的小企业主和工薪阶层。1976年、1986年、1996年的埃及中产阶级各占劳动力的43.63%、55.01%、41.08%。阿什利·穆西莱的《从富有阶段到贫困阶段的埃及中产阶级》
，重点探讨了私有化政策引起的埃及中间阶层分化。穆罕穆德·阿卜杜·哈米德·伊拉姆·穆罕穆德的博士论文《社会转型对埃及城市中产阶级建立的影响（1970—1990）》
，侧重梳理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埃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
自由军官和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莫斯·波尔马特的《埃及和新中产阶级神话的比较分析》 [9] ，认为埃及自由军官是埃及最有凝聚力的阶层，但埃及革命的成功很难归于中产阶级或军队的胜利。相反，埃及自由军官的威权统治制约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拉米·吉娜的《埃及未完成的革命——1960年代卢特菲·胡利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 [10] ，以马克思主义者卢特菲·胡利为例，讨论埃及知识分子在埃及革命和纳赛尔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作用。雷利·谢克特的《埃及市场社会形成时的消费主义及其不满者》 [11] ，指出20世纪70年代，埃及推行有限开放，导致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这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促使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强烈的反消费主义意识。
还有学者关注埃及工人阶级。约尔·贝宁和扎卡里·卢克曼的《尼罗河上的工人——1882—1954年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与埃及工人阶级》 [12] ，认为1882—1954年埃及工人阶级力量虽然增强，但始终无法提出独立的政治目标。长期敌视社会主义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却积极在工人阶级中发展自身力量。萨米尔·谢哈塔的《埃及的车间文化和政治》 [13] ，基于人类学调研，细致描绘工人与管理者在工作时间、穿着、工作餐、离厂检查、工资支付方式和时间以及每日工作内容上的差异，指出埃及国有工厂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即厂长掌握绝对权力；工程师、车间主任和工人之间等级森严；工厂的“让椅子”文化盛行。
国际学界关于埃及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围绕教育发展、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论题展开。
学者关于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尚存争议。玛格默德·阿卜杜拉·弗拉迪勒的《1952—1977年埃及的教育扩张和收入分配》 [14] ，强调教育扩张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促使埃及中下阶层获得更多高等教育机会。萨阿德丁·易卜拉欣的《1952—1977年埃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 [15] ，指出埃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推动大规模向上社会流动。雷·兰斯滕和塔拉·哈桑的《埃及的教育转型：性别和财富的影响》 [16] ，也认为家庭背景对埃及子女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降低，并且随着子女教育阶段提升而逐步减弱。
然而，更多研究证明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减弱。艾米丽·丘比图和雷·兰斯滕的《埃及高等教育的包容性》 [17] ，认为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比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大学的概率更高。马伊亚·西弗丁的《埃及的代际流动和教育扩张》 [18] ，认为教育扩张减弱富裕阶层在小学阶段的优势，但是家庭背景与完成高中教育仍紧密相关，其中职高与阶层背景呈明显负相关。辛西娅·劳埃德等著的《埃及教育质量对最终学历的影响》 [19] ，也指出埃及初等教育的教育质量与学生最终学历紧密相关。萨拉·戈比的《埃及高等教育补贴受益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之评估》 [20] ，分析高等教育补贴政策受益者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发现进入私立大学学生的家庭背景优于公立大学学生。
其中私课投入程度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变量。莎拉·哈特曼的《埃及的非正式教育市场：私课及其影响》 [21] ，全面论述以私课为主的埃及非正式教育市场。雷吉·阿萨德和阿斯玛·巴达维的《埃及的私人和团体辅导：性别不平等所在》 [22] ，则讨论私课和学校辅导的关系及参加私课学生的体征。汉尼亚·苏比的《埃及中学教育事实上的私有化：职高和普高的私课研究》 [23] ，进一步区分埃及普高和职高的私课形式，指出高中私课现象愈演愈烈是僵化的教师工资制度、政府权力滥用和腐败，以及教育支出缩减等因素所造成的。
对埃及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上述争议。玛诺斯·安东尼的《职业学校误区之反思——以埃及中专学校为例》 [24] ，梳理埃及职高教育历程，发现高失业率的职高毕业生是埃及落后教育体系的最大受害者。世界银行1992年出版的《埃及高等教育》 [25] ，详细回溯了埃及教育发展的背景和历史进程。玛丽·泰勒·霍尔摩斯的《埃及的高等教育改革：为应对埃及政治经济变革而准备毕业生》 [26] ，认为埃及高考亟须加强选拔性，以控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同时政府应加大埃及高等教育的投入。
也有学者重点关注埃及国际劳工移民问题。理查德·亚当斯的《决定埃及农村劳工国际移民的经济和人口因素》 [27] ，分析了埃及农村劳工参加国际移民的经济和地理因素。克里斯托夫·雷谢特的《埃及劳工移民和农村发展》 [28] ，通过对六个埃及村落的社会学调查，分析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农村发展造成的影响。理查德·亚当斯的《劳工侨汇与埃及农村不平等》 [29] 重点分析埃及国际劳工的侨汇对埃及农村社会公平问题的影响。赫芭·纳赛尔的《埃及的移民、转移和发展》 [30] 指出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一定程度导致埃及人才流失，劳工侨汇对埃及社会产生双重影响。
