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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不能绕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而无论是地缘经济还是地缘政治，都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概念。本书为论述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现状、态势特点和思考今后优化合作路径，考察环喜马拉雅区域历史文化等影响因子对相关机制构建可能的影响，探讨域内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围绕经济合作路径选择和合作模式创新与机制完善等方面的偏好和顾虑，并最终探讨经济合作带来的外溢收益。此处笔者首先就环喜马拉雅区域地缘关系
作一界定。所谓环喜马拉雅区域地缘，指环绕喜马拉雅这一地区因自然因素和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外来力量参与影响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合作与对抗关系。从现实层面的国家互动来讲，如何利用地缘优势来谋取政治、经济等利益显然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包括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影响力不断增强。当前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中国与周边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落地，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互动进入了新时期，彼此间相互交往显得既重要又敏感。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也从合作必要性和一般货物贸易关系等探讨逐步转向国家间协调机制、具体合作模式乃至合作领域未来规划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情况特点挖掘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特殊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判断。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近来围绕地缘关系学引发的学术论争呈现上升趋向。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次区域合作探讨，学界关于“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比较研究等也一直是近年学术热点话题。
而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东南欧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来看，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多从一开始就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带有地缘政治目的。显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也绕不开政治和安全因素考量。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也为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经验。
从实际合作路径推演来看，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与西方区域一体化方向存在明显差别，属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范畴，实行的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合作方式，它并不追求区域内单独贸易优惠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不是搞关税同盟，更不是为了未来政治一体化。简言之，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主要聚焦和弄清环喜马拉雅区域区情、合作开发有利条件与面临主要困难，论证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产业园区合作和通道建设具体对策措施，为提升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对外经贸联系与人员流动层级，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中国与印度等域内国家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围绕这一目标，本部分书稿具体任务为：对前人已有的相关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次区域合作与相互依存理论、新功能主义等相关学术思潮进行综述与评价。
中国与印度学者认为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还是地区层面都存在相互依存需要，且中印两国政治关系与经贸合作关系不匹配，中印经济关系质量、合作深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两国经济体量，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疑虑与战略担忧等。林民旺、周帅、穆希伯·拉赫曼等学者指出，印度对“一带一路”看法主要分两大派：一派认为这是个机遇，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影响力全面进入印度洋对印弊大于利。印度官方则一直沉默。华民认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证明了市场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以及向贫困宣战还具有国际上的示范效用。并且从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路径来看，虽然有很大差异，但不搞平均主义，坚持通过对外开放路径来促进发展值得肯定。
孙西辉、金灿荣指出追求真正的大国地位是印度外交主要目标，其中“同心圆外交”是其主要特点。
张力认为中印两国应从增强战略互信的高度来审视中印关系，包括管控好边界分歧和逐步实现战略对话机制化等。
约翰·卡拉布利亚教授认为中国过去这些年，正在通过加强与巴基斯坦合作并强化地缘优势来应对可能的来自中亚、南亚地区的威胁，确保能源安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强化了中巴战略关系，也对印度构成了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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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博士主张应充分利用西藏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将西藏打造成中国对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实现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克里斯托弗·J.鲁斯科和卡斯卡·萨希库玛Karthika Sasikumar则通过量化模型分析了中印如何合作以增进共同利益，如何相互妥协来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带来和平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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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仕胜研究员认为对于中、尼、印三国而言，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时机已成熟。一方面，尼泊尔政治转型几近完成，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在武汉习莫会后关系迎来新改观，为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将有效发挥尼泊尔地处两大市场之间的地缘优势，盘活文化资源、世界第二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及青藏高原的独特人文旅游资源等。
