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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7月2日，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主办了“小农韧性与韧性国家”的线上论坛。这是田野政治学系列论坛的第一场。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徐勇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陈军亚教授首先开讲，提出了“韧性中国”的概念，并从“小农韧性”的角度探讨了“韧性中国”的历史社会基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就这一话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徐勇教授在发言中谈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内容是定义权，即知识生产者通过创造概念定义事物，并规制人们的思维。现代社会科学由西方创立，西方学者通过生产概念定义国家。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被定义状态，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方式，是根据事实自定义和再定义。韧性国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本文为此次论坛的会议实录。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今年这个年份是最能考验和检验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韧性的时刻。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具有特别意义。今天的会议由“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主办。这个公众号是由学人创办的学术共同体，旨在从田野汲取理论源泉，将田野调查提升为理论，建立田野与理论的关联，这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今天田野政治学主办的第一次论坛，议题是“小农韧性与韧性国家”。
今天的主讲人陈军亚教授，可以说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小农韧性”特别相似。近几年田野调查，走遍中国，包括西藏高原。特别是担当调查团队的开路先锋，遇到无数艰难险阻。经常是擦干了眼泪继续前行。正是在此基础上，她撰写了《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型——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发表于近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为了炼土为金，将田野调查资料转换为政治学理论，现在又进入北京大学，追随名牌老师王浦劬教授进行深造。
第一位与谈人徐湘林教授是北京大学博雅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的校训便是“忠诚博雅”。湘林教授留学美国，追随政治学大家戴维·伊斯顿，是国内最早倡导国家治理研究的学者。这几年，湘林教授对乡土民情也非常关注。他的父亲是多年的基层老干部，是我们田野调查的重要访谈对象。
第二位与谈人是吉林大学的周光辉教授。在国家理论方面的造诣很深，培养了多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者。
第三位与谈人姚洋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在国际化和本土化、国家高层和小农基层、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成就非凡。他今天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与谈我们的话题。
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我今天主要是向各位老师报告一下“韧性小农”这篇文章，以及最近由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向各位老师求教，也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文章的题目是《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型——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定义中国，是一个古老又常说常新的话题。之所以常说常新，是源于视角的不同。我们不断的从新的视角去发现中国，也对中国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观念等视角去定义中国。但是，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制度或者观念的共同体。国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社会基础决定国家的制度和观念特征。
韧性是当下热词，尤其是面对疫情发生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领域所造成的一些困难局面，有许多关于中国韧性的声音。在此之前，学界也有关于中国政体韧性的研究。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许多非学术的表达，比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国人是打不垮的”等生活话语。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认知，还是西方学者基于不同前提的观察，韧性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品格的代表，不管是精神品格，还是制度品格。那么，问题就在于：国家的韧性从何而来？是一种凭空产生、突然出现而被观察到的国家特性？其当下特征的历史社会基础何在？
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伦理观念来自何处？来自历史，生长于社会。思维或观念在实体世界中运行，而不是在大脑的构想之中。对中国国家品格的韧性特征，需要超越国家体制或者制度本身，去寻找它背后的社会基础；也需要超越当下特征，看到它背后的历史根基。