关于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研究成果更为充分。艾曼·索赫瑞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工流动：对居住在开罗的上埃及劳工的研究》 [31] ，详细描述上埃及劳工移民的社会特征、工作经历、居住状况、家庭状况及发展目标。他的另一著作《埃及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相互关系》 [32] ，尝试厘清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和国际劳工移民间的联系。巴里·麦考密克和杰克林·瓦哈卜的《埃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 [33] ，则集中探讨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公私部门劳动力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等问题。詹姆斯·托斯的《1961—1992年埃及农村劳工移民及其对政权的影响》 [34] ，描述了埃及农村劳工移民的日常生活及劳动过程，指出自1960年以来形成的不合理劳工政策造成埃及劳资关系失衡。这也成为埃及当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外学者关于埃及经济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运行研究与微观的企业发展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又可分为中长期和短期研究。其中中长期经济转型研究包括哈利德·伊克拉姆的《1952—2000年埃及经济的运行、政策与议题》 [35] 在梳理埃及经济政策制定与经济运行状况基础上，深入讨论埃及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公共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拉吉·阿萨德主编的《再论埃及劳动力市场》 [36] ，探讨1988—2006年埃及的劳动力结构、就业、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国内移民、收入不平等和教育问题。短期经济发展研究有：赫芭·瀚都萨和吉莉安·波特主编的《1990年代埃及就业和结构调整》 [37] ，主要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埃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失业危机。尼古拉斯·霍普金斯和克里斯滕·维特斯加德主编的《埃及农村的变化方向》 [38] ，重点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农业市场化改革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和卫生健康的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2010年埃及竞争力和私有部门发展——营商环境发展战略》 [39] ，比较2004年埃及经济改革前后营商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私有部门发展造成的直接影响。
企业是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根据企业的规模，私有企业可划分为大型私企和中小微私企。关于埃及大型私企研究丰富：哈穆达·切克尔和依赛克·迪万的《埃及裙带资本主义》 [40] ，指出裙带关系让特权企业取得巨大市场优势。伊赛克·迪万、菲利普·基弗和马克·希夫保尔的《资本主义金字塔：埃及裙带主义、规则和公司的生产率》 [41] ，也认为裙带企业享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和金融特权。这些特权提高了裙带企业的收益，但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埃及中小微私有企业。哈菲兹·加纳姆的《小微企业在埃及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42] ，指出2004年的经济改革虽然促进埃及经济发展，但未惠及广大的埃及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民众。门纳·福阿德的《影响开罗中小制造企业运行的因素》 [43] ，指出资金、熟练技工的短缺是制约开罗中小制造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利率水平、货币发行、投资环境和汇率浮动也极大影响开罗中小企业发展。阿里·马赫迪的《为非正规部门提供体面工作——以埃及为例》 [44] ，归纳埃及非正规企业和非正规就业员工的特征，其中缺少职业技能培训是制约非正规部门员工获得体面工作的重要原因。埃及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也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协调，人浮于事而效果不佳。
缺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低下是制约埃及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学界尚未有直接论述埃及国家治理问题的著作和文章。
政治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也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较为丰富。因而，可先着手梳理有关埃及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的文献。阿姆尔·阿德利的《中东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自由化时代的土耳其和埃及》 [45] ，指出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造成埃及制造业逐步丧失国际竞争力。