狄娜·哈里斯（Tina Harris）和哈斯·万·德·韦恩（Hasse van der Veen）论述了云南昆明机场及其航空产业地位的特殊战略意义，由昆明直飞南亚诸多国家航空线路的陆续开通将极大提高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便利度，有助于双方彼此间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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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莱特·塞比尔（Talat Shabbir）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强其与环喜马拉雅区域内国家间关系，最近10年来更是见证了域内国家间经贸联系加强和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也向世界说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近70年来，环喜马拉雅区域内事务多由印度主导，中巴关系长期处于紧密又低调状态，而其他国家如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等也因各种原因而深受印度盘剥。目前这些国家随着与中国经贸往来频度提升，对印度单边依赖关系处在变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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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李涛教授《“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喜马拉雅合作研究》获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李涛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与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间关系研究，她主张中国应该通过更多地区公共品提供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此外，2017年6月17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专门致信祝贺；刘延东副总理亲自出席启动仪式并向科考队员授旗。这都足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青藏高原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视和认可。2019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选题中关于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研究，中缅经济走廊研究、中印经济合作研究、阿富汗及其地位研究等参考选题的设置也是一种中国重视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态度的体现，而关于具体合作路径，合作方案等则需要学者们建言献策。
关于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市场开放方式选择。中国学者杨明洪认为西藏自治区如今已提出共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这是作为地方省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探索性举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陈朴教授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将成为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他根据SWOT组合矩阵，给出了推动中尼印合作走廊、兴边富民策略、“卅”型开放格局建设等具体建议。
杨有柏、马凤莲认为加快青藏铁路经济带建设，是推进青海藏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动效应明显，也有助于对南亚战略腹地扩大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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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宇、雷芸针对环喜马拉雅区域水资源丰富，各国都积极开发水电资源，对环境和人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现实问题从国际法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建立地区性跨国水域协同管理机制，并以多边条约等方式确立地区水资源利用原则。
罗明义认为环喜马拉雅区域既是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也是当今世界潜力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他提出多渠道促进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品牌建设，构建环喜马拉雅区域旅游圈的主张。
闫红瑛认为西藏曾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主要参与者之一。目前西藏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西藏具有与南亚国家开展旅游合作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就西藏与南亚国家开展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总体思路与原则等进行了探索。
李馨认为环喜马拉雅区域虽在中国的对外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缺乏系统合作制度而成为一块短板。“一带一路”建设对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建议从推动达成中国与南亚国家《货物贸易合作备忘录》，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整合现有制度，并加快就打通印度洋运输通道进行制度安排，使该制度能够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要求相契合，促进区域货物贸易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在具体领域合作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其一，在资源合作方面：关于水资源研究，如邓伟《基于“一带一路”的南亚水安全与对策》一文，认为水资源是环喜马拉雅区域利益牵扯最紧密的标的物之一，上下游不同国家间围绕水资源博弈导致了彼此间矛盾激化和冲突常态化（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污染，给地区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关于能源合作方面，邢万里、陈毓川等在分析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基础上，利用人均能源消费“S”形模型对2030年印度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并探讨了其对中国能源进口的影响，认为2030年以前中国进口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不会受到印度强劲能源需求的大幅影响。而由于中印两国石油进口量较大且存在叠加需求，将影响全球石油的供需格局。
岳鹏认为印度为解决国内日益严峻的能源困境，积极推动海外能源战略通道建设，将根据其地缘特点分别在北线、西线和东线三个方向铺设油气管道，并注重海运通道建设。
其二，科技与农业合作方面：黄丹丹以半干旱热带农业研究为例，深入分析了印度吸引ICRISAT落户的做法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提出了提升国际组织落户战略意识、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创造适合国际组织发展的环境等吸引国际组织落户的建议。
邹昭晞、刘英骥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利用外资与科技创新能力比较研究，认为在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数量、研发人员数、国民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虽然中国都明显优于印度，但应注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陈燕娟、邓岩认为中国向巴输出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与产品，可帮巴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其应对旱涝灾害能力，也有助于中巴关系进一步提升。
其三，投资与金融合作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如黄河、许雪莹认为，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进程中，为有效管控风险，中国政府应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完善各类企业风险处置能力，进而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类潜在风险；动员社会资源，创新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企业则应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钱晓萍建议未来中巴投资准入规则，可从力求准入阶段的最惠国待遇，再向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发展。
赵蕾、王国梁认为孟加拉国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关键一员，投资政策相对宽松，但目前中国对孟加拉国投资后劲不足。基于孟加拉国基本国情，他们从自然资源、经济、投资政策与法律、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及政治六个方面对孟加拉国投资环境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投资孟加拉国需要注意了解当地法律法规、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密切关注当地政治形势等建议。
李晓提出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相互直接投资与两者之间GDP规模不匹配，与两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不相符等观点
