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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中，主要有三大方面需特别关注。首先是交通能力不足。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虽然有数千公里边界相连，但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局限以及政治领域互信缺失等原因，使得跨喜马拉雅两侧本该联通的交通线路没有成行。历史上曾经热闹非凡的亚东地区也因中印间领土归属分歧而至今没有大规模开发和放行。特别是印度对中国的担忧使得中国很多产品甚至不能走进锡金邦靠近中国边境线的30公里以内。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重点实行以外贸加工为主的经济策略，并随后加重对制造业支持使得中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恰恰与中国改革路径相左，并没有开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点发展规划，印度的服务业长期快速增长，其服务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印度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印度的“世界办公室”形象也由此宣传开来。
最后经济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不公和普遍贫困值得警惕。中国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贫富分化问题，对贫困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对三农扶持政策以及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反观南亚地区，根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印度贫富分化更趋严重，其基尼系数没有降低反而又上升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印度今天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
孟加拉国也是这种情况，该国基尼系数和印度差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孟加拉国低收入者总体收入有一定好转，高收入者所持有财富相对比重有一定下降，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孟加拉国采取社会公平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巴基斯坦在2002—2006年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但随后采取了相关措施，2006—2011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巴基斯坦这种相对公平是以普遍贫困为代价的。斯里兰卡和印度情况类似，从2000年和2010年相关数据来看，斯里兰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
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加快开展，这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和地区形势演进有着密切关系。全球化不仅推动了各经济体间资本和货物跨境流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交往的本质。当今世界经济已渗透到各国内部，大型现代化公司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而已成为跨越国界的全球网络；产业和公司内部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显著增加；世界金融市场的整合创造了一个本质上单一的全球资本市场；移民和外包已经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交通运输网络也缩小了各国在地理上的距离。事实上，不仅经济力量的传播渠道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间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贸易、金融、经济增长、减贫、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和治理等这些曾被区别对待的议题，现在彼此之间密不可分。
国际经济交往性质的转变对地区经济治理的机制、制度和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与政治合作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发生了明显调整与变化。危机过后，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充分、高效的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就有可能产生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动荡。
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发生了若干变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传统治理机构正面临挑战；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由新兴经济体建立的国际机制正在发挥出重要作用。
双边贸易协定的扩散，特别是大型区域贸易安排的跟进，有可能迅速改变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和运作。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提供解决方案，尤其是中国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特别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怎样的挑战与前景，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和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作用等。
环喜马拉雅区域对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安全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但该区域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因发展落后引发的各种矛盾使得国家间关系敏感，派系矛盾复杂。追溯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中叶印巴各自建国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没怎么好过，可以肯定地说两者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几乎从未停过。分析印巴两国关系不断交恶的因素，其中克什米尔归属问题首当其冲。而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则是当时历史上英国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所造成，也即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根据该方案，克什米尔的归属成了难题。当时占克什米尔地区约77%的穆斯林人口主张加入巴基斯坦，但克什米尔土邦王则信奉印度教，他最后选择的是加入印度。至今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抛开历史纠葛，今天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活着克什米尔人、旁遮普人、孟加拉国国人、比哈尔族人、阿萨姆族人、马迪西人、廓尔喀人、夏尔巴人、安得拉人、拉贾斯坦人、信德人、俾路支人、帕坦人、阿萨姆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等不同民族，他们传承着民族文化与推动着该地区发展，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多次交织着争斗。目前来讲，印度东北部各邦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依然不能小觑，阿萨姆邦和曼尼普尔邦、西孟加拉邦的分离主义活动暗流涌动，而印巴争议区的克什米尔问题形势依然严峻，斯力那加城市每周五下午依然举办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印度政府的管控和表达独立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缅甸若开邦的内战导致大量罗兴亚人出走孟加拉国，也或明或暗说明了南亚地区民族、宗教等问题复杂。
