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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政府层面比较系统有规划推出的可见公开文件，最新可追至西藏自治区政府2015年初的工作报告，该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举措，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意见方案，倡导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而实际上早在2014年9月，习近平访印期间，所谈如何加快推进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如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与印方就深层次边贸合作开发进行深度沟通相关机制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构思，就已蕴含中国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通盘考量与部署的轮廓雏形。值得强调的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新变化，我们当前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营造一个良好的中国周边环境显得异常必要。就我们中国而言，对青藏高原的拥有，使我们在对印、孟等南亚国家关系中占据有利主动态势，使我们有能力在与周边国家交往合作中，可充分利用地缘因素和经济优势为国家发展谋取更多战略优选路径的同时，也为周边邻国带来福利效应，实现共赢。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目前，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历史阶段都要更重要的时期”
。而国家文化安全概念则主要与国家内部的基本制度、传承的价值观和形成的利益团体认知等有关，
放眼西方，欧美文化霸权给世界文化秩序带来了诸多挑战
，让我们有必要思考弱小民族国家和边缘国家，其文化应得到尊重并在历史传承中得到支持
。“文化作为不同国家间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一种工具，可通过文化产品、自我标榜和信息开放等多种途径进行传播。”
在每一个历史民族区内的各种居民有相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常除语言外，很难看出该地区内各民族的界限，即所谓“历史民族区”（亦称作“历史文化区”）
。中国与喜马拉雅山麓外侧各国乃至部落之间有着近千年交往史。在中国与印度等国交往过程中，法显、玄奘等高僧成了中国历史中的著名人物。来自印度的佛教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即使在今天依然有许多善男信女来到寺庙朝拜。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经贸联系，斑驳遗存的“茶马古道”遗迹就是这种古老联系最有力的说明。总体上看，环喜马拉雅区域难以割舍的历史文化，感人至深的友谊故事，为今天域内各国合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到了18世纪，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廓尔喀王国就一度想开通尼泊尔西部与西藏之间直接贸易，但这条路不好走，而当时比较成熟的一条路是奇戎—库蒂线。1768年沙阿王朝选择进攻加德满都并灭掉马拉王朝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攫取尼泊尔至西藏贸易线路。
值得强调的是，普里特维灭掉马拉王朝后随即派出使团到西藏。1790年，当时国王巴哈杜尔率军攻打西藏，被清朝7万军队打败后开始向中国称臣，这种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1912年。
其中印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历史上看，由于喜马拉雅山脉自然条件的制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局限，中印之间长期保持着一种和平状态，相互间联系也多限于文化以及经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印度建立了良好关系。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最早就是与印度、缅甸一同确定的一项国际行为原则。虽然1962年战争以及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印度搞分裂活动等对中印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但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迎来转机。1993年拉奥总理对华访问，标志着中印关系开始到了一个新阶段。目前，中国已成为了印度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亚洲不同文化共存并获得快速发展，与亚洲地区传统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民族情结密切相关。亚洲跨界文化认同也与同步排斥来自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文化扩张主义密切相关。其中，亚洲区文化呈现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中华文化圈与东正教跨界文化圈、伊斯兰教跨界文化圈以及南部的印度教为核心的跨界文化圈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一种态势。
这些跨界文化认同都或多或少有着对其他文化的排斥性，特别是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结更是加重了这种排斥。由此今天我们如何考量和避免外部敌对势力利用这些文化差异乃至通过恶性诱导而引发彼此间排斥，需要格外引起重视。
环喜马拉雅区域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和路径上有极大相似性。以中印两国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都意识到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并都提出了农村发展战略。最近十年来，中印两国在城市化进程、工业布局、对外开放以及国际战略方面也都从各自国情出发，以尽量调整不合理经济产业结构和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为己任。无论中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印度提出的“第二次绿色革命”都展现出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责任担当。从城市化发展的具体水平来看，中印两国又有明显的差异。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由于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和稳定电力供应，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影响特别明显。在实物基础设施投资中，印度占GDP比重比中国低近5个百分点。根据研究，中国高速里程为印度的10倍左右，港口和机场设施方面印度也是相对落后。但鉴于中印两国在环喜马拉雅区域有着共同的发展与安全需求等，又需要彼此支持和相互理解各自需求。
从地理环境角度来分析，西藏内侧有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这些省份为邻居，外侧有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家。当前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西藏经济的激活与生态产业端的顶层规划有助于我在地缘上形成对印、孟、尼等南亚国家向心力优势。而从全球格局角度来看，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也将提升整个环喜马拉雅区域影响力。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进程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度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专业化生产占比大幅提升。孟加拉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都将会充分利用劳动力、旅游资源等禀赋优势，进一步与地区和世界经济融合，激发自身经济潜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域内国家如果能够在世界生产体系中找准定位，以有效参与国际与地区分工，通过为资本、服务等要素提供便利，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有效促进环喜马拉雅区域内经济合作深化。
第二，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要素流动。从生产角度讲，在相对封闭环境下，通过不同程度竞争最终形成了各国差异化生产要素价格，并最终造成各国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差异。通过地区间不同价格差异引导，最终会推动域内国家竞相使用本国禀赋丰厚的要素产品以促成有利于国家竞争局面的出现。“地区同安共荣”理念由印度莫迪政府在2015年提出，其中之一是重点推动蓝色经济发展（Blue Economy），加快政府层面要素流动的推动，并表示作为地区公共品的一部分承诺，愿意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提供帮助，采取快速行动。 [12]