那么，长期历史存在且构成国家历史根基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有不同角度，但有两点共识不容忽视。一是一个古老中国，这个古老中国建立在家户小农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由漫长农业文明历史所形成的家户小农为主体的社会。中国的历史在家户小农的社会基础上长期演化发展而来。迄今为止，小农仍是社会的主体成分。第三次全国农业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规模农业经济户只占农业经营总户数的2%。二是从小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就是双轨治理，自我发展。县上一轨是国家正式的权力体系，县下一轨是小农社会的自我发展。
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个小农社会有什么特点呢？
小农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最为经典：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落后性、脆弱性。小农的脆弱性也得到其他一些学者很形象的描述，比如“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那么问题是：这种概括是否适用于对中国小农的描述？
经验现象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处于特定时空之中的人，在观察和理解经验现象时，所处的方位和视角非常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的判断，主要是对法国和德国小农的观察。是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获得发展的这样一种历史方位，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的视角来认识的。但观察中国小农，中国的历史是缺少这个方位和视角的。
从视角看，中国小农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碾压，中国直到近代以前，在世界历史上表现出的并不是落后性，直到清代，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经济，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这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先生的观点。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也说过，他说“相比较于19世纪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国农业的效率非常神奇。中国的农业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知识的帮助，完全是农民个人技巧的成就”。这是视角。
再看方位。从后往前看，小农生产方式和小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存在了几千年；从当下看，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成分，而且未来一段时期，他们也不会被消灭。用姚洋老师的话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不在于农业规模化和农民组织化，小农经济具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用党和国家的话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也就是说，传统小农要转型为现代小农。这是十九大报告的定论。
2015年，我参加了“深度中国调查”项目，对全国七大区域的村庄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时期中国小农十分丰富的生产生活形态。这些细微且十分丰富的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反思既有理论的观点。中国小农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很难在“小农脆弱性”的结论下进行解释。我们认为，需要对中国小农的特性进行“再认识”。我们发现，相对于“脆弱小农”而言，中国小农具有韧性。小农的韧性是指小农户在与外部环境交互中，特别是面对各种压力所表现出来的“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从对环境的适应中获取自我稳定的力量，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能力。韧性的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环境的适应性。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性非常大。比如说水对稻作农业的重要性就好比钢铁和煤炭对工业的重要性一样。中国小农对环境的适应性就特别体现在对水的运用上。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传统中国的村落社会中存在非常精妙的用水制度和安排。比如湖南村落中的塘会，对一口水塘实行股份化的管理方式，有水权和水的股份。除此以外，还有四川地区的冬水田。我调查的村庄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那里以丘陵和平坝地形为主。那里的气候不缺雨水，但是雨水的季节分布和农业生产周期不一致。村民怎么做呢，他们将家中的土地分为三块田，一块浅水田，正常耕种，一年可种两季。还有一块地，叫做冬水田，一年只种一季，秋天谷子收获以后，就加高田坎，用来存储今年冬天和明年春天的雨水。还有一块坝上不容易储水的田土，第二年耕种需要用水的时候，就用冬水田的水。农民会根据家里田土的数量、位置分布，等等，安排三块田的用途和面积。这是第一个表现。
二是面对外部压力时的一种内在的稳定性。和商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安土重迁。商业文明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位移中才能创造财富，农业文明是一种生产性文明，更强调空间的稳定性。所以我们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反映了对土地稳定性的追求。这里看起来似乎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千年土地八百主”，就是说土地交易十分频繁，另一方面又是对土地稳定性的追求。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私有制”，我们的调查发现，土地私有制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形式。这些实践形式背后几乎都隐含着一些实现土地稳定性的机制。比如，安徽的土地产权有田面权和田底权之分。田面权是永久佃耕权，田底权是所有权。还有压板金，缴纳了压板金，在这个期限内田主就不能再转租出去。还有在云南红河地区发现的长买、短买等，长买就是长期租种权。所以实际上，土地的频繁交易，是人多地少压力下追求土地稳定性导致的结果。但是土地交易的很多形式，又体现着农户对稳定性的追求。
