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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可以看到，环喜马拉雅区域
中国、印度等陆海十国宗教民族关系复杂，域内各派利益分野并伴随外来力量的参与，致使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并不安宁，甚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今天依然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仅“藏独”分裂活动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给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和稳定带来了极大压力，活跃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民族分裂活动也给地区和平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中，这些诸多引发暴力的非法活动背后又因穿插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子，让我们不得不关注该区域大国博弈因素。特别是“3·14”事件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分裂活动依然没有停止，达赖本人“中间道路”的宣传也没有停止。而美国、印度也不时把“涉藏议题”作为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藏独”分裂势力以获取对华外交优势，攫取地缘战略利益，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环喜马拉雅区域地理位置重要，不仅在今天大国战略博弈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而且是中国古代与南亚国家交往的必经之地。
值得强调的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结构性调整与大国博弈竞相加码态势。在此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不仅宣告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黄金发展期的结束，世界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到需求疲弱周期。目前来看，“美国优先”
政策给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而欧盟经济体中意大利、希腊等国经济当下也不乐观，
不时发生的恐袭以及因难民问题引发的社会秩序紧张导致欧盟国际角色大打折扣，其中法国在2018年11—12月发生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更展现出欧洲社会发展的积弊难消信号。此处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这些年通过韬光养晦，在医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而日本与印度之间的“暧昧”关系及其谋求国家正常化“努力”等让中国有必要对日本真实战略意图进行思考。相对而言，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方面由2008年7%左右上升到当前11%，
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自身经济结构不平衡（房地产投资过热）、科创活力不足、国际人才需求缺口增大等现实问题急需破解对待。而从当前国际秩序转型与重构的路径来看，战争已不再是实现国际秩序转型的途径，而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方式。正如国际关系领域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等早已提及的“复合相互依赖”观点，武力在解决与处置全球与地区问题上的作用大大降低。
实际上，目前各国之间利益早已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伴随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为抓手，在地缘政治因素充分考量的基础上通过功能性合作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治久安则也是学术界长期聚焦的一个热点议题。具体围绕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通过进一步“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升级，与域内各行为体共同探索一系列共赢的合作模式显得异常必要。就我们而言，鉴于西藏、云南等省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我们在对印、孟等南亚国家关系中具有一定地缘优势，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大幅提升，使我们有能力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合作中，通过包括发展性援助在内的各类合作，让这些国家和当地居民因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获一些红利。
当今国际层面众多国际组织是基于“二战”后的时代背景所建立，某种程度上讲已不能满足当前快速发展的国际现实需求，并且相关职能效用越来越呈现出低效趋向。其一，不宜过高估价多边机制在当前全球事务处理中的作用。在当前全球化发展出现需求不足，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日渐上升的情况下，传统国际多边机制已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2016年杭州G20峰会，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冲破各种阻力，才取得了包括如何进行机制化安排来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在内的多项成果。
当前在贸易战阴云密布，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情况下，为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保守。重要国际峰会中各国激烈交锋则是这种保守化倾向的一种直观反映。如2018年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次没达成共识，围绕多边贸易特别是WTO改革等议题分歧巨大。而随着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某些小国因其没有产业纵深而只能过度依赖于某些大国，造成了国家间关系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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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和面对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也正在探索自己的大国担当和责任路径。其中“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出或是中国对国际传统机制对促进经济发展效应减弱的一种直接反应。其二，大国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博弈加剧。如围绕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对抗，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等，背后折射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围绕东北亚地区的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加强了互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特金会之所以能够成行也是中国努力斡旋推动的结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加快推进的“印太战略”以及美印日澳合作也显示出美国在全球战略安排中的步骤谋划，中国有必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跟进和研判应对。
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开展相关活动并逐步改善国家间关系，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尼关系发展亮点颇多。由于尼泊尔地处内陆腹地，在中印两个大国间不得不采取“平衡”策略。尼奉行的不结盟原则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独立自主”原则相契合，并且中尼两国在有关印度方面的事务上有着某种共同利益上的高度协调，促进了地区稳定。
