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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当代埃及经济发展道路在两者之间摇摆，主要有三次重大调整，即从法鲁克王朝时期的自由放任政策向纳赛尔时期的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执政前期，埃及从纳赛尔时期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市场化转型的所谓“开放”政策转变；穆巴拉克中后期逐渐转向全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三次经济发展政策的大调整形塑了埃及的经济转型历程：埃及整体产业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升级，近70年的时间里，埃及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整体增幅较大；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稳定，其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快速增长。然而，由于萨达特政府和穆巴拉克政府空喊发展制造业口号，工业新城计划半途而废，造成了实质上的“去制造业”。埃及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经济依附性增强，产业结构升级遇困。与此同时，埃及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埃及私有部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私有部门发展严重失衡，未能激活埃及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就国家介入经济而言，埃及可以说“走在前列”，早在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缔造现代埃及并进行大规模改革，就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国家再次主导经济发展。1849年阿里抑郁而终，埃及逐渐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权利，直至1882年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达到顶峰。1970年安瓦尔·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终止纳赛尔式社会主义，实施“开放政策”。1981年开始执掌埃及的侯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埃及始终没有找到成功的发展道路。
阿里与纳赛尔并不着力建立市场经济，或扶持对市场提供的机会做出反应的私有部门，而是通过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革，强力的积累与投资政策和外贸管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这种干涉主义政策造成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阿里引进了现代工厂体系，到1837年建立了29家现代工厂，“成功地发动了工业革命，或谓之几乎难以置信的发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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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后，纳赛尔在发展制造业、升级经济结构上更加成功。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56年的17%上升到1965年的23%，工业、电力和建筑业占总就业的比率从1959/1960年的13%上升到1964/1965年的16%。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从1852年的31%下降到1970年的28%。埃及从封建社会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阿里和纳赛尔都是雄心勃勃的领袖，阿里竭力重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辉煌，纳赛尔也有鸿鹄之志、大国雄心，均致力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阿里虽然不惜重金引进欧洲机械设备和人才，但是通过扩大农产品出口主要是长绒棉的种植与出口，竭力减少进口，实现了出超和经济独立，留下了一个没有外债的埃及。纳赛尔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尽管花光了二战期间埃及的英镑结余，而且举借外债，但是从两个超级大国都获得了经济援助，贷款条件非常优惠。更重要的是，举借外债是纳赛尔介入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贷款都用于生产性项目。来自东方阵营的优惠贷款，用于工业项目和阿斯旺高坝的融资，美国的粮食援助也作为“资本货物”，投入生产项目，因此工业企业雇用更多的工人，这与萨达特时期的“消费性开放”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人们对阿里时期埃及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难免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阿里时期战争频仍，又强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修建灌溉工程或进入工厂劳动，人民生活困苦。阿里的垄断制度相当严厉，通过“剪刀差”严重剥削农民。阿里在税收上实行连坐制，如果一个农民不缴税，他的邻居要受到牵连，正如一个村庄对另一个村庄负责。这些描述揭示了阿里时期的阴暗面，但是更可能的是，阿里时期埃及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19世纪40年代，埃及谷物生产达到1821年的3—4倍。埃及人口从1821年的250万上升到1847年的450万，尽管1835年瘟疫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2]
纳赛尔出身小资产阶级，深知埃及民众疾苦，竭力融合阶级差别。通过土地改革和为地租设立上限、保障无地农民的永租权，缓解农村贫困。发展免费的公立教育事业，大量补贴卫生服务，大学和中学毕业生包分配，在城市限制房租，城市中下层直接受益。大型工业企业国有化，工人分享利润，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国家管控物价，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农村贫困家庭发生率从1958/1959年的35%下降到1964/1965年的26%，1974/1975年上升到44%。城市贫困家庭发生率从1958/1959年的35%下降到1964/1965年的27%，1974/1975年回升到34%。
埃及的开放政策可追溯到到19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2年七月革命，维持了一个世纪。赛义德·帕夏（1854—1863年在位）崇尚欧洲文化，奉行经济自由和开放政策，竭力发展资本主义，举借外债开凿苏伊士运河。伊斯梅尔·帕夏（1863—1879年在位）心仪西方，醉心欧化：“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了。”
伊斯梅尔雄心勃勃，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和电话线，发展棉花种植，促进外贸，恢复了一批近代机器工业。然而，巨额的外债最终压垮了埃及。1882年埃及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后，英国又故意压制埃及民族工业，埃及成为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和资本输出市场。因此，在这数十年的“自由发展”期间，农业生产和国家贸易的增长无疑意味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但是可悲地沦为单一经济结构，以致有学者称1914年埃及的经济结构甚至比1848年还不平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14年埃及的工业化程度比1848年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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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纳赛尔时期，埃及重新回到开放政策的发展道路。令人惊叹的是，历史轮回的结果也惊人地相似。这就是，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经济增长率并不低，然而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纳赛尔时期得到强力推进的制造业和工业化逐渐失去动力，埃及经济依靠地租性的所谓五大支柱产业——石油出口、侨汇、旅游、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外国援助。