三是处理复杂情境的灵活性。农事生产经常面临复杂环境，比如劳动力不足和季节性的闲置，又比如天灾人祸的意外，等等。这里要十分强调农民的分工分业、生产调整等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我还是要提到四川。四川我们知道山多地少，怎么实现生存？对家庭劳动力的管理。我在调查中的感受，我感觉一个家庭的家长，他对家庭劳动力的管理水平，相当于我们现在公司里人力资源部经理的水平，甚至还要高。比如我曾经调查到一个村的裁缝，他家田很少，劳动力也少，我很好奇他们怎么生活。他跟我们讲，每年冬月他的父亲就开始做裁缝，过完春节以后大家都不做新衣服了，他父亲就开始带着家里的孩子们一起背石灰去卖，石灰是烤纸用的。过完春节就快到清明节了，清明节黄纸卖得好，所以这个季节背石灰的收入高。清明节之后就到农忙季节，白天就到别人家帮工，晚上再干自己家的活。等农忙季节结束，他的父亲又开始做裁缝了。
四是对外部因素的吸纳性。家庭农业中总是存在劳动力的季节性不足。帮工和换工是解决季节性不足的方式。内容十分丰富。我们都知道，在南方，牛对于耕种土地特别重要；在北方是骡子和马。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牛。一是养不起，二是土地太少不需要养一头牛。四川村民告诉我们家里要有20亩地，才适合养一头牛。没有牛怎么办呢？办法很多。第一种，牛工换人工。我帮你干一天活，第二天你家的牛帮我干一天活。这是一种换工的形式。第二种，你家有牛，但没劳力，我家有人，但没牛，我们也可以换。我用你家的牛，帮你犁你家的地。第三种，帮牛腿。我家田少，不养牛，你家田多，但养一头牛也有富余。你买牛时我出一半的钱，这叫帮两条腿，或者出四分之一的钱，这叫帮一条腿。犁地的时候我可以用你家的牛。第四种，合犋。你家有牛，我家有犁，咱们合在一起两家都用。这种形式北方也很常见。
五是面对困难和压力时的相互救助性：血亲救助、乡绅义助、村民互助、政府赈济，等等。特别是村民之间的互助，调查发现传统时期村落中存在很多的“会社”组织。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生活互助，“打会”几乎覆盖生老死葬的所有方面。越是贫穷的地方，社会组织越丰富。比如安徽亳州的一个村，村里的妇女也打会，用鸡蛋打会。这方面的调查材料特别多。我在浙江桐乡调查时对村民面对灾害和危机时的互助安排，印象特别深。桐乡河浜比较多，不缺水，但容易遭水灾。水灾以后，田地都被水淹了，怎么排水，先从谁家田地排，流经哪些家的田地，最后从谁家田地排出去，由一个领头人，田首安排。因为最后排出去的田地，受灾肯定是最严重的。安排什么呢？安排灾后的救济。水排完以后，田首组织大家一起按各家田地的面积凑钱，对最后过水受灾更严重的人家进行补偿。所以互助性就好比一张密集的关系网，小农处于不同的网格之中，相互联结起来抵御风浪和危机。
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家户小农为何具有韧性特质？
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有特别强的家庭责任感。我们知道宗教有两大功能：一是为人生提供意义；二是对人的行为提供约束。宗教对于欧洲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视角，在中国，提供这一认识视角的是家庭。家庭观念对宗教的两大功能提供了替代机制。“意义”和“约束”表现为一种责任感。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说法，比如“孩子还小”“上有老下有小”。这些话很简单很朴实。说的就是一个道理：家庭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因何而生呢？源于家户小农的历史。
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不了解中国，但是如果你只了解中国，你也不了解中国。这是一位老师说的。
从世界小农历史看，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有欧洲的庄园农民，也有俄国的村社农民，其共同的特点是农民与其所属共同体之间的依附。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小农的历史经历了从宗族隶农到家户小农的演变过程，但与世界不同的是，宗族隶属农的历史比较短暂，在欧洲还属于被庄园领主所控制下的农民社会时，中国已经早早进入家户小农的历史。
在早期，中国的农业生产从公社农业开始。早期的公社农业以宗族为基本单元，聚族而居，形成自然聚落，聚族生产，土地为族所有。家庭依附于宗族村社，从族内获取耕种土地。宗族村社隶属于封建领主。依附于宗族村社的小农与国家最高统治者不发生直接关系。随着铁器的运用带来生产工具的极大改进，增强了宗族村社中家庭小农的拓荒能力，家庭逐步脱离对族的经济依附关系。
同时，为了维持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国家基于赋税动机对土地兼并进行抑制，一方面，导致了宗族村社的解体；另一方面，实施分家、立户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一起，带来了“家”与“户”的结合，家户小农成为国家赋税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从此，家户小农成为中国小农社会漫长历史的主体成分。这张图大概呈现了中国家户小农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编户齐名”。无论是大规模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还是小规模土地生产者的农民，都是国家的子民，同等缴纳赋税。纵向上，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我们在河北听到老人这样说，他说“孝敬老的不怕天，交完皇粮不怕官”。横向上，与其他土地所有者具有同等身份，租佃土地交纳地租，但不具有人身控制关系，可以撤佃也可以改佃。
所以对于传统中国的家户小农来说，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无依附赋予自由：生产自主，迁徙自由。无保护意味着责任，政治自力，自我负责。
所以，与欧洲农民经历了漫长的农奴身份的演化过程不同，中国的家户小农较早摆脱人身依附和经济控制获取了自由。正是这种无依附无束缚的自由，内生出家户小农的责任意识，并构成其韧性来源。我们可以看小农韧性的责任机理，有以下四个方面。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对等机制：血缘性的对等关系，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机制。“血缘共同体成员只有履行了与其位置和名分相应的责任，才能具有居于相应位置并获得相应权力的正当性”。所以我们说“养儿防老”就是这一个对等性，你养了儿的小，儿会养你的老。这是正当性，如果不这样做，你的行为就失去了正当性，就会受到道德谴责。
作为生活共同体的责任分担机制：共同责任、彼此分担。分家析产，各负其责。我在四川一个村庄里面看到一家三代人的分家合同。它不叫分家合同，叫分管合约。分管就是各自管好自己的家庭。每一代的分管合约上，前面详细列出家产的分法，大到田地房屋，小到一把扫帚、一把雨伞。合约的最后，都有这样一句话：“如不安分守己，外面惹是生非，各自抵挡，兄不得扳弟，弟不得扳兄。”这就是各负其责，分家就是分责。