此处不能忽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中尼关系，曾在相关政策方面给予尼泊尔适当照顾。例如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签订，关于珠穆朗玛峰顶归属权方面就充分尊重了尼方诉求。
而今天的尼泊尔，无论旅游业还是农业和居民日用品等都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再聚焦印度，中国经济的腾飞曾一度使中印间经贸关系严重偏离中间值。印度对中国疑虑增加不仅是因为中国国力上升以及中国在捍卫钓鱼岛、南海领土问题上的决心，更是因为包括“一带一路”峰会、“金砖峰会”“上合峰会”等一系列国际场合中国展现出的大国风范赢得了威望。长期以来，让印度捉摸不透的是中国行为不同场合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和矛盾。中国相关战略展现出的这种儒家文化韧性让有些国家很是纠结。如印度就曾借威胁西里古里走廊安全为由，派兵于2017年春夏之际非法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但在国际上却打着为不丹伸张正义的旗号进行宣传。
值得重视的是印媒及其政府部门、相关智库等在国际场合也会不时夸大——“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印方宣传的中巴走廊建设以破坏印度领土主权为由进行抗议。同时印度政府还计划进一步打造印度洋地区组织（Indian Ocean Region Association,IORA），以维护印度国家利益。值得强调的是，2018年习莫武汉会晤和青岛上合峰会期间中印达成的多项共识等，也表明中印之间能以大局观来处理彼此当下敏感的紧迫性议题，中印之间边界军事热线的重新联通和香客路线开放表明两国领导人有足够智慧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带来和平。目前来看，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无论从金砖层面还是两国双边关系等层面双方都有深化合作的需要。而环喜马拉雅区域极其特殊的地理方位无疑将考验两国如何实现利益最优。由于1962年战争遗产、边界问题、1267委员会提名权、NSG供应国等方面分歧严重，中印战略互信还有很长路要走。考虑到我们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对印有一定优势，而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成为地缘政治优势，将环喜马拉雅区域打造成未来中印关系互动的重要前沿区域，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并且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走廊如何进一步协调推动，如何发挥阿富汗在“一带一路”共建中的角色，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地区如何布局推进等，都是关乎这个区域重大影响的紧迫性议题。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该地区研究并未用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这样的术语进行直接论述相关议题，而是从环喜马拉雅区域这个视角进行研判，旨在突出要重视该地区的地理因素作用，并进而探索技术进步背景下如何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地缘经济和政治优势。
综上基于历史与现实考虑，特别是在当前逆全球化迹象抬头之际，如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开展，具体路径和合适方案、机制等有哪些？如何评估合作中的各种有利条件和障碍因素？如何通过功能性经济合作来增进域内各国间特别是中印战略互信，以及推动高政治领域合作等研究还相对薄弱。以此为着眼点，本书认为有必要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促进我边疆地区发展和稳定的同时，更关键是对关乎全球层面的地区问题给出中国方案和建议。此处值得强调的是，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开展，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区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区构建视角来看，也具有极大的价值意义。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研判：
第一，通过低政治领域功能性经济合作来带动解决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在内的高政治领域议题是否可行。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地区间经济合作对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并且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也日渐分化。笔者此处高政治议题并非聚焦环喜马拉雅区域政治一体化层面，而是侧重在该区域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解决和增进国家间战略互信层面。特别是探索中印战略互信改善可否通过经济深度合作来带动实现这样一个命题判断。诚然，当下很多跨国问题解决并不能简单以历史上成功案例来加以佐证，甚至有些探索尝试具有一定风险性，但为了国家和地区长远利益，在结合国情、区情与态势发展等多维思考下探索一些新做法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当前国际机制的低效不利于新形势下地区合作。中国近年来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湄公河开发等是在当前全球治理变革大背景下贡献出的中国智慧，而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需中国贡献智慧。值得关注的是在现有诸多全球治理机制中，美国开始推行“退群”策略。例如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协定等，在此背景下，包括日本、英国、德国等在内主要大国态度立场并非一致，其中日本加快了推动CPTPP合作。对于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如何从自身参与推动一系列地区与国际组织经验中汲取养分，进一步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贡献智慧是本书稿机制路径完善这一章探讨的核心议题。
第三，当前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到底如何？当地边民生活条件改善如何？他们对宗教文化和现代科技的认知如何？脱贫情况如何？域内国家间经贸合作呈现出哪些态势特点？该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陆疆安全建设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什么？如若中国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不重视、不作为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什么？中国在该区域一味委曲求全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既严肃又有一定紧迫性，必须审慎对待。
第四，关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思考和模式创新。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是什么？如何进行空间布局？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主要障碍因素有哪些？中尼印通道建设是否可行和如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印度洋水域支点港口打造如何从战略意义上进行理解和看待？“CH+ Project+X”合作模式是否有助于域内国家间经济合作开展等都需要系统研判。历史上看，中国内陆广大腹地经由西藏与南亚诸国进行经贸文化往来，并且在和缅甸、印度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很早就有一条通道，称为“古南方丝绸之路”
。在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面临新挑战背景下，我们如何发挥好西藏地理优势，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项事关国家安全的紧迫性任务。