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后，雄心勃勃，以复兴阿拉伯民族为己任。纳赛尔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施行进口替代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政策，竭力改变埃及经济“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此过程中，埃及工业化加速推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大幅提高。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大大削弱了私人资本的力量。纳赛尔政府又竭力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加强价格管控和补贴制度，全面干预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模式基本确立。
纳赛尔为加快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借鉴苏联和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和强化政府功能的计划经济政策。1962年纳赛尔出台的《民族宪章》，强调“重工业是现代工业的真正基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应给予并已经给予了优先发展”，规定“所有公共事业、银行和保险业，大部分重工业、中间工业和采矿业，全部进口贸易、3/4的出口贸易以及今后8年内至少1/4的国内贸易一律由公有成分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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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独立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新生的纳赛尔政权为加快发展民族工业，引入计划经济模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1957年，埃及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制订了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1957/1958—1961/1962年）：预计投资3.3亿埃镑，其中61%由国家拨款，39%由私有部门承担；新建502个项目，包括456个制造业（主要是化工、食品、工程和纺织品）项目、14个石油生产项目、14个采矿业项目和18个训练中心项目。
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实际只执行了3年，但成果显著。其中，埃及工业部门获得政府重点扶持。1957/1958—1959/1960年，埃及工业部门获得的政府发展资金从510万埃镑增至4940万埃镑，占埃及政府发展支出的比重从8.64%上涨至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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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又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提出了国民收入翻番的宏伟目标。据此目标，埃及政府详细制订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60—1965年），预计向工业部门投资4.447亿埃镑，农业部门投资3.83亿埃镑。
其中石油、化工和医药业等重工业为投资重点。1966年，纳赛尔政府又制定了七年规划，加速工农业发展。然而，1967年的“六五”战争彻底打乱埃及经济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纳赛尔政府为集中资源发展民族工业，加强对经济的监管，在经济部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埃及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体制取代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和公有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纳赛尔执政初期，一度寄希望于资本家，施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但是资本家对新生政权并不信任，缺少投资热情。1957年，纳赛尔政府在认清埃及资本家的真实面目后，成立“经济组织”指导公有企业，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工业领域，大规模实行国有化，规定资本家持有资本的最高限额；在农业领域，进行土改，规定地主土地的最高限额
，制定租佃法，严格限制地租增长，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商品流通领域，推行国家征购和代销制度、价格调控和福利补贴政策。在此过程中，纳赛尔政府排挤私有部门，掌控资源分配，弱化市场功能。
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政府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建立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公有部门和农村合作社迅速扩张。但是纳赛尔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因而私有部门仍是埃及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赛尔时期，埃及公有部门全面扩张，行政事业单位和公有企业的就业人数迅速攀升，成为埃及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纳赛尔时期，政府职能部门成立各自的经济组织，负责国有化后的原私企和新建公有企业的运行。1961年，埃及共成立38个经济组织，下属 387个公有企业，其中埃及工业部下属的经济组织管辖的企业最多，共294家，包括19个采矿企业、72个食品加工企业、79个纺织企业、42个化工企业、15个建材企业、8个冶金企业、42个工程企业、8个石油企业和9个手工艺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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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国有化助推埃及公有部门高速扩张。1959/1960—1969/1970年，埃及行政事业单位的就业人数从48.3万人增加至118.7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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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0—1976年，埃及公企工人的人数从35.1万人增加到96.4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08%上升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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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已成为埃及经济的支柱，到1964/1965年，94.3%的埃及资本总额来自公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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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埃及国有化主要针对大中型私企，商业（国内贸易）、建筑行业的中小私企仍在发展。1960—1970年，埃及私有部门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虽大幅下降，但仍维持在10%以上。