作为生产共同体的责任内化机制：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彼此之间的亲情约束，生产活动有着共同的期待和目标。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劳动，责任机制内化于家庭成员内心，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免于外部监督的困难。这种责任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之间在请工的时候，有一些隐秘的安排很有意思。比如，插秧。一般会请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最先插秧，叫做开田。为什么请能干的人呢？因为这个人站在最前面，后面大家一字排开，如果你偷懒，或者技术不行，那么你就会掉队掉很远，这样就很难看。那么家里人干活有没有这样的安排呢？肯定没有，为了家庭利益共同劳动是一种不需要监督的习惯。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责任连带机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户”为国家赋税的征收单元，征兵也是以户为单位，户是治理单元。家户成员对国家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在当下，我们看到有一些现象，其实背后的道理就在这里。
最后做一个结语。中国长期历史存在且已经构成历史基因的社会是由亿万家户小农所构成的社会。以往对小农的品性认识不够。只见其脆弱性，未见其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正是这种韧性支撑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悠久文明，并已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基因之中，使之成为国家的特性，这就是韧性国家。
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变迁，是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国家转型。但基因性的因素，在转型过程中不会轻易消失。费正清先生说过：“中国根本上是一个既不同于俄国又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是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和环境而发展的……现代中国的底层和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扎根在另一种古老文化传统中的中国社会……”费正清先生所言的“这个隐藏在底层和背后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这个“底层和背后”的中国社会以及它的特点，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底色”或者“基因”，需要我们进一步发现它，认识它，理解它。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我就这次论坛涉及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座的有很多中国农村问题专家，而我在这方面知识有限，所讲内容不一定都对，供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讲四个方面。首先讲讲近些年中国政治学出现的一种气象，就是本土派政治学的异军突起。国内一些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带领他们的团队开始打出自己的学派番号，举办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些本土派政治学派具有本土的关怀，观察本土政治现象，关注本土的政治经验，试图在本土政治研究的经验积累中提出自己对本土政治的一些看法，一些新的概念，一些新的理论框架。这些学者都在试图提出一些西方经典的或者传统的研究中没有使用过的概念，用这些概念来引导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或者从观察中提炼出能够解释本土政治现象的一些概念。
那么，这些本土派政治学最后能不能成大气候？或者说这些本土学派能够产生多大影响？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派学者需要有更大的学术志向，不能满足于提出新概念和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经验数据的积累，还要有意愿和能力进行自主的议程设置。也就是从新的观察中提炼出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经验数据积累，本土派能不能将研究推进到一个理论化的进程，因为只有通过理论化，我们才有可能扩展出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发展出新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小农韧性与韧性国家这两个概念就很有意义，这里包含了一些相关的可研究的一些理论内涵。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总体来说是蕴含了某些理论假设与设想的，或许能够为中国本土政治学拓展出新的理论和知识领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理清楚。也就是说，小农韧性和韧性国家这两个概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真正能够构成本土政治学的一个议题设置呢？如果可以，我们需要去回答哪些基本的理论？田野政治学派立足于经验性研究，除了事实的呈现之外，还应该在理论上做哪些努力？以及引发我们更多的理论思考？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派在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试图在理论解释上产生具有影响的学术成就。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学派应该强化自身理论建构的专业水准，培养议题设置的意愿和能力，以及研究方法选择上的深思熟虑，才有可能发挥本土研究的比较优势，并获得有影响的成就。
第二，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主题讲座的第一个概念。今天的研讨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小农韧性，另外一个叫韧性国家。
