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

2011年1月25日，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埃及。甚至让时任美国驻开罗大使感到震惊的是，仅仅18天后，2011年2月11日，曾经的中东强人和风云人物穆罕默德·侯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黯然宣布辞职。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中国学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和分析。马晓霖认为，这是一场“本色革命”、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安惠侯大使主张用“动荡”“变局”来指称包括穆巴拉克下台在内的阿拉伯剧变，认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民生，反对社会不公，要求变革。 田文林则认为，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塌是西方长期对埃及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并非“颜色革命” 。

如今，10年过去了，“阿拉伯之春”早已成为“阿拉伯之冬”，穆巴拉克已然作古。时局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对于“革命”说与“动乱”说已经做出了判决。“盖棺定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地深入事物内部，研究穆巴拉克政权出人意料的突然垮台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在埃及民众的游行示威和抗议运动背后没有统一强大的组织力量，然而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塌，必须从埃及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找寻其内在根源。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前期，埃及摒弃扶助中下层人口的纳赛尔式社会主义，实施“开放政策”，启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穆巴拉克中后期，埃及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加剧了埃及寻租性经济的虚假繁荣，扩大了对西方的依赖，而且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结构更加不合理。

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同一个阶级往往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相似的经济利益、相近的意识形态、类近的政治立场。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分工愈益细化，职业结构更趋复杂，人们的职业、收入（财产）和权力（组织资源）之不同，使处于同一阶级地位的人口发生分化，这就是社会分层。所谓社会分层，即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或细化——阶层，本书把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社会划分为社会顶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间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底层。社会分层具有动态性，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当然要依据社会学调查资料和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稳定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分层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即社会个体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主观认知与自我判断。因此，社会分层相当于狭义的社会结构——阶层结构，而广义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

如果说社会结构具有稳定性，那么，社会流动则显然是动态概念，即社会流动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形成。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表达。换言之，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分别回答了社会学中 “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得到”的问题。回首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上层建筑对埃及社会的反作用十分明显：第一，纳赛尔时期虽然埃及处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仍然处于“普遍贫穷”的状态，但是纳赛尔政权高举“阶级融合”旗帜，推行有利于农工的社会经济政策，大量埃及中下层人口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法鲁克时期相比，社会中间层占人口比重得到提高。第二，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前期，埃及社会分化速度加快，大规模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向下的社会流动同时存在，但是新一轮经济改革尚处起步阶段，出现了社会中上层，而且埃及社会中间层规模仍在扩大。第三，穆巴拉克中后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相互勾结，通过权钱交易和所谓的私有化，肆无忌惮地窃取社会财富，广大埃及中下层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小资产阶级、公有企业（Public Enterprises，简称公企，又称国有企业或国企）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级对立加剧。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加速，都是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产物。经济增长，指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一般用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农业是基础，工业发展或工业化则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转型，包括但不止于经济增长，主要指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其中，工业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力量。一般而言，市场化不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且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新的社会阶层，改变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加速了社会流动。

然而，埃及现代治理体系之缺乏、伊斯兰教传统观念之深厚和埃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严重制约埃及经济增长，妨碍埃及经济转型。首先，自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埃及新集权政治体制逐步形成。在集权体制下，埃及政治精英集团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主导经济改革，客观上适应了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但是，埃及政府在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方面止步不前，治理能力不佳；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权交叉，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既不能保障伊斯兰教倡导的公平正义，更远离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其次，埃及历史久远，文化灿烂，以法老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载体的传统思想深入人心。传统伊斯兰教思想重视社会公平，但缺少市场理性，与现代经济观念脱轨，而且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直接冲击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不利于埃及的经济转型。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基础之上，存在事实上的“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区域分化，其中埃及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经济往来看似自由平等，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实质上很不平等。核心国家占有高端产业，赚取高额垄断利润，边缘国家只能发展低端产业，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产生的剩余价值，从边缘国家“合法”转移到核心国家。因而，不合理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阻碍埃及国内资本积累，制约埃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埃及国内无产阶级更是遭到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双重剥削。

当代埃及经济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对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各有不同：首先，纳赛尔政权巩固后，开始摸索如何独立自主地建设现代工业国，从“指导性资本主义”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又称纳赛尔式社会主义或纳赛尔社会主义）。虽然后来埃及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而且几次阿以战争严重拖累埃及经济，致使埃及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但纳赛尔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历史成就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是，埃及开始从法鲁克王朝时期的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型。从阶级、阶层演变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纳赛尔启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与调整，推动了埃及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加速的直接动因。

其次，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执政前期，埃及开始尝试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过渡。但经济转型不仅受到既有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造成了新的经济问题。1973年十月战争后，萨达特开始实施“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开放国际移民，同时鼓励兴办私有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埃及经济实体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社会消费开支激增，进口猛增造成国际贸易赤字激增，非法经济活动猖獗，公有部门的改革迟迟无法推进。1977年的全国性群众骚乱和1981年的萨达特遇刺，促使穆巴拉克上台后初期，将工作重心暂时放在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上。经济上，穆巴拉克政府虽然提出从“消费性开放”向“生产性开放”转变，但整体经济政策仍遵循萨达特时期的旧制，公有部门依然是埃及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前期，埃及市场化转型启动，社会分化加快，社会矛盾加剧：一小部分埃及“肥猫”（暴发户）一夜暴富，200多万名埃及国际劳工移民收入大幅增加，社会地位提升，但是埃及公务员和公企员工的境遇不升反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再次，自1990年以来的穆巴拉克中后期，埃及两次推动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然而这种经济改革脱离社会现实，经济转型陷入困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敦促下，埃及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竭力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试图推动私有企业发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私有资本的投资裹足不前，外资也不进入亟须发展的制造业，埃及工业化“由实而虚”，不进反退，埃及经济转型严重受挫。新自由主义改革片面强调所谓的比较优势，造成埃及偏离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之路，埃及工业发展停滞不前，缺少向国际产业链上游攀爬的能力，最终只能依靠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具有明显依附性的经济部门来赚取外汇。更糟糕的是，穆巴拉克政权越来越僵化，埃及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雷声大雨点小，公权力监督缺失，私有化政策很快成为埃及政治精英和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遮羞布，直接导致埃及裙带资本主义盛行，市场环境恶化。可见，穆巴拉克统治后期，埃及经济深陷转型升级困境。埃及广大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失去提高的动力，更谈不上向上的社会流动，使埃及本来就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渐趋固化。

埃及既是地区大国，中东和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自然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无论对于埃及受挫的经济转型，或者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消极影响，抑或埃及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埃及学者和英文学术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梳理包括中国学术界的既有相关研究成果，本书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竭力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coAohARAxVKj2sNY0CTqZHS4YiwNdLN2CKc+iMch1ILxOxRe9WdecIe2z3WqWM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