79%的商业和37%的建筑承包业仍由私人部门把控。
全国绝大部分耕地为个人所有。
在农村地区，埃及政府为服务进口替代工业政策、保障城市供应和出口需求，加快农业合作社建设，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活动监管。埃及农业合作社拥有一定的集体财产，负责发放农业信贷、征购与代销等。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农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1952—1970年，埃及农业合作社的数量从1727个增加到了5049个，成员人数从49.9万人增加到了2830万人，掌握的资本总量从66.1万埃镑增至741.5万埃镑。 [9] 农业合作社基本垄断了埃及政府的农业投资。1960—1965年，埃及政府对农业领域的公有部门共投资1.883亿埃镑，占埃及政府农业总投资的91.7%。1966—1970年，埃及投资农业领域的公有部门2.086亿埃镑，占埃及政府农业总投资的95.6%。 [10] 而农业合作社负责农业公有部门投资的具体分配。纳赛尔政府还提升农业合作社的政治地位。1969年颁布的农业合作社法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官员、委员会成员和监督委员会成员为政府公职人员”，使得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正式的政府机构。
然而，多数埃及农业合作社生产功能弱小，土改又未确立土地公有制，因而私有经济在埃及农村占主导地位。纳赛尔政府曾在纳瓦吉村进行农业集体经营制试点，取得成功，并打算将其推广至全国。但是1967年的“六五战争”使该计划被迫搁置，埃及农业合作社的职能范围始终未完全扩大至生产领域。农业集体经营难以推进的深层原因，是土改造成埃及地权分散。纳赛尔的土地改革虽消灭了封建地主所有制，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并未顺势将农村土地收归国有，确立土地公有制，造成土地分散严重。1956—1970年的15年间，埃及土改最多涉及总耕地的16%，其中近13%土地重新分配给了近10%的埃及农村家庭。 [11]
纳赛尔政府还建立起价格调控制度和以补贴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福利体系。埃及的价格调控政策始于二战，最初覆盖范围非常有限。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政府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价格监管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国家对棉花、小麦等农作物进行限价收购。1956年颁布的第52号土改法令规定地租为地税的7倍，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地税又非常稳定，这实际上冻结了地租。价格调控制度的确立有助于纳赛尔政府健全福利补贴制度，照顾普通民众的利益。1960年，埃及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许多重要商品和服务，如粮食（包括面粉、米饼等）补贴、免费教育、低价医疗和住房。1960/1961—1964/1965年，埃及政府的补贴支出从900万埃镑快速增加到4500万埃镑，占埃及财政支出之比从2.6%上升到7.3%。 [12]
纳赛尔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举全国之力发展民族工业，成功提升埃及产业结构，启动埃及经济结构的转型。
纳赛尔执政的10多年间，埃及完成了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一个现代农业、工业国的转变，产业结构成功升级。1952—1970年，埃及的工业产值由6.61亿埃镑增至16.34亿埃镑，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9%上升到22%。农业产值从1.919亿埃镑增至20.7964亿埃镑，其占经济总量比重从31%下降到28%。服务业产值从12.7935亿埃镑增至37.1364亿埃镑，其占经济总量比重从60%下降到50%。
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也出现明显变化，农业和工业就业人数和比重与其产业和比重发展趋势一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也在增长。
1947—1967年，埃及农业就业人数从408.6万人减少至390.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之比从58.41%下降到50.61%；工业就业人数从71万人增加到117.3万人，占总就业人数之比从10.1%上升到15.2%；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19.6万增加至263.6万，占总就业人数之比也从31.3%上升到34.13%。
工业部门实现高速扩张是埃及经济结构转型的最大成果。1952/1953—1961/1962年，埃及工业的固定资本形成从295万埃镑增至999万埃镑，为原先的三倍多。工业部门已成为埃及总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部门，其占比还在不断上升，从24.87%增加至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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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崛起是埃及工业部门发展的内部动因。1960/1961—1970/1971年，埃及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6.2%，其就业人数年均增长5.4%。
[14]
机器制造业起步，其占埃及制造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0.7%上升到1966年的4.4%。
值得肯定的是，埃及经济发展规划虽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纳赛尔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并未搞本本主义，而是将更多的资本投到以纺织和食品业为核心的基本消费品工业，这些轻工业部门与民生息息相关，且更具有国际竞争力。1966年，纺织和食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37%。
埃及农业部门产量和机械化程度也大幅提升，但由于纳赛尔政府对农业投资不足，农村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农业部门发展相对缓慢，整体生产效率仍低。纳赛尔政府推广三圃制，增加农业投资，修建阿斯旺大坝，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1952/1953—1959/1960年，埃及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投资从60万埃镑增至1380万埃镑。这些措施确实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农机的数量。1952—1970年，埃及小麦、玉米、大米的产量分别增长40.35%、58.8%和40.3%。
1965年，棉花作为埃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占埃及商品出口的55.9%。但纳赛尔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不及工业，1952—1960年的八年时间里，纳赛尔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少于1958/1959—1959/1960年两年在工业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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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纳赛尔政府虽推广农业机械化，但是土改之后的埃及农村多是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机使用还仅局限于埃及的地主和富农家庭。因而，埃及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仍不尽如人意。纳赛尔时期，占埃及人口比重50%的农业人口仅贡献了30%的国内生产总值。