我们讨论一下第一个概念：小农韧性。我们也可以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理清楚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使用韧性小农的概念要回答哪些问题？小农韧性的概念是用来解释、说明什么问题的？我们要搞清楚，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还是一种描述性概念？我们讲，小农经济的基本定义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不产生共同劳动力和共用劳动关系，并且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韧性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形式之上的。这种韧性的解析是否能够真正在理论或在经验水平上推翻“小农经济脆弱性”的命题呢？还是说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些理论问题需要去解释清楚，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弄清楚小农韧性提出来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有什么问题可设置，可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因此我们需要去回答韧性小农的概念是用来解释什么问题，我们看到它不能够反驳或者不能够替代脆弱小农理论，同时小农经济的韧性它的定义是什么？刚才我听陈老师的主题发言好像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只谈了一些特征，举了四个方面的特征。当然，陈老师从她深厚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归纳出来的这些特征非常有说服力。但这个好像又超出了我们经典定义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那么是否说我们讲的小农经济只是这么一种经济学定义上的现象，但还需要一种外在的文化包装和文化框定，才能体现小农的韧性？因此我们可以讲小农经济的韧性是其自身的特质还是外在条件所决定的。我也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听过陈老师在云南的一个长期研究的个案，我们也曾做过交流。记得那是一个云南边寨的长期调查，当地村民长期以来都始终保持了传统山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土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体制都没有改变他们传统的权威体系、分配体系。直到国家战略需要在那个地方大规模开发橡胶种植园，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橡胶园是一种完全现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加上国家的强力推广，一下子把这么多年来顽强生存下来的所谓的部落组织、权威分配关系就打破了，把年轻人吸纳到一种现代生产关系中间来，脱离了原先的环境。这些案例可以使我们提出一些很有趣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归纳。当然还有历史文化层面的影响和路径依赖。20世纪我在美国UCI念书时经常向历史学家何炳棣老先生请教，何老先生曾经给我说起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什么。他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是中国有一个类似于宗教的祖先崇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宗法基因，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始终存在这一种宗法的观念，它就像基因一样存在于中华文明的机体之中，它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化现象。当然宗法关系和观念在欧洲历史上也存在过，但是在近现代被现代法治关系给打破了。但是中国的宗法观念和关系没有被打破，而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形成了一套以血缘亲情为中心圆的一种信任关系和生产关系。这种特色当然具有很强的东方传统文化的色彩，所以我们讲小农韧性本身是否就具有某些历史文化的特点，因此这种传统路径依赖与小农韧性是不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关系。
第三，有关韧性国家的概念。韧性国家讲什么？这一概念与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所提的中国威权主义的韧性有什么关系？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中威权体制一直被看作一种不大稳定的政体形式，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相比具有脆弱性。这种理论曾经被用来分析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并反复被用来作为论证中国崩溃的理论依据。但是后来发现中国通过40年改革开放，西方的一整套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现象，理论所期待的中国体制崩溃或者说现行制度瓦解不仅一直没有发生，而且越来越好，这里就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经验之间的矛盾。后来，美国专家学者就提出了威权主义韧性的解释。我一直很关注美国主流的政治发展理论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经验的问题。在2009年的北京论坛上提交了我的一份研究成果，提出了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解释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经验。在我看来，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回避国家基本问题，只谈政治体制类型和比较政体制度性优劣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比较政治研究以国家政体类型为主要观察对象来分析政治问题，这种研究方式是具有重大历史缺陷的。一是它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总以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二是忽略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功能和经济社会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我认为应该从一个所有类型国家都会共同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入手来研究政治问题，而不是只关注政体类型。因此我在2009年就提出了国家治理的一个观察方式。
