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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有言：“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由来。众所周知，周边外交对中国极其重要，但有几个“痛点”始终横亘其中，如与日本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岛礁主权争端，与印度的陆地边界争端，朝核问题的困扰，还有美国军舰在东亚的“搅局”等。上述中医理论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些“痛点”，关键还是在于“通”，即不只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制定具体的办法，更要针对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症结，打通与周边关系的“脉络”，从而做到“通则不痛”。
众所周知，中国与周边关系“脉络”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体现为：第一，主体多，差异大。与中国直接接壤的陆地邻国就有14个，隔海相望的还有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马来群岛上的国家，虽不接壤与中国距离接近的国家如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也属于周边范畴。这些国家民族、宗教均不相同，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要一起相处本非易事。另外，已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象的美国虽非亚洲国家，但在中国周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的最大变量。第二，问题多，办法少。涉华的政治安全方面的问题大致有四类，其一是领土争端，其二是与地区大国（如日、印）间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其三是全球性权力变迁背景下中美在东亚的竞争，其四是一些虽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但对中国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地区热点（如朝核问题、阿富汗战争与克什米尔冲突等）。所谓办法少，主要因为中国周边可能是世界上诸地区中最为碎片化、欠制度化的一个区域。虽不乏各种地区组织与论坛，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有效力、起作用的少，出了问题往往还是得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双边关系往往机制化程度低，受对方国家内政因素影响很大。一旦某国政府变更，中国外交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各种具体的对策必不可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痛点”，关键还是要做到以下三“通”，才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这三“通”是：
第一是利益要通。
政治安全方面的利益，往往带有零和的性质。如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由于领土在近代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特殊性，还常常成为东亚诸国民族主义寄托的对象，导致领土争端更加对立、难解。还有中美、中日之间的权力竞争，也往往被理解为“东升西降”的跷跷板游戏。但历史给中国提出来的挑战就是：零和性的问题，不能、不应也无法再通过零和式的手段解决。在与小国的主权争端中，把一个岛礁夺回来容易，但由此在地缘政治博弈与中国整体外交方面造成的短期损失与长期后果都会特别巨大。而当代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更难想象通过战争的手段去决定胜负。因此，面向未来的根本之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挑战就是要把“不通”的利益拉“通”。在这方面，中国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各种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尝试。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潜在理念就是要把不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变为相通的经济利益。如果未来能够实现争议领土的主权共享或是通过谈判达成公平的解决，则是直接把不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变为相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对于中美争端，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部分的总标题，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因此，利益相通的大方向对中国来说已不是问题。目前的问题是美国、一些相关国家反倒越来越不相信这一点，仍然在以传统的零和政治思维看待中国崛起。当然，中国在主权与权力共享方面如何实现利益相通，也需要有更加具体的方案，否则也难服人。
第二是规则要通。
这里所指的规则，是指包括有关社会运行的规范与程序，背后往往有着某种价值、理念的支持。国家之间打交道，利益是根本，但不是全部。国家本身作为一定规则的产物，规则自然也是其政策目标考虑的一部分，甚至有时是很重要的内容。例如，美国把维护它的政治价值与生活方式看得比一般安全利益还重要，而中国也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利益。所以，国家间的合作与斗争，也常常与规则有关。相关的规则包括国内规则、国际规则两部分，分别涉及不同国家对于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社会运行的看法。当前，中国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就与政治制度的不同有关，至少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不同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近些年间还呈日益激化之势。对此，中国模式与以西方为代表的政治道路之间必须要找到结合点，这方面并非不可努力。例如，双方都坚持民主、平等、法治的价值，只是在实现方式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双方能够从彼此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点看问题，可能冲突就会少很多。实在是认识不可调和的时候，如果双方都能坚守互不输出、互不干涉的底线，也能做到和平共处。在国际规则方面更加复杂，因为它不像国内规则那样可以在国界后面相互分开，它是必须一体化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处一个国际社会，必须同享一个国际规则。更有挑战性的是，现在很难在国际规则方面明确界定谁是现状国家，谁是挑战者。例如，中国经常被西方认为是挑战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当前的事实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而不是中国在破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面对国际规则争议，一方面是要尽可能扩大有关规则内容的共识，另一方面是相关各方要达成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考虑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说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建立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没有这样的共识，历史上新老大国的权力更替才会通过战争来进行，现实中各国才会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国际规则。要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关于规则变化的规则，关键是国际社会的法治化程度要有更大的提高，各国也要更多的国际法治意识，而不是动辄诉诸实力、权力甚至是武力。作为事实上的国际社会的“班长”，美国在这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作为潜在的“班长”候选人，中国也有义务更要有紧迫感，推动建立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这不但于整个国际社会有利，对希望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也是有利的。
第三是交流要通。
如果国家间利益不同、所奉行的国内国际规则有别，那么就必须要有通畅的交流管道，才能促使各种差异不至于上升成矛盾，或是矛盾不至于激化成冲突与战争。要实现这种交流，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保持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通过交流促进理解，促进利益与规则的趋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与外部隔绝，不但先后与美苏交恶，与许多周边国家也相互对立，国际环境空前险恶，结果国内也发展不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中国实力迅速增强、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斗争日益明显、与周边相关国家的主权争端更加突出，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基本正常的大国关系、周边关系，这与坚持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促进了利益相互依赖以及政府、民众等层次相互间理解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技术层次看，所谓的交流要通，就是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中国要保持并不断拓展与相关国家的积极沟通。在武力代价巨大、国际法律手段又不充分的情况下，矛盾只能通过不断接触、谈判的方式去化解。那种双边关系一出现问题就切断政治往来、限制经贸关系的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有其价值与必要性，但总的来说不宜多用，更不能滥用。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衡量，所谓交流要通还要求：其一，要有更高水平的交流能力。我们现在提倡讲中国故事，提中国方案，但不能讲的故事别人听不懂、不爱听，或是提的方案不合当地的需求，受到政治、舆论方面的反弹。其二，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如果能够把交流通过机制化的方式规定下来，而不只是依赖于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国家间交往就可能更少受具体的情势与问题影响，从根本上保持一种畅通的状态。可以说，在上述方面，中国还任重道远。
以上三“通”，实际上可以应用于整个中国外交，但笔者以为周边才是重中之重。这不但是因为周边十分重要，还因为周边是中国推行上述三“通”的最佳试验田。中国与周边地理相近、文化相似，更有利于做到利益、规则与交流相通。随着三“通”的逐步推进，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痛点”才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背景，找到新的路径，甚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化于无形。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报告，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中国外交要超脱传统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旧思维、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而打通与周边关系的“脉络”，解决“沉疴”，则是走向这一宏大目标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