1967年埃及在“六五”战争中遭受惨败和随后发生的“消耗战”，严重冲击了埃及经济建设。1974年，萨达特借“十月战争”的胜利之势，开启了当代埃及第二次经济转型之路，即市场转型。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临危受命。他在执政初期的工作重心是稳定社会秩序，经济领域则基本延续萨达特的方针与政策。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执政前期是埃及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转型之路开启，但政府主导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埃及政府为地租性经济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虽然重视工业，但是实际上忽视了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制造业。制造业发展缓慢，举步维艰，石油、侨汇、苏伊士通行费和旅游业等寻租性部门成为埃及经济的新支柱。
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政府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私有部门，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彻底改变了埃及经济发展方向，进口替代政策被逐步抛弃。穆巴拉克执政初期继承了萨达特的经济改革遗产，并迈向新自由主义改革。
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反思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弊端，认为“60年代初如果以公营部门为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私营部门，经济便可以腾飞”
。因此，萨达特启动市场化改革，私有部门重新获得政府的支持。十月战争后，萨达特威望日增，发表《十月文件》，启动经济开放，具体政策包括大力吸引外资，鼓励私有企业发展、调整公有部门，改革补贴制度。首先，萨达特政府相继出台第43号法和第32号法，成立“投资和自由区总组织”，鼓励外国资本和阿拉伯资本投资。其次，萨达特政府陆续归还国有化资产，增加私有企业的贷款额度，恢复证券交易所，放松对私有企业的外汇管制。再次，萨达特政府试图通过员工参股等方式，售卖公有企业的股票，改变公有企业性质。例如，1975年5月出台的法令规定：本企业员工可以优先购买至多一万埃镑的股票，一个月之后其他个人和私有部门方可购买。
最后，萨达特废除棉花等农作物的统购统销政策，削弱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尝试改革补贴制度。
但是萨达特对计划经济模式路径依赖十分强大，市场转型阻力重重。1974年第43号法严格限定私有部门投资者主体，禁止投资公司、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公司成为投资主体；要求外国资本的投资必须符合埃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所有投资项目都需要埃及投资局审核，程序异常烦琐；放开商品进口限额，但又缺少配套的汇率机制。更大的阻力来自中下层民众，公有企业的调整和补贴制度的改革，触动了社会中下层的切身利益，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77年1月发生“大饼暴动”。而且，萨达特竭力吸引的外资、私人资本数量不多，又未进入制造业等生产性部门，而是涌入石油等寻租部门。萨达特政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幻象所迷惑，忽视了对埃及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1981年穆巴拉克政府上台，其在经济领域基本延续萨达特的开放政策。1981年，穆巴拉克政府出台第115号法令，给予埃及私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待遇。与此同时，穆巴拉克政府为缓解埃及消费品进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于1983年颁布第97号法，鼓励生产性部门的扩张。但政府主导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具有强大惯性，埃及公企的效率难以提升，私有部门又不足以支撑埃及经济发展。80年代末，埃及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经济危机愈益严重。1987年，穆巴拉克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一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试图进行大规模市场化改革，但引起国内激烈反对，这个协议未能付诸实施。
萨达特政府启动的经济改革，旨在鼓励私有部门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激活埃及经济。因此，市场化改革是萨达特开放政策的真正内核。但是建立在集权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萨达特政府，不愿过分削弱公有部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因而，这一时期埃及经济出现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双轨并行的局面，即在私有部门显著发展的同时，埃及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扩张并未停止，价格控制和福利补贴的力度也未明显减弱。
萨达特政府的经济开放政策促使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私企迅猛发展。1970—1989年，埃及私有部门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2.91%增长到26.53%，翻了一番。
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促使埃及私有部门进入高速扩张期，1976—1986年，埃及私有企业的数量从740893个增加到1142315个，私有企业就业人数从1414065人增加到2377690人。十年里，埃及的私有企业数量增长了52.2%，员工人数猛增了68%。
1976年，埃及私有部门产值为29.67亿美元，已超过国企20.42亿美元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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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埃及公有部门的发展惯性依然强大，行政事业单位仍保持高速扩张，公有企业直到穆巴拉克执政初期才放缓扩张步伐。从1971/1972年到1980/1981年再到1990/1991年，埃及政府部门的就业人数从129万人增加到198万人，再增至330万人，其占就业人数比重也从14.3%上升到19.9%，再上升至22.67%。 [17] 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国企每年仍吸收大量新增就业人口。直到穆巴拉克执政前期，由于埃及国企积重难返，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其扩张之势才减弱。1976—1980/1981年，埃及公企工人人数从96万人增加至134万人，其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9.4%增加到13.4%。可是在1980/1981—1990/1991年的十年时间里，埃及公企仅新增6万就业人员，其占就业人口之比也下滑至9.7%。 [18] 整体来看，萨达特执政时期，公有部门的扩张速度超过私有部门，到穆巴拉克执政前期，两者的发展速度逐步趋同。