这里讲韧性国家应该与美国专家提出的威权主义的韧性的观点区分开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韧性国家的概念应该是为了解答什么问题的呢？我认为韧性国家概念应该有不同的理论视角。比如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国家的韧性来自于哪些特征？在这里，政权类型不再是关键性的因变量。同时在这里面，国家的定义也需要去重新确定。最近我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研究，比如说国家治理的结构和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均衡条件等。还有就是如何维护国家治理结构的稳定和体制性变革之间的均衡等问题。当然，韧性国家的概念也是有很多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扩展空间的。
第四，我们如何来认识小农韧性与韧性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小农韧性跟韧性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小农韧性是否能够推导出韧性国家的结论？从理论的建构而论，我觉得要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会遇到一个逻辑跨越的难题，并且可能是逻辑链上一个很大的跨越难题。也就是说韧性小农的属性与基本特征很难自然而然地推导出国家韧性的结论。这个中间没有一个很密切的因果链，所以还需要再去探讨。如果一定要建立某种相关性的话，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传统国家在税收和徭役方面对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某种依赖。反过来，小农经济的存续也有赖于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持续。小农韧性跟韧性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假设和探讨。
我总的看法就是：第一，小农韧性所强调的是围绕小农经济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家族关系、亲朋关系的一种存续，以及这种存续的原因。如果外部压力不够强大到一定程度，这种小农经济形式就能够生存下来。第二，我们讲的韧性国家，韧性国家涉及的是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存续问题。任何一种国家形式，不管其权力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源泉是什么，其存续都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发挥，面对危机、挑战风险的掌控能力有关。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多更加具体的内容在田野调查中去汲取经验来论证相关的问题。
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我想就韧性国家如何成为一个共识性概念，谈三点认识。
韧性国家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是对中国国家形态长期延续性的经验描述。目前还是基于中国国家形态长期延续性的历史事实给出的主观定义，也就是，贴上了一个理论化标签。要成为一个共识性概念，还需要精致的理论化建构过程。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需要描述现象、解释原因、预测未来的角度讲，韧性国家的概念化需要完成呈现、解释、建构，即呈现事实、解释原因、建构概念三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呈现事实。韧性国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定性研究。呈现事实不是将历史事件的再现和重塑，而是要通过深度研究，探寻其内在构成要素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要素间的关系在时空维度上的分布—即内在关联结构，把决定和影响历史行动者的情境因素或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呈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深度研究，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去发现深层的结构性因素，韧性国家的主观定义才会有客观性基础。例如，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在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经预言：中国必然要解体。他有一段大家经常引用的话：“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是马克思当年的预言，中国必然要解体。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军阀割据，制度变了，也有分裂的活动，但为什么中国没有解体呢？可以做一下比较，当时在时间差不多的同时代，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就解体了，而中国在王朝国家向民国转型的过程中却没有解体。这就说明，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并不同步。所以军亚他们要探讨国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也讲，中国是以一个统一的进程进入现代的。中国历史有统一，有分裂，但总体是一个统一的进程，这样一个统一的进程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我想应该呈现出来。根据国家要素理论，韧性国家呈现的情境因素，应围绕地理结构（实际上，当代中国是建立在清朝的疆域基础上的。清朝完成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融合。清雍正帝认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所以当代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所以我想，我们在考虑结构性因素的时候，要考虑地理结构）、人口结构（包括中国是原住民占主体的国家）、民族文化结构、历史传统，还有重要的权力结构，要进行深度研究。深度研究的难度在于，需要在历史的变迁中呈现情境或结构，在呈现情境和结构的过程中，表现历史的变迁。