第五，当前加快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也是着力实现西藏等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将有助于促进中国边疆安全与反分裂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当前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整体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中国对南亚国家形成向心力优势。而从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周期来看，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建设也将提升环喜马拉雅区域整体地位与影响。值得重视的是，近些年来印度在经济方面保持高速发展，莫迪政府也在加大对印度周边邻国的睦邻外交，如果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我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不显著，有可能会反向刺激我西部民族群众特别是西藏人民未来预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产生。并且根据多方面材料显示，目前美国、印度与达赖三方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相互借力需要，对印度、美国等“达赖牌”依然不能大意。简言之，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如何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大局。
第六，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契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西南现象”及其国际引擎意义应引起重视。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里面，比如金砖国家中，唯有中国与印度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并取得成效的国家。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有担当、负责任并且经济发展强劲的中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具体从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以2017年经济发展指标为例，目前经济增长率排在前面的省份如云南、重庆等主要位于西南地区，而西藏GDP增长10%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贵州10.2%。由此，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能否有效展开，西藏经济发展能否持续与保持一个较高增长，其重要性不仅关乎中国自身，也关乎世界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藏滇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难题，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群众在具体就业、医疗和住房条件改善、养老社保配套措施等方面还面临很多急需解决的难题。
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当前国际环境特别是广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贸问题上分歧日渐严重。中国与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加强合作，则给国际社会带来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一方面是以美国特朗普当局为代表的建墙派保守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互联互通与开放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如若印度东北部包括阿萨姆邦、西孟加拉邦等在内的各邦能对中国经济形成产业对接，不仅有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更加快速发展，也有助于域内经济的整合。而随着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与南亚国家紧密度进一步提升，今后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于世界之林或将成为现实。
当今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与“美国优先”政策的推出、英国脱欧的一波三折、法国发生的黄背心运动、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等事件，无不让这个充满竞争与丛林法则当道的国际域场更趋复杂。而当前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在国际场合一举一动不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当今国际关系演变和国际格局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清世界发展大势，把握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为有效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在国际关系领域新观点层出不穷，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其中，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在经历曲折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随着时代变迁，作为中国学者，如何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提出新理念和新思路，梳理出中国尝试解决贫穷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方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理论层面价值。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克什米尔恐怖活动等既是大国零和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际秩序失范的突出表现。传统西方盟国体系应对各类跨国挑战的失效，促使国际社会思考未来建立新安全秩序的必要性。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网络安全、传染性疾病等问题都具有超国界性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无法单独应对，这就要求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安全观念，进行密切合作。
从近代以来主要大国崛起路径来看，如何集相邻国家合力，通过共同边境地区开发建设与增进友谊，实现边疆安全的同时也相互借力发展是执政当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选项。而21世纪里，随着科技进步和国际格局演变，亚洲地区陆地邻国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如何对边境地区进行经济结构升级与功能重塑，如何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等议题，不仅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面临的一个现实性课题。鉴于边疆区开发与保护、跨国合作与国防建设等政策平衡与取舍既体现一定的关联性，也有相对独立性，因此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将会是关乎多学科理论研究与学术探索的重要领域。其理论价值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从学术层面讲，书稿从分析近年来区域合作进行论述的不同理论思考出发，系统分析梳理地缘政治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区域分工理论等经典理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观点，探讨这些经典理论在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应用视角与结合途径，为跨国次区域合作建设研究的理论传承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思考。
第二，书稿探讨地缘功能性合作，以新功能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等为基础，在地缘政治因素等充分考量的前提下，结合边疆传统安全博弈与价值理论等，探索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合作的灵活模式。在合作与竞争，猜忌与民心相通等方面探求一种反馈有效的合作机制，并深度思考世界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寓意，思考是否能够构建出一种新全球伦理范式，以培育多元主义和帮助人类远离无望的哀痛、灾难和寂静，并最终走向有活力又充满希望的新世界。