与民族分离主义密切伴生的跨国恐怖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不仅给地区和平带来挑战，甚至一度影响了大国间力量配制。“9·11”事件后，美国力量进入中亚并在吉尔吉斯、塔吉克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也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异常。
美国在阿富汗长达十年多的反恐，力图根除基地组织，但目前并不能断言美国此举的成功。另外，美国也在通过打一些人权牌来获取其地缘战略利益。如美国长期与十四世达赖集团关系暧昧，美国国内少数族裔领袖与宗教界保守力量联合，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层面支持藏独活动，为他们提供分裂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制造国际声势并引导国际舆论，组织智囊团，出版著作刊物，篡改西藏历史等。但值得认清的是，美国行为的背后实际并不是为了这些非法从事分裂活动的藏人利益。而无论对中国还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如何避开外来力量的负面干扰，共同打造好一个稳定与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环喜马拉雅区域显然更符合各方长远利益。
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与中国西部广大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等实施，不仅是针对中国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之如何追求美好生活和高质量品质的一种肯定性回应，也是顺应中国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对外经贸机制升级的需要。
中国在国际层面推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都已经启动，相关中国段项目进展顺利，中尼印通道建设也在酝酿规划中。随着这些相关陆路交通设施的改善，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经贸往来关系将得到重大改观，改变了过去那种高度依赖船舶贸易和初级品货物贸易的状况。而考察21世纪以来的彼此间经贸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虽然自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不断发展态势，但双边贸易总额并非呈现单边上涨态势。由于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及影响，中巴两国间贸易增长幅度在2009年开始曾一度出现负增长，这说明中巴贸易之间关系有一定脆弱性，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明显。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中巴除了商业层面的正常经贸往来外，中国单方面对巴提供经济发展援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援助不仅包括普通经济援助，还包括项目培训援助以及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等。如2013年巴基斯坦发生强地震后，中国及时派出搜救力量与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当地救助活动，帮助巴基斯坦度过困难。
从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来看，中印不仅是该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是相互移不走的邻居，都曾经在历史上辉煌过，也都受过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迫害，“二战”后发展经济的路径也有很大相似性。共通的经历与相邻的地域使得中印在国际场合有很高的合作需求，同时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又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但受制于中印战略互信不足影响以及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羁绊。印度在对中国的互动中多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有些舆论认为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在挑战印度在南亚的地区秩序，对中印关系的未来不看好。而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发展也多被印度解读为战略遏制印度的行为，中巴安全领域的任何合作都会触动印度的神经。关于巴基斯坦方面，巴基斯坦工业基础薄弱，长期贸易逆差，已成为巴基斯坦对外贸易的“诟病”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虽然很早就建立了良好经贸关系，中巴两国之间贸易总额也较高，也呈现较好增长发展趋势。但中巴间经贸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经济贸易和中巴政治往来不协调现象较为突出。从战略上讲，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但两国在政治领域交往火热的时候，贸易方面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潮。从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占中国与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来看，2001—2013年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量仅仅占到中国与世界贸易量的0.3%左右，但是在2013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总额就已达到了650亿美元左右，接近中巴贸易额的5倍。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巴双方政治关系发展与中巴经贸发展是不匹配的，经贸发展严重落后。作为中国周边秩序中占有重要权重的环喜马拉雅区域，如何处理好印巴关系，通过经济来带动和改善中印巴三角关系在当前陆权安全显得日渐重要的背景下尤其要重视，诚然这也考验三方领导层智慧。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并成为一种优势文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层面的多元文化互动，并且要在地区层面上推动地区文化整合，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更是要通过相应文化战略打造出中国地缘文化优势。中国在通过系列步骤巩固自身在中华文化圈中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应不断深化圈内各成员合作，提升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而西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在中华文化构建影响力的过程中贡献一份力量。
而对于其他跨界文化，中国也应接受它们的合理存在，并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利用甚至帮助推广。实际上，无论从中国自身文化发展需要来讲，还是从地区文化多元竞争绽放光彩来看，没有中国文化的全面参与，亚洲文化国际影响力将很难有高度。而从实用性角度讲，我们在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能够有助于（其他）包容和接纳中国周边地区跨界文化认同，积极推动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进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周边地区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的合作。总体上看，若要有序提升亚洲地缘文化影响力和进行整合，一个基本前提是要认识到文化整合不是为了消除不同文化的“异质特性”，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同质性”。而亚洲地区层次上的文化整合，显然应该以整个亚洲为基础，这也就要求中国有效挖掘并推动亚洲地区不同文化的“同质性”扩大，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