萨达特政府为提升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开始逐步减少对价格和商品流通的控制，但为弥补在改革中受到冲击的普通民众，埃及政府的福利补贴支出不降反升，其弊端日益显露。1971年，萨达特政府取消对土地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穆巴拉克政府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取消绝大多数农产品的政府定价。市场定价符合经济规律，但客观上推高了商品价格，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萨达特政府削减补贴的政策更是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因而，萨达特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其福利补贴支出不减反增，1970/1971—1980年，埃及政府补贴支出从3.56亿埃镑增加至12.79亿埃镑，其占埃及总支出之比也从7.7%猛增至58.6%。 [19] 然而，埃及补贴政策属于普惠性的福利政策，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大饼补贴为例，1970—1979年，埃及的小麦和面粉补贴从0.8亿埃镑增至5.86亿埃镑，增加了七倍多。 [20] 人口增长固然是小麦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可补贴政策造成的小麦浪费也相当惊人。缺乏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压低小麦价格，导致部分民众对小麦不爱惜，甚至有民众将补贴的小麦作为廉价的家禽饲料。
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前期的经济开放政策，推动工业和服务业较快增长，农业部门的产值占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双双下降。但是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源于全球石油价格的骤升引发的石油出口和侨汇收入的增长。埃及产业结构反而逐渐“由实而虚”：石油出口、侨汇、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非生产部门成为埃及经济发展的支柱。相反，制造业发展疲软，甚至陷入衰退，这直接导致埃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成功。
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前期，埃及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提升。从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来看，1971—1990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大幅度下降，从29.16%下降到19.36%；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从42.4%增加到51.96%。埃及工业产值深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波动较大，1980年占比最高，达36.78%，1973年最低时仅为24.60%。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也相似变动，但变动速率明显不及产值比重。1971—1990年，埃及的农业就业人数从447万人增至598.2万人，占比从54.2%降至40.5%
；工业就业人数从125.6万人增至314.1万人，占比从15.2%升至 21.29%；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52.7万人增至663.1万人，占比从30.6%上升到38.2%。
整体而言，70年代，埃及初步成为准工业国，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7%，符合同期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和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5%的准工业国标准。
在此过程中，石油出口、侨汇、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旅游业等寻租性部门成为埃及经济发展的支柱。从1975年到1981年，这四个非生产性部门的营收从9.2亿美元增长到93.21亿美元，其占埃及外汇收入之比也从43.64%增加到77.83%。即使后来有所回落，但1990年，这四个非生产性部门的营收仍达75.16亿美元，占埃及外汇收入的53.40%。
其中石油出口和侨汇增幅最快，是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最高的两个经济部门。1975—1981年，石油出口占埃及商品出口之比从21.47%上涨至惊人的78.4%，即使到1990年，仍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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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石油开采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节节攀升，1970—1980年，石油开采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0.88%升至27.42%。80年代前半期，埃及石油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均高于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22]
此外，侨汇收入也大幅上升，且相对石油出口收入比较稳定。从1975年到1981年，再到1990年，埃及侨汇收入从1.66亿美元增加到28.55亿美元，再增加到37.44亿美元，翻了近23倍。
[23]
其中70年代末，侨汇一度占了埃及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32.88%）。埃及经济调查证实：1967—1991年埃及侨汇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所有进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侨汇的进口价格弹性也高于其他形式的进口价格弹性。
[24]
相反，萨达特政府忽略了对埃及制造业的扶持，造成埃及制造业发展缓慢，原本具有相对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业也逐渐失去竞争力，遑论产业升级。1974—1980年，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7.77%减至12.25%，直到 1989年才恢复到18.1%。
其中作为埃及传统优势制造业部门的纺织业下降最快。1970—1989年，埃及纺织业占制造业之比率从34.9%急剧下降到22.61%。
埃及年轻劳动力规模庞大，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但是埃及在食品加工、纺织、家具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不升反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0—1992年，埃及食品加工业的相对比较优势系数从3.23降到1.07。
[25]
横向的国别比较，更能凸显埃及制造业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埃及与土耳其同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结构、规模与工业生产能力相近，埃及工业品的出口比重略高于土耳其。但是土耳其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政策，逐步超越迷失在虚假繁荣中的埃及。1985年的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土耳其制造业产值达122.76亿美元，埃及仅61.66亿美元；土耳其人均制造业产值为244.1美元，埃及仅132.6美元；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总额为57.90亿美元，埃及工业品出口总额仅4.58亿美元 [26] ，土耳其的制造业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均是埃及的两倍多，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额更是埃及的近13倍。
制造业发展放缓，再加上政府税务改革也不利于农业生产，造成埃及农业部门发展迟缓。落后的农业部门无法承受埃及的人口爆炸，粮食安全问题刻不容缓。埃及政府本应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扩大棉花、水稻、洋葱、花生生产，但是埃及税务改革反而提高农作物的隐形税率。1965—1978年，棉花的隐形税率从22%增加至84%；水稻的隐形税率从34%增加至64%；洋葱的隐形税率从47%增加至86%；花生的隐形税率从8%增加至57%。这导致农业税远超其他非农业税，埃及最高的职业所得税（professional income tax）和非商业税仅为43.5%。
[27]