笔者通过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治理模型
进行解读，并对哈斯和斯特兰尼等新功能主义
进行阐述，以及引入环喜马拉雅区域独特区位和文化资源，以期有效论证地缘功能性合作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开展的逻辑价值。关于地缘功能性合作的前提条件设置，笔者在研究中设定了三个前提条件并最后进行了外溢效应评估：条件一，参与行为体是理性的；条件二，参与行为体是有利益和目标追求的；条件三，参与行为体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目标。最后，检验评估其外溢效应。
第三，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探讨。通过系统分析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探索、模式创新与机制完善，将精准扶贫、发展援助等中国方案运用于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建设进程之中，也从情感角度分析培养近邻对华友好关系的特殊意义。对该区域宗教文化以及历史遗产等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等问题。
现实意义与前景。中国与南亚多个国家接壤。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西藏在中国与南亚经贸往来中区位优势并没有有效发挥出来，而今天拉日铁路的通车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运力不足这个问题。更多人流和物流通过这条铁路源源不断过来，进而使环喜马拉雅区域真正展现出了地缘优势。实际上，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并不是单纯的就该区域而言，而是要把它和亚太战略乃至欧亚战略等相关联。现在中国周边实际并不太平，无论是南亚层面还是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亚太层面都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如若不把其放在历史演进形成的国际关系环境下进行考量研判并充分思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关联关系，显然得出的结论也将不能客观。本书尝试弥补该研究视角的不足，以期能为今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贡献一点绵薄建议。
第一，环喜马拉雅区域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战略地位不容低估。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有关问题上，要从国家总体对外战略布局的高度予以考虑。尼泊尔处在中印这两个大国之间，蒙古处在中俄这两个大国之间。中国南部和北部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与解决和处理好这两个支点国家关系相关联。目前看来，这两个支点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仍面临挑战。尼泊尔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但它有时迫于印度压力处在摇摆状态，而蒙古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而这两个国家都是目前西方势力重点介入的对象。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中俄之间关系发展使得蒙古国与中国关系发展基本处在良性之中，虽然这期间也发生达赖造访该国的事件。但环喜马拉雅区域的这些国家就复杂得多。无论缅甸的内部动荡和罗兴亚人问题、还是印巴克什米尔的纷争以及阿富汗基地组织的隐蔽活动等都对中国边疆安全造成直接影响。而中印之间因领土问题和互信问题等，双方关系一度也难见乐观。所以，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重视环喜马拉雅区域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互动带来的影响是否正面，以及我们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向着爱华亲华方向发展。实际上，我们只有与这些国家关系实现一种根本性改观，将中国经济影响力有效辐射到这些国家，我们也才能巩固中国在环喜马拉雅区域乃至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第二，西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2015年国家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对西藏的定位主要是开展与尼泊尔的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对印度和不丹都没提，也没有使用南亚这个词。在经贸领域，一边是新疆对应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另一边是云南对应的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对西藏对应的跨喜马拉雅大通道建设则没明确提及。2018年以来，随着中尼铁路的修建以及印尼铁路规划议案的提出，标志着中尼印通道建设以二分法方式正式开建起来。并且从地理环境视角来看，中国腹地与印度经贸互动，离不开中、尼、印这样的通道建设，因为该线路可以把西藏地缘优势给发挥出来。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更是离不开西藏的参与和支持。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围绕西藏角色，也已经明确定位其在建设南亚大通道中的桥头堡身份。
第三，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等领域有特殊战略价值。目前从国际学术机构最新动态来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这三所世界知名的大学，都很重视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研究。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已经摆到桌面上来了。目前中国在西藏边境地区采取严格措施，不允许外国人到这些地方调研考察也是基于国家边疆安全建设的考量。实际上，印度在涉及其边界敏感区域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但并未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大肆渲染。这里要一方面认识到西方双重标准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更清晰认识到西藏地区生态安全、历史文化与人文教育等所含载的价值意义。我们现在对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比较重视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也是对当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种选择。实际上筹建喜马拉雅航空公司，也有经济因素的考虑。我们对环喜马拉雅区域地理、历史、人文这些领域重视还不够，目前还没有深入地研究，因此我们要确实重视起来。笔者此次重点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视角展开研究，也试图尝试从战略文化视角理解西方对这一区域感兴趣背后的战略意图。