军人干政是中东国家政治运行的显著特征。塞缪尔·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将中东国家的军政关系归为反军事的意识形态、高度的军事政治权力、低度的军事职业主义。他又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进一步指出埃及处于激进普力夺社会阶段，表现为中产阶级已初步介入政治，但军队才是真正的主导力量。此后，军政关系成为中东学者的研究兴趣点。史蒂芬·库克的《统而不治——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和政治发展》
[46]
指出埃及等中东国家军队插手政策制定，并通过排挤、围剿伊斯兰组织方式，维护军事统治秩序。威廉·泰勒主编的《中东地区军队对阿拉伯剧变的响应和未来的军政关系——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为例》
[47]
，认为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中东国家军队无法继续躲在暗处，遥控指挥政府。还有学者深度剖析埃及军政关系。宰奈卜·马吉德的《军事化国家——埃及的军队、商业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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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自自由军官组织政变上台以来，军队力量全面渗透埃及社会。埃及军官的社会经济地位、理念和影响社会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转型同步进行。伊玛德·哈布的《当代埃及军队对政治的介入——脱离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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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代埃及军队脱离政治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0年自由军官组织控制国家的政治进程；1970—1981年萨达特加速军队脱离政治，减少军官出任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数；穆巴拉克时期，军队专业性进一步提升，但是出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军官人数反而增多。
伊斯兰教传统观念是影响埃及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文化因素。穆兄会是埃及影响力最大的伊斯兰力量。安尼特·兰科的《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对埃及领导权的追求——政府话语和伊斯兰主义的反政府话语》 [50] 回溯1980—2011年埃及穆兄会的政治文件和相关媒体报道，解析穆兄会打造埃及民众代表形象的全过程。杰弗里·海恩斯的《阿拉伯起义、伊斯兰化和民主化》指出近30年以来穆兄会不断利用宗教语言来重新阐释民主等世俗理念。雷蒙德·威廉·贝克的《无畏的伊斯兰——埃及和新伊斯兰主义者》 [51] 肯定中间伊斯兰主义学者心态的积极、进步，认为中间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主义对全球化潮流的积极回应。
“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斯兰主义复兴。杰弗瑞·海恩斯和盖伊·本-泼拉特主编的《地中海地区的宗教、世俗和民主：问题和展望》 [52] 认为埃及新涌现出的伊斯兰政党可划分为传统、现代和世俗三类，其对民主化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也有学者将伊斯兰运动与埃及中产阶级相联系。珍妮·克拉克的《伊斯兰教、慈善和激进主义——埃及、约旦和也门的中产阶级网络和社会福利》 [53] ，认为埃及现代伊斯兰社会组织由埃及中产阶级建立，为中产阶级为服务。这有利于提升埃及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增强凝聚力。但伊斯兰社会组织并未广泛发动社会下层民众参与伊斯兰运动。特里希·荣格、玛瑞·彼特森和萨拉·斯帕雷的《现代穆斯林的主体性政治——中东的伊斯兰、青年与行动主义》 [54] ，实地调研了由埃及中产阶级家庭大学生创建的社会福利机构，认为这些机构兼顾伊斯兰慈善观念和现代专业化管理，为伊斯兰教现代化的表现。科普特人是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其社会处境因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恶化。劳尔·吉尔吉斯的《科普特人和警察国家——当代埃及的暴力、强制和宗派主义》 [55] ，认为埃及科普特人长期处于被歧视的社会边缘地位。《曼谢尔特·纳赛尔：一个开罗社区》，生动记录了一个科普特人社区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困境。
目前，国内学者已有一些关于埃及社会结构变迁、经济转型、政治和社会观念发展的研究成果，但是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单一主题或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国内关于埃及社会结构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主要围绕埃及社会分层问题进行的研究。戴晓琦的《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
是国内唯一一部研究埃及社会分层的专著。戴晓琦围绕中产阶级，分别对阿里家族时期、纳赛尔时期和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进行分层研究。杨灏城与江淳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
将纳赛尔政权的统治集团定位为“高级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僚与部队中的高、中级军官”，而萨达特时期“城市资产阶级的骤然壮大，农业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和官僚资产阶级仍居统治地位”。毕健康与陈勇的《当代埃及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研究》
，认为当代埃及社会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改变。这直接造成埃及人口与人力、储蓄与投资、治理与政治的三大困境。詹晋洁的《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
，运用多维度的划分标准，将阿拉伯社会分为上层、中间阶层和下层三个阶层。