第二，解释原因。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政治学不是历史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仅要呈现事实，更重要的是揭示其内在的因果机制。需要解释韧性国家形成的原因，展现逻辑，揭示形成的因果机制。只有从历史纷繁复杂表象中，揭示那些决定系统性特征的因果机制，处于变革中的复杂中国，才能被理解。我举个我们团队正在做的研究为例，也有相关性。这个例子就是对口支援。近些年来我们在研究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领土范围广阔的国家，在世界上领土排在前七位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体制。那么，中央政府始终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即治理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周雪光教授一篇文章讲得非常好，“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有助于减轻国家治理负荷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要找到减轻治理负荷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机制是什么。我们用对口支援这样一个机制来解释这种现象。对口支援最初是作为一种应对地方重大问题时，为减轻中央政府治理负荷而临时采取的具体措施，后被中央政府在诸多事务中广泛应用，成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有效机制。我们发现对口支援具有四种重要功能，即分散风险、分摊成本、汇集资源、形成合力。像现在我们讲的精准扶贫、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过程，得到了充分证明。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展开了。
第三，建构概念。阐明韧性国家概念的构成要素，概括韧性国家的韧性特征。那么在呈现事实、解释原因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韧性国家进行概念化，要阐明韧性国家的关键性构成要素。只有完成了概念化，来自历史现象的经验性描述，才可能成为一种共识性概念。
我讲的概念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呈现事实，这是概念的客观性基础，是呈现事实，这是深度研究。第二个阶段是解释原因，实际上要揭示内在的因果机制，这样才能把复杂的现象简化，变成可理解的现象，才可能被人们所理解。第三个阶段是概念的建构，包括它的内涵、关键因素、特征。只有概念化，建筑在呈现事实、因果机制的揭示上的概念化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化。如果离开了呈现事实，离开了因果机制，这种概念化是外在的，不可能内在化。我所说的概念化的进程，呈现事实就是把你引用的概念和你的对象实现一个内在的联结，而不是外在的标签。现在我们好多的概念都是外在的标签。军亚教授做得很好，她有了非常好的韧性小农的研究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它和国家韧性之间怎么建立勾连？非常具有挑战性，还有长期的路要走。
另外，韧性国家的概念化，最重要的是要经受现代性的挑战。过去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的观点）。因为国家生存的条件和情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韧性小农与韧性国家，同样都在经受着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挑战，韧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适应性和求变性。中国的《周易》讲得非常好，“变则通，通则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的两大主题，就是要回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和平融入世界体系的两大问题。实际上它要回答的韧性国家概念建构面临的理论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形态延续的现实挑战。所以我非常认可军亚教授的努力，但我想，后面还需要更加艰辛的努力过程。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好地合作。
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这个报告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小农的韧性和韧性国家。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是这些年更多是在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说是离开了农村经济这个领域，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关联。我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中国这个小农存在的一个必然性，谈一谈所说的这个韧性，然后我也想和湘林一样谈论一下这个小农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听起来这个好像不仅仅是讲小农的韧性，而是要把小农的韧性和国家关联起来，这又有许多问题值得仔细的探讨。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农的必然性，我觉得小农的必然性是由中国人地关系决定的。这完全是根本性。我们看中国所谓的土地私有，是从宋代开始。从北宋开始，建立了土地的完全私有，但是这个北宋还是保留了很多庄园制度，看《水浒》里写的卢俊义逼上梁山，他下面有庄户。庄户就是他的半农奴，或者说农奴，也是他的私人军队。到了南宋，这种关系就完全瓦解了，基本建立了现代所说的小农经济，明清进一步加强。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小农经济，还根深蒂固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地关系，我觉得没有别的原因。人那么多地那么少，那只有搞小农经济，这是个必然的结果。中国今天，虽然我们农业比重下降了，城市化的速度很高，说来我们有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包括了进城但没有户籍、户口，在城市生活的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会稳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可能超过80%，这是不容易的。当然和我们城市化率统计的口径有关系，必须按照所谓的城市建制才能叫城市。