第四，环喜马拉雅区域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从现实看，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也好，政治安全合作也罢，实际上都离不开青藏高原这一地理因素。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青藏高原上的居民在文化传承与饮食生活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相近性，并且无论南亚还是东南亚地区诸条大河发源地多始于喜马拉雅山脉外侧。实际上，中国的大江大河大部分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内侧的青藏高原。比如长江、黄河就属于这种情况。内蒙古的大城市，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集宁（现乌兰察布市），供水都是来源于黄河。就更不必说甘肃、宁夏、山西、河南、山东这些地方。而中国南方的河流包括长江、岷江、澜沧江、怒江，也都源自青藏高原。这些河流大部分是国内河流，有些是跨国际的河流。其实，如若今天的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当地居民不能安居乐业，域内各方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可能谈不上更好的生存。此外，一个稳固安全的环喜马拉雅生态环境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域内其他国家发展都非常重要，而我们如果通过系列工作保护好生态环境并让这一区域内居民过上好生活，无疑有助于中华民族更好的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中国影响力如何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作用。环喜马拉雅区域多种利益碎片化的状态是由物质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性因素主要包含权力、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社会性因素主要包括宗教、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
这种利益碎片化导致了环喜马拉雅区域多边合作受阻，双边合作有限，与之相对，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合作却得到快速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在加强与印度经贸互利、互惠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中国可着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及探索中尼印通道建设，配合规划好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段支点港口建设。同时，积极发挥与环喜马拉雅区域内国家在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均衡发展方面协调引导作用，提供一些区域内国家和部落地区紧需的公共品。
第六，中印通过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增进战略互信的重要性。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目前正处于发展关键期。两国间互为“搬不走的邻居”，可以讲彼此关系有着极其特殊的情谊。长期以来，中印之间因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原因，使得战略层面存在互信不足，严重制约了双边关系发展。目前莫迪政府执政期间发生“洞朗事件”即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表现。
目前来看，中印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围绕海洋利益以及发展周边邻国关系等方面摩擦增多，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两国实现民族复兴都具重要性。并且中印双方在全球层面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如在印太军控事务、南南合作、气候问题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利益共需。习莫武汉会晤后，中印关系得到快速改善，这也在说明中印两国政府有能力把双边关系处理好。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对环喜马拉雅区域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笔者此处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狭义的环喜马拉雅区域是指从地理角度讲喜马拉雅山脉直接延伸影响到的区域，即西起克什米尔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这一全长2400多公里狭长带毗邻的国家。这一区域的国家主要有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鉴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特殊关系特别是两国境内民族普什图族身份立场问题以及缅甸与孟加拉国围绕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所以阿富汗与缅甸这两个国家也列入环喜马拉雅区域；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为印度洋国家，但考虑到喜马拉雅陆权与印度洋海权的对冲属性，故广义的环喜马拉雅区域在狭义基础上增加了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四个国家。本书论述所用概念指广义环喜马拉雅区域，为行文方便又简称域内。值得强调的是，文中有时为行文需要，直接用南亚这个术语来针对一些情况做说明。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自此开启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进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换句话讲，自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相关技术进步，中国逐步具备了对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经济合作进行深度协调并有序推进的能力。
即与全球化相反，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去整合化。
有学者也称为全球化的新发展进程，或反全球化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隐藏着巨大风险，应对不好或相关制度建设跟不上将会受到负面冲击。目前来看，民粹主义同时在美、欧、日、印等蔓延并不是空穴来风。2018年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抛出“贸易战每一天都在打”的论调，引发市场各方紧张。这也预示着全球化到了一个追求贸易更加注重质量与均衡发展要求的新阶段。
有学者认为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敏感性和脆弱性方面，简单讲也即“彼此之间的依赖”（基欧汉和奈）
。也有学者认为相互依存为“社会的相互渗透”（霍夫曼）。笔者给出的界定为，相互依存是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后，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因经贸关系和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问题挑战而使相互间产生了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关系状态。实际上，相互依存论是基于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以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来获取收益和解决问题，战争或者说军事威慑不再是解决问题唯一选项。
目前关于地缘功能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在此处是将地缘政治与建构学派里的新功能主义相结合，诚然也有英国学派的一些概念逻辑在里面。具体定义如下：地缘功能主义指地域相邻（近）的国家行为体之间为改善与增进政治关系而从开展的一系列包括经济、人文交流等低政治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开始，逐步将该合作有序拓展到政治部门和国家安全层面，并对越轨行为进行控制（道德层面）的系统理论。也即理性行为体之间围绕各自设定的政治、安全等目标而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充分考量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合作方式来达到实现这样一种共识状态。笔者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加上地缘文化因素（Geo-Culture）和地缘政治因素（Geo-Politics），模型变为AGILCP。帕森斯结构功能分析的重点，是促进社会系统稳定与秩序的机制，重视社会体系的协调性与和谐性。
包括“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和“政治性外溢”等。外溢主要指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结构中，一个领域的问题将影响到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或要求另一个领域提出解决办法。在“外溢理论”的逻辑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不同功能部门将会逐步实现一体化，外溢将最终逐渐蔓延到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