这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埃及农业生产效率迟迟无法提高，粮食供给危机随之逐步凸显。1990年，占总人口40%的农业人口只贡献了20%的国内生产总值。1970—1986年，埃及粮食的自给率从80%降至不足50%。
自1990年以来，穆巴拉克政府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两度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私有部门取代公有部门成为埃及经济的主要部门。但是埃及的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陷入困境，私有部门比重的提高并未成功激活经济发展的潜力。
穆巴拉克政府先后在1991年和2004年两次启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壮大和发展私有部门。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穆巴拉克政府进行第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90年代初，埃及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内通胀高企，国际收支赤字长期得不到缓解。穆巴拉克政府抓住海湾战争的契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签订协议，大幅度免除埃及所欠外债，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可具体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1993年）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环境。财政改革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施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补贴支出，降低实际工资，发行国债以减轻外债和通胀压力；另一方面提高部分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调公共服务的收费，放开工业品价格。货币政策改革主要包括开放金融部门，推行利率市场化，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扩大准备金的覆盖范围，实行汇率改革。
第二阶段（1993—1996年）进行结构调整，全面转向市场经济。首先，开放进出口，鼓励贸易自由化。穆巴拉克政府降低出口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取消出口许可证，降低出口信贷佣金、减少禁止出口商品和出口配额商品数量。其次，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加强与欧盟、美国等双边经济合作，成立自由贸易区。1989—1994年，埃及平均名义关税税率从47%下降到30%。
最后，逐步推进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改革，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各类投资活动。
公有企业私有化是埃及结构调整的核心，直接加强了私有部门的力量。1991年，埃及颁布第31号法令，提出具体的公有企业私有化目标。公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出售给战略投资者、公企股票上市、以优惠条件卖给工人持股会、公有私营、私有私营等方式。
1991—2003年，197家埃及公有企业完成私有化。
[28]
穆巴拉克政府为了吸引私人资本投资，还开放诸如钢铁、化工等重要战略部门。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放弃原来的进口替代为主导的内向型经济，转而发展以市场和私有部门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埃及经济改革毁誉参半，强化了私有部门的市场主体作用。
2004年，以纳齐夫为总理，总统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幕后操控的新内阁上台，新的一轮结构改革和经济改革拉开大幕。21世纪初，埃及经济发展内外交困：就外部环境而言，世界经济环境低迷，油价下跌，还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经济改革受阻，经济增长渐趋停滞。为重振经济活力，纳齐夫内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推出一揽子改革计划，具体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稳定埃及宏观经济环境，其主要举措包括改革税收制度和税务管理，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简化办税程序；改革货币和汇率制度，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将调控通胀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如逆回购），实行有管制的汇率浮动；改革银行业，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推动银行的兼并与收购，出售合资银行的政府股份以实现资本重组；完善基础设施，向私人资本开放通信领域，升级扩建机场设施，重组国营铁路公司，改革港口管理体制。2005年，埃及的企业增值税从40%降至20%。 [29] 2003年，修改银行法，将国内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从150万美元提至500万美元，外资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从150万美元增至500万美元。 [30]
其次，竭力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推行贸易自由化。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国资本。简化投资手续，建立一站式投资服务点，改变投资和自由经济区管理局（CAFI）职能，从原来单纯的监管部门转变为投资推动者。另一方面，继续降低进口关税，简化海关审批手续，取消服务费和进口附加费。同时加强与世贸组织、欧盟等组织的经济合作，鼓励出口；2004—2011年，埃及的平均名义关税税率从17.53%下降至10.28%。
同期埃及的海关审批手续从原来的26项减至5项。
[31]
最后，大力推进公有企业私有化，这是纳齐夫经济改革的重点。2004—2010年，282家埃及公有企业完成私有化
，其中包括出售埃及第四大银行亚历山大银行五分之四的股份，埃及电信五分之一的股份，以及两家大型公有企业——亚历山大原油公司（Alexandria Mineral Oils）与西迪克里尔石油化工（Sidi Krir Petrol Chemical）和公有连锁超市奥玛尔（Omar Effendi）。
[32]
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暂时增加了政府收入：2005/2006年，埃及私有化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006/2007年度也达1.6%。
[33]
穆巴拉克中后期的经济改革，降低了埃及公有部门的就业比重，恢复价格机制，削减福利补贴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此过程中，私有部门发展较快，市场在埃及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有部门是穆巴拉克政府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穆巴拉克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埃及公企数量和就业人数骤减。1990—2010年，480余家埃及大型公企被出售、转让给私人。埃及公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990/1991年的140万人降低至2004年的100万人，最后至2010年的70万人，其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从9.66%下降至5.35%，最后降到2.94%。穆巴拉克政府还精简机构，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扩张。在经历90年代快速扩张之后，埃及行政事业单位的增速终于放缓。行政事业单位的就业人数从1990/1991年的33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500万人，2011年增至550万人，其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从22.76%上升至26.74%，然后回落到23.11%。可见，穆巴拉克中后期的结构改革，改变了埃及公有部门快速扩张的趋势，大幅降低了公有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公有部门的整体就业人数从470万人增加到600万人，最后到620万人，其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从32.42%减少到32.09%，最后减少到26.05%。