另一方面是主要针对埃及社会流动的问题进行讨论。毕健康与陈勇的《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问题评析》
与《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问题刍议》
，分别从教育和国际劳工移民两个角度审视埃及社会流动状况。前一篇论文指出，埃及教育发展迅速快，但是各阶层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中间阶层为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埃及教育难以有效促进埃及中下阶层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后一篇论文认为，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他们通过国际移民实现了向上层的社会流动。此外，毕健康与陈勇的《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评析》
，指出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内劳工移民陷入困境，增长缓慢，职业提升困难。工业化停滞不前，过度城市化和劳工移民教育程度低下，是埃及劳工移民困境成因。
国内专门论述埃及经济转型的文章并不多。田文林的《埃及“强国梦”受挫的深层原因》
认为，埃及作为后发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导致其工业化被破坏殆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田冉冉、丁隆的《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政治剧变的关系探析》
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埃及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社会两极分化，裙带资本主义蔓延，最终导致埃及威权政治失去合法性。冯璐璐的《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
，系统梳理中东经济现代化的模式，探究国际交往和经济全球化对中东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国内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作品较为丰富，对于埃及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边燕杰主编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收录大量美国社会学者的文章，系统分析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分层状态。边燕杰、吴晓刚、李璐璐主编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继续探讨中国市场化转型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韩克庆的《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层和社会保障》
，则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保障的影响。
此外，讨论埃及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现代化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有助于探究埃及经济转型失败的制度性原因。其中，不少关于埃及政治制度研究的论著涉及经济转型问题。比如，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从埃及的失业问题切入，分别讨论了当代埃及失业与国内移民的关系，海外劳工移民与埃及失业问题的联系。相关研究还有：王泰的《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
，詹晋洁的《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定》
，王建的《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朱泉刚、王林聪的《论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另外，国内关于埃及社会观念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伊斯兰教发展问题进行。冯璐璐的《马克斯·韦伯的伊斯兰教理论及其哲学之维》
，从整体和部分两个角度梳理和评述韦伯的伊斯兰教研究成果。关于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书目还有：冯璐璐的《韦伯的伊斯兰社会控制理论研究》
，毕健康的《伊斯兰教与埃及现代化悖论》
，王京烈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
，方金英的《伊斯兰文明与中东现代化的关系》
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埃及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不足：第一，上述研究基本上围绕社会结构、经济转型、政治发展和伊斯兰教的单一主题或具体主题进行论述，对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流动的联动分析明显不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揭示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流动之间关联的论著，相当罕见。第二，西方学者关于埃及经济转型的研究多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埃及经济转型失败简单归因于埃及集权的政治体制，较少系统探讨埃及现代治理体系不足对埃及经济转型失败的深层影响，也未指出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当代埃及社会经济改革挫折的影响。第三，目前学界对埃及社会流动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发展，而对国内劳工移民、国际劳工移民大多是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尚缺少从教育发展、国内劳工移民和国际劳工移民三个角度来系统分析埃及社会的流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