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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创造，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及其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和自身发展诉求融入其中，形成人类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其精神创造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人们交往的现实条件和代际接续的文化环境，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心灵航标。“文化脱不开社会，脱不开经济，脱不开政治，也脱不开地理，脱不开天然环境，脱不开我们驾驭天然环境的科学。”
主体文化精神的建构一定是建立在时代赋予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基础之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从广义上讲文化精神建构的经济基础已经拓展至全球，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要素流动超越国界，整个世界朝着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方向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让人们的生存视野及其发展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个体为他人所需要的价值实现，也有了更多的路径选择。个体经济生存环境的改变，对其文化认知与文化理想影响巨大，个体经济行为与文化观念内在地追求一致的精神机制，使人们在民族母体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形成张力进一步加大。
当然，经济全球化未必导致文化全球化，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深层积淀，其持久力比经济活动长得多。但不可否认，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共同场域，尤其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全球市场，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多样性的文化体验。在国门开放的环境下，占据优势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对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十分显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能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衡量其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其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体现。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理好民族母体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战略之所在。
从个体生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经济基础对文化精神建构往往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积累水平更高，其价值追求亦更为高远，能够将民族母体文化精髓与时代需要加以融合创造，为未来发展树立起精神灯塔；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尚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过树立赶超世界的奋斗精神，内在地激发民族复兴之精神力量，使文化精神成为支撑人们生活的意志和信念。这反映出文化精神之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不同经济基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文化精神都可以成为一种激励人心的力量。反之，文化精神的丧失也不一定取决于经济基础高低，正如罗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基础薄弱，而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未能提升以适应新的伟大机遇，不能应付新的伟大局势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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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化同属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文化精神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既对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组织运作形成指导并产生直接影响，又在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下得以形塑和强化。一方面，体现人们思想关系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借助政治法律制度，才能得以贯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总是对特定的意识形态不断予以强化，以巩固其政治制度的思想根基。因而，两者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是“手心与手背”的关系，攥起“拳头”就是一个整体。
从文明体的延续和发展来看，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深层结构的文化精神，虽与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在连接为一个整体，但其持续生长与发挥作用的时间比特定的政治形态要长久得多。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将政治基础作为主体文化精神持续创生的一种重要支撑，对于一个文明体内在生命力的勃发与持久，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对公共文化服务、新闻出版传播、文化艺术生产、文化产业发展等做出的政策安排及其激励与规制，不仅赋予当下文化再生产再创造以条件和动能，形塑着文明体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而且透过价值观的代际传承与向文明体外的传播共振，对母体文明的未来走向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并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为新时代文化精神的构建指明了方向，也为国家文化建设确定了正确方向与坐标。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熔铸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体，不是一种简单化地文化精神的历史叠加，而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的时代创生，其生机与活力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性选择。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主体必然将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内在地统一于精神世界，打牢共同思想基础，以新时代文化精神为内核，共建文明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的有序群体，在不同个体间建立起共同理想，并具有相同的文化性状，包括文化记忆、文化生活和文化精神。在一定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下，通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在构建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因而，文化精神建构不是个体独自完成的孤立过程，它离不开社会基础，必须通过共同体成员间的交往与体认，才能化为个体的文化深层结构。从文化共同体的层级上看，在一个由共同文化精神构建的宏大文明体下，往往有着民族文化共同体、地域文明体和阶层共同体、社区共同体等不同范围与类别的划分。对于个体而言，由于各自差异及其在不同场域、不同阶段的社会角色有所不同，其文化精神建构往往是基于复合性的社会基础。
文化精神是以抽象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知—信”结构或可称为“心灵归宿”，它蕴育的过程是自外而内与自内而外并行的过程，即个体精神内化与行为外化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基础是个体精神世界成长的文化土壤，共同体的利益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文化理想；同时，每个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创造与交往行为又在丰富和充实着社会基础。在人类谋取生存与发展历程中，民族韧性、社会理性和自我德性交互作用，不断将个体的精神成果与共同体的智慧成果熔铸成文明体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人类与自然及其自身的相处方式。可见，除大自然的生命周期外，文化是人类最为持久的存在，文化精神的根本追求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与和谐。
不同社会基础所蕴育的文化精神存在着明显差异，而文化精神的外化也在如何面对生存危机上表现出不同的结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类在这样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面前，选择何种方式应对则在不同文明体之间表现出明显反差。深受儒家文化精神影响的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抗疫成效明显，其内在文化力量就在于社会责任意识根深蒂固。“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可以用儒家传统来解释，也可以用历经几百年时间完善起来的社会建设来解释。‘集体先于个人’的口号被认真对待。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成功遏制流行病蔓延的决定性先决条件。”
在人类社会共同实践的基础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基于人类社会基础的新理念，而且是“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也体现了这个时代对文化精神建构的社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