。石卫星、刘满成认为中国和印度相比，尽管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高于印度。印度制造业总的外商直接投资虽没有中国高，但是计算机软硬件业外商直接投资高于中国，这从侧面说明印度人力资本高于中国。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之学，在“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存在巨大争议，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学曾为纳粹“生存空间”等扩张理论服务，伴随战后反殖民运动和独立化浪潮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科理论界，地缘政治学是被排斥的。但从今天的学理角度和现实需要来看，国际行为体应重视地理空间因素。具体讲，地缘政治学以地理视角探讨国际关系，极大影响了世界政治发展历程。而科学认识和总结地缘政治学最新发展是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前提。从文献材料来看，近年来在政治地理及地理学相关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这些论文不仅对地缘政治进行新诠释，也从批判性角度、情感角度对地缘政治进行研判。通过对这些文献梳理发现，地缘政治学研究出现如下趋势，地缘政治研究已经由过去侧重强调地理与区位重要性向着人本主义研究转向，并对传统地缘政治研究做出反思。认知人类学家认为，以前西方人所撰写有关世界各族人民的民族志都是西方人类学家按照自己文化见解进行描述。他们对自己所解读的民族文化主人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并非了解，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像本族人那样看待自己的文化和周围环境。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对该学科重要性及其现实价值意义角度进行研究，发展到对该学科发展史研究，包括对学科体系层次研究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学国内因素研究，并分析了两代学者之所以研究重心不同与美国在国际上强大与否有关。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相对衰落”是地缘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发展一个强有力的背景。
（1）对空间重要性重新认识。围绕地缘政治研究，地理学界学者们从人类是环境“主宰者”到人类是环境“参与者”观念转变，凸显出空间维度对大国战略价值影响，并认为空间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的主要载体。而从区域、边境等范畴下地缘战略空间价值如何认知也应引起学者重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围绕地缘空间就曾犀利指出，印度洋海域地缘竞争关系复杂，特别是美国与印度之间围绕海上合作并非如当前表面上这样顺利。
（2）人本主义理念。近来国外地缘政治学研究趋势之一是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弱势群体、边疆居民身份角色等进行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研究也应加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从实地乡村调研等人文层面。V.罗森和M.斯帕克研究指出地缘政治经济学应更侧重消费者与投资者经济利益，而不应过度强调安全，为了政治结盟而结盟是不合适的，并进一步强调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关于环喜马拉雅区域地缘政治方面研究，熊琛然、武友德等认为印度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重要力量之一，其在与域内国家互动过程中使得该区域地缘政治显现出印度领衔下的吸引力与排斥力互动统一，现实利益需求与不确定性并存，地缘政治主体间合作与心存互疑矛盾心理等悖论特点。
张伟杰认为能源因素对于中印关系而言不完全是挑战，能源合作可能为两国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胡勇、高见认为印军在洞朗事件中非法仓促越界意外暴露了印度与不丹之间的“特殊”关系。作为不丹最大发展伙伴，印度对不丹政策具有鲜明两重性。一方面，印度长期向不丹提供大量发展援助，助推不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让利性和互利性；另一方面，印度对不丹发展合作从很大程度上讲是为印度地缘战略利益服务，具有一定霸权性。
“全球化输家”多是指这样一类生活在社会边缘、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对未来不抱希望、心理上自暴自弃的群体。他们不仅找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也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困境。为达到心理上一种平衡和摆脱孤立感，他们往往对外来移民进行排斥，民族主义情绪较浓。而欧美等国家极右翼政党之所以能获得大量选票也与这部分团体支持密切相关。欧盟大学研究院比较政治学教授汉斯彼得·克里希通过对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结构变迁的跟踪研究，阐释了“现代化输家”与欧洲右翼政党这种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内的经济体都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值得警惕的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有重新抬头迹象。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推出“美国优先”政策后，全球贸易前景极不乐观。这里所提及的“逆全球化”就是指在当前背景下，各大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刻意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产品竞争力和对资本自由流动进行管控。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在于各国经贸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一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被削弱甚至被摧毁，有些国家借机进行了产业升级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此外，赫希曼曾撰写《经济发展》一书，就后发国家产业升级中关于核心区与边缘区相关理论进行论述，提出了“极化效应”观点等。根据该理论，以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区企业集聚为案例进行论述，认为边缘区要成为中心区，有赖于边界两侧产业关联度的提升，产业关联度强则成为中心区概率就高。
中国自身发展道路表明，一个落后国家唯有不断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类体制机制和破除陈旧落后思想，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产业升级并最终实现国家强大，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十八大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局号角，世界期待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实际上，“十三五”主要发展战略之一就是实施“新开放战略”。而我们也经常把开放与改革并列，称为改革开放，实际开放是对封闭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要敢于探索，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通过实践检验改革道路的成与败。
而中国新开放观关于对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探索，也有助于将带有中国色彩的可行方案带给世界，给各国以借鉴思考。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经济合作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积累，主要观点认为，中国与域内其他国家应结合自身现状特别是各自禀赋优势来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学者们研究包括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向何处去？有哪些特殊困难？通过经济合作能否有效推动战略互信领域的进展等。构建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域内国家共同发展。关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宏观与微观研究的不足方面：首先，研究内容多集中南亚国家层面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双边层面，对放在整个环喜马拉雅区域下进行多国家互动研究的还不多见。其次，研究虽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但中国与印度因战略互信不足而带来的合作难度依然不容忽视，定性研究依然不能轻视。也缺乏从地区整合的高度来系统审视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与模式创新。国内外研究为本书稿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提供了相关借鉴，在此基础上，本书将立足于中国十八大后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十九大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展开背景下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发展之中国身份角色定位，通过在对经济合作现状和发展新态势判断基础上探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可行路径、模式与机制。并以南亚水环境治理为案例剖析跨国合作的各影响因素如何排序和重视。书稿最后部分将主要聚焦功能性合作开展带来的外溢效应评估，从经济秩序空间、政治互信、军备竞赛与地区格局、新规范构建等层面进行把握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