但是我们的好多村庄，按照国外的标准，比如美国的标准，按照人口密度，那就是城市化地区了，那就算城市化了，但是中国不算。所以就按照我们国家的口径来统计，我估计我们的城市化率最后差不多稳定在80%。十年后可能我们的人口数量会下降，但是这个下降速度不会太快。可以想见未来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我们的人口在14亿左右，14亿的20%就是2.8亿人口，我们的耕地是多少？我们现在说要保留18亿亩，简单一算人均大概就是6.4亩，这是我们的现实：人均就是6.4亩，三口之家就是18亩。这是什么概念呢？美国的一个小农场，可以是200英亩，1英亩等于6市亩，就是说一个小农场1200亩地，我们平均的一个农户只有18亩地，或者说20亩地。再去算，哪怕将来我们只有10%的人住在农村，也达不到美国的1/10。所以如果我们期待中国的农场能够变得和美国一样，能跟美国竞争，这种判断肯定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人地关系造成的。东亚都是这样。像日本这么发达的国家，去看那些农村也是小农。因为我在日本教过书，我教书的学校叫日本国际大学，就在水稻田里，田中角荣的故乡，旁边都是小农，而且那里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扛着个锄头，这是东亚的宿命，人多地少，这是必然性。
因为有了这个必然性，顺着此次报告来说，就是小农是不是有韧性，就今天来说就是小农能不能生存下去。这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农的经济基础，另一个是小农的经济效益。以前我们认为小农不会采取先进技术，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小农的资本少，所以不太容易购买大机械，采用很冒险的、新的粮种。但是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还有机械的推广，这些都不成问题。机械化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现在农用机械基本都商业化了，每年到麦子收割的时候，收麦子的麦客好多都是从新疆过来，开着康拜因一路南下，然后从武汉那边开始收起，江淮一带向北收。等收到季节结束，他们也回家了。刚好中国这个南北差异让他们一路收上来。他就是开着康拜因帮别人去收麦子。我的家乡在江西，我回去问一下我们村水稻收割这种，还割不割稻子？说现在谁割稻子，全是机械，完全已经商业化了，阻碍机械化的那些因素已不存在了。生物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我们小农很容易去采用先进技术，比方说在南方抛秧，以前这个插秧是很困难的，插秧是一个苦力活，现在都抛秧去了，一抛就行，刚才军亚讲到插秧，要有领插人，现在都不用了，一抛就行了，用不着这么累。以前还要除草，我看现在顶多是撒点除草剂，我们现在还有GM 种子，GM 种子可以改造抗病虫害等。我们国家在生物技术推广方面，在农机、农技推广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也为小农的存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小农的经济效益是什么样的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小农肯定是没有利润的，小农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他这个人工花的还是多，普通的小农基本上能糊口就不错了，顶多赚到工资，很多工资都赚不到，农村地区工资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要让我们的小农和美国的农村去竞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是国家给巨额补贴，就像日本做的一样。另外，小农不可能支持很高的收入，现在我们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左右，就这样的一个水平，过去十年间这个比例稍微上升一点，但仍然还是非常非常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专靠农业，你想要维持一个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还是要走日本的路。看日本的那些小农，说是小农，但比我们农场的规模大多了，他这个农场所谓的赚钱就是赚国家的补贴，如果没有国家的补贴他基本赚不到钱，这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你要想保留这种小农，特别是种大田作物的，如水稻、玉米、麦子等。想活下来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能看到这个小农生活得比较好的都是做蔬菜大棚的，这是可以赚到一些钱的，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下小农的韧性问题。
这个报告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小农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这里恐怕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首先就是中国城市化不会停下来，很多的人口会迁移到城市里面去，所以我们的村庄每天都在消失，每天都有好几百个村庄在消失，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也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农业的重要性在下降，现在农业值只占我们GDP的8%，肯定还会往下降，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还在农村，怎么办？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小农将是国家的一个包袱，也就是说社会的其他部分必须补贴小农。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就是给农业补贴，种粮食就给你补贴。然后农村做农业的是没有一分钱的税收的。这种情况下，我总感觉小农的韧性到韧性国家的跳跃有点太大。小农是有韧性，其实所谓的小农韧性，我觉得放眼未来就是一种必然性，如果国家不去保护它，他们就会破产，或者说也就是勉强糊口而已。那么小农之所以将来还能够存在下来，恐怕就是要有海量的政府补贴，所以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小农的韧性和韧性国家的关系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其实日本就说明问题了，补贴农业成了政府的一个巨大负担，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其政府。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仔细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