与此同时，穆巴拉克中后期埃及私有部门高速扩张，发展成为埃及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门。1992—2011年，埃及私有部门的就业人数从960万人增至171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68.6%上涨到72.0%，私有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从2004/2005年的62.3%上升到2010/2011年的63.2%。其中，私有部门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0/2011年，私有部门占批发和零售业产值的96.9%；占制造业产值的83.7%，占建筑业产值的88.1%；占运输业产值的74.7%。私有部门在通信业和金融业也得到长足发展，2010/2011年，埃及私有部门占通信业产值的66.6%，占金融业产值的32.8%。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和家庭工人在埃及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1991—2011年，埃及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从31.5%降至29.3%，家庭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14.7%降至10.9%。
此外，穆巴拉克政府还废除价格监管，削弱埃及农业合作社职能，大幅下调政府福利补贴支出的预算。1992年穆巴拉克政府出台第96号法，规定用市场手段调节土地租赁关系。这宣告纳赛尔的土改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地价从政府定价变成市场定价。埃及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职能不断减弱，规模迅速下降。1995年，对吉萨和阿斯旺两省35个村的社会调查显示：农业合作社仅提供26.5%的化肥、31.4%的种子。2007/2008年，埃及农业合作社的服务价值仅有1.97亿埃镑。
穆巴拉克中后期，埃及产业结构升级无法推进，这主要是由于埃及制造业发展已完全停滞，出口乏力，无法支撑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旅游等行业虽能赚取大量的外汇，但并非实业部门，无法真正提高埃及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质量，而且极易受到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影响。
穆巴拉克中后期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从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化来看，1991—2010年，埃及工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幅上升，从33.3%增至37.5%，其中石油出口和建筑业占近一半工业产值。埃及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则略有下降，从17.6%降至14.5%。
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变化幅度不大，维持在50%左右。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化也证明这一趋势。1991—2010年，埃及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之比大幅下降，从38.1%降至28.8%。工业部门仅接收一半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其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从21.2%增至25.9%。另一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其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40.7%增加到45.3%。
然而，埃及的服务业多为低端行业（非正规部门），生产效率低下。埃及农业劳动力转变为服务业劳动力，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这种模式的劳动力转移还导致服务业产值比重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长失衡，即5%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竟无法换来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增长。
制造业“熄火”是埃及产业升级遇困，始终处于国际产业链下游的根本原因。1991—2010年，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断波动，但并无实质增长，只是在 17%—19%之间小幅波动。
其中，传统上具有优势的纺织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占制造业之比进一步下降，从14.53%急剧下降到5.75%。埃及制造业更缺少高新精技术，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之比始终未突破4%。
反观坚持进口替代政策的土耳其，两国之间差距日益拉大。2003年，工业品出口已达土耳其出口总额的85%，而埃及的工业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9%。
[34]
相反，埃及经济对地租性行业的依赖不断加强，其中旅游业发展最为迅速。从1990年到2000年再到2010年，埃及四大非生产性部门的营收从93.21亿美元增长到121.15亿美元，最后至358.76亿美元，其占埃及外汇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攀升，从53.4%增加到53.87%，再提升到61.7%。
其中，受益于全球跨境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和埃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埃及旅游业迎来了井喷，旅游业收入从10.72亿美元增至43.14亿美元，最后到115.91亿美元，其占外汇收入之比从7.61%增加到19.18%，最后增至19.86%。2010年，旅游创造外汇收入更是超过侨汇和石油出口。
但埃及的支柱行业均为非生产性部门，未能提高埃及生产效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1990—1995年，埃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降低了0.29%；1995—2000年，埃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增加了0.02%。
[35]
与此同时，埃及的支柱行业属于“靠天吃饭”，缺乏自主性，过于依赖外部环境。以石油出口和侨汇收入为例，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导致石油出口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大幅波动。20世纪90年代油价持续下降，其中1998年石油出口跌至低谷，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4%。2002年后，世界市场上油价回暖，2006年达到波峰，埃及石油出口收入又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1.64%。
由于海湾战争和海湾国家实施劳工本土化政策，埃及的回流劳工数量不断增长，侨汇收入在1990—2010年增长缓慢，占比减至16.2%。
[1] Saad Eddin Ibrahim，Caglar Keyder & Ayse Oncu ed.， Developmentalism and Beyond ，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gypt and Turkey ，Cairo：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94，p.116.