第三，地区化极大地推动了跨国公司发展。目前，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生产的40%，在科技研发方面接近90%由跨国公司控制。此外国际贸易的近50%以及国际投资的近90%也都由国际跨国公司控制，由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跨国公司对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发展可能的重要作用。例如，印度莫迪政府近年来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合作，并加大了在孟加拉湾的建设投入，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地区经济发展和占据有利位置而主动推动本国公司走出国门的一种政府背书行为。2015年6月，印度与缅甸政府经过深度交换意见后签署了东部沿海运输协议 [13] ，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说明。
第四，地缘经济意义上的亚洲次区域整体将成为现实。如若通过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进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一个超越东亚和南亚而与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相联通的欧亚大陆腹地的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板块的崛起，将会在国际层面极大提升亚洲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容忽视的是，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将会对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将会推动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形成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第五，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将提升中国对南亚战略辐射力。狭义的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以西藏为主体进行对外经贸合作。主要以樟木、吉隆、普兰口岸等为对外合作窗口，面向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以发展边境贸易与开展国际旅游为特色的经济合作。西藏地方政府于2015年首次提出的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建设方案也即这种思路。广义的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内侧则是指由国家出面进行统筹规划安排，地域包括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省份协调对南亚经贸合作，而环喜马拉雅经济区域外侧则扩充至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以及马尔代夫等国家。该地域幅员辽阔，市场需求旺盛，与中国经济互补性明显，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这与我们在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将西藏定位为“两屏四地”战略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一旦踏上轨道，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南亚各国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也有助于该地区贫困落后面貌的改善，更有助于改善当地自然环境，在实现生态安全的同时，也为各国间边疆安全提供保障。
从历史进程来看，国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且安全与自由作为一对矛盾体，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
但在不同国家间，“自由”的含义又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围绕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威胁，有效控制和政府管理的辩论中。“实际上，国家安全某种程度上讲是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不断追求国家安全是各个国家主要目标之一。”
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围绕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在现实主义者逻辑中，“国吃国”的实力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手段。
再从安全利益与权力追求这样的核心逻辑出发，就很容易探求出各类现象背后真实的安全诉求所在。从经济安全视角看，产业链分工及其依赖路径则也一直是困扰国家间相互关系能否合作和深度竞争的重要因子。而围绕一国实力之经济核心竞争力，从价值链角度进行解读或更有助于理解今天国家的行为。从经济史追溯“价值链”这一概念，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是企业所处的整个价值链的竞争。用波特的话来说：“不同消费者之间围绕价值认知，认为已不能将单个活动优势来等价于企业自身竞争优势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从学理角度来进行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逻辑依然是比较优势。例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使得自身经济整体质量得到不断提升，在产业配套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甚至有了质的飞跃，最终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层级上得到了攀升。
但是从全球层面来看，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些关键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依然占据着制高点，中国作为后起之国显然无法在老一轮产业技术竞争中获得多少优势，但从新一轮产业和技术创新角度看，特别是在互联网+以及航空航天、量子通信、生命信息技术等领域，中国有着一定优势。此处值得强调的是，老牌发达国家能够很大程度上通过先前的技术优势也即产业链方面优势可以吃一些老本，这反而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等在新兴5G技术、软件业等方面赶超提供了机会，并且能够通过相互间竞争而实现所在国产业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实则是一种自我保护主义，其核心动机并非为解决就业等问题，而是为给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升级方面制造困难。目前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通过经济合作来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该地区纳入全球化进程中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通过经济互补性合作来推动产业质量提升，并在此过程中增进战略互信。而从实际情况看，环喜马拉雅区域劳动力资源丰富，各种矿藏资源有待开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采掘业等方面空间巨大。但这些国家缺乏相关技术和资金，另外各自市场空间因没有打通而处在条块分割状态。与之相比，这些地区所缺要素恰恰又是中国优势所在。因此可以通过一系列合作模式创新而使彼此禀赋优势进行互补进而形成区域产业链优势。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科技、资本以及市场潜力等优势，加快与环喜马拉雅区域内国家进行对接式产业转移，实现贸易与投资一体化。
总体上讲，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通过对外贸易嵌入式升级和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管控，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相关企业的跨国发展，也有助于产业链层面的全球化布局，进而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产业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得到重塑和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事实上，自“二战”结束后，有过三次比较大的国际层面产业化转移浪潮，而中国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抓住了产业转移机会而促使本国经济有了质的发展。目前来看，环喜马拉雅区域仍然处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如果中国相关技术和产能在该区域展开布局，帮助当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这也可以称为我们遵循了比较优势演进的规律，构建好区域层面的产业链布局，也是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尝试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