[2] Saad Eddin Ibrahim，Caglar Keyder & Ayse Oncu ed.， Developmentalism and Byond ，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gypt and Turkey ，p.120.
[3] Saad Eddin Ibrahim，Caglar Keyder & Ayse Oncu ed.， Developmentalism and Byond ，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gypt and Turkey ，p.122.
[4] Patrick O'Brie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 s Economic System ： From Private to Socialism ，1952-19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328.
[5] Patrick O'Brie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 s Economic System ： From Private to Socialism ，1952-19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80.
[6]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79.
[7]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49.
[8] Patrick O'Brie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 s Economic System ： From Private to Socialism ，1952-19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25.
[9]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p.286.
[10] Ibrahim Hassan El-Issawy，“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Egypt'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 ，New York and London：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82，p.117.
[11]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Routledge，2007，p.9.
[12]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214.
[13] Patrick O'Brien，Patrick O'Brie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 s Economic System ： From Private to Socialism ，1952-19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327.
[14]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a Report Labor Market Approach ，A Report of an Inter-agency team financed by the UNDP and organized by the ILO，1982，p.49.
[15] Patrick O'Brie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 s Economic System ： From Private to Socialism ，1952-19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329.
[16]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206.
[17]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79.
[18]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63.
[19]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214.
[20]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214.
[21]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2007，p.123.
[22]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2007，p.124.
[23]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 Egypt in the 1980 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1982，p.34.
[24] El-Sakka，Mohammed IT and Robert McNabb，“The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migrant Remittances，” World Development ，1999，Vol.27，No.8，p.1500.
[25]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2007，p.128.
[26]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 Conventional Problems ，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The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2002，p.20.
[27] Karima Korayem，“The Agricultural Output Pricing Policy and the Implicit Taxa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in 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 ，1982，p.181.
[28] Farah Nadia Ramsis， Egypt ' s Political Economy ：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Cairo：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9，p.54.
[29] Farah Nadia Ramsis， Egypt ' s Political Economy ：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9，p.31.
[30] Farah Nadia Ramsis， Egypt ' s Political Economy ：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9，p.32.
[31] Farah Nadia Ramsis， Egypt ' s Political Economy ：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2009，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p.30.
[32] Calugi，R.，S.Caselli and M.Cernov，“Competitiveness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Central Asia ，2011，p.31.
[33] Central Bank of Egypt，“Monthly Statistical”， Central Bank of Egypt ，January 2017.
[34] Amr Adly， Sta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 Turkey and Egypt in the Post - Liberalization Era ，2012，p.4.
[35]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2007，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