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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一词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然作为一个热点词汇，经常出现在涉及重大地区与国际政治议题的论述当中。而追溯历史也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地缘政治的热衷不仅是学术研究需要，更是现实重大政治问题如何应对的迫切需要。此处姑且不详谈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比如《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
（原题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以及其他相关论述比如荷兰法学家胡戈·赫罗齐厄斯的国际法著作等。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发展与大国之间进行激烈地缘博弈和追求生存空间密切相关。其中麦金德地缘政治学的要点是，要支配位于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应该支配中东欧，支配心脏地区者支配世界。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德国人眼中具有很大魅力。德国可以通过实践努力改变被封锁的劣势地位。于是第一次地缘政治学热潮兴起，成为纳粹德国正式承认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爆发。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不现实的。行为体之间即使合作也很难保持持续性，要么是屈从于权力被迫合作，要么是着眼于利益的权益之计。即便是温和的现实主义者，也认为竞争而不是合作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6] 与德国不同，俄罗斯版本的地缘政治学为欧亚主义观。其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横跨欧洲和亚洲，其所处的欧亚空间有独特发展法则，特别是十月革命发生后如何思考国家和非国家、资本家和工人取得统一的问题。例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如何理解“无产者”的无国界性？被压迫国家的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是怎样的？被压迫国家资本家是敌人还是同伴？如果是前者，则资本家是敌人。如果是后者，则资本家是同伴。为了解决这类悖论性问题，俄罗斯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列汉诺夫的地缘政治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书进行了阐释。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发展问题都归结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受什么原因制约这一点，而在后者的形态上，首先通过指出地理环境的本质解决问题。而如果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围绕地缘政治学进行的解释，并且体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表达，那么实际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伊始引入的地缘政治学，融入了“从政治上理解地理”的想法。
长期以来，国际环境的丛林性和竞争性使得行为体更多情况下追求绝对安全，试图追求包括技术优势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彼此间信任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诚然，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聚焦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而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是否受到威胁。
联合国建立后为什么特别强调“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实际也是基于弱小国家生存权和平等权的一种考量。关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一个较普遍共识是没有经济领域的安全保障，难言政治安全。这也是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5）及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7），为什么要明确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纳入经济安全指标的原因。然而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安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所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越是多样化就越有可能给生产力发展带来越多选择性和动能，换句话说就是对生产力发展有利。马克思也曾讲过，不是土地的富饶性，而是它的差异性，组成了社会分工的天然基础。
即使读麦金德和马汉，如果不能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地理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含义。从现实层面来讲，山将人隔开，河和海将人们拉近，指的是大航海技术出现后，科技进步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影响。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缘政治学的原型是强调山脉的重要性。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战败，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被认为有效性下降。在“二战”中，飞机被正式导入，战争演变为三次元战争，在随后冷战期间以及之后，普遍共识性观点认为谁获得制空权就可以打败对方的看法成为主流。但2001年恐怖袭击发生后，麦金德地缘政治学思想重新复苏。这次恐怖袭击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结束。随后开始的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未能在阿富汗取得胜利。为什么呢？因为阿富汗主要地区都是山脉叠重。美国在清剿“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耗费力气，也未能驱逐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土耳其未能解决库尔德问题，俄罗斯也为车臣问题不时苦恼。因为这些地区都是在山区发生的纷争。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对麦金德地缘政治学重新审视。实际上，在世界上一些关键地区，地理特性是无法无视的，比如阿什利、德里安等人就此进行了充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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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杰等学者在反思社会世界是否同属于自然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规律探究是否可行以及能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等进行探讨。
但聚焦于地缘政治学，在世界秩序方面，地理制约条件可以解释民族特性，也可以解释经济特征。并且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政治努力使秩序条件发生变化，但无法使地理条件发生根本变化。
近年来，一旦碰到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局势，经济学家常常会使用“地缘政治学风险”这个词。比如称“英国如果脱离欧洲，会出现地缘政治学上的严重冲击，单一货币欧元的前景将再度令人怀疑”。然而，这只不过是简单用“地缘政治学风险”来解释从经济和理性角度说不通的问题而已。“地缘政治学风险”也常常在过去被用于对日本而言有切身之感的朝鲜局势，朝鲜的风险有核武器开发、保有和扩散，可以清楚地体现风险原因。笔者认为，地缘政治是指对某个地区安全局势和国家间力量进行关系关联，着眼于相对地理因素考量而加以解决的理性努力的总称。那么某个地区力量或权力是以何种形式流动的呢？从历史上看，它会流向“权力缺失”的地方，流向权力已失去的“权力真空地带”，然后发生力量碰撞，乃至出现混乱。由此，也就有必要从整体来评估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政治动向的重要性。诚然，我们也应认识到用地缘政治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对地理的重视以及如何运用地理优势这样一种战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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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重塑进程中，每个国家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也都有一个富民强国的伟大梦想
。然而由于各类历史遗留原因特别是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下，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如何结合自身国家的地理特点来探索自身国家优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在经济社会迈向繁荣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一些榜样性经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如何与相关国家开展一些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实现共赢，则也一直是学界长期热议不断的话题。
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性交往。在早期关于功能主义的论述中，更多强调功能性合作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联性，认为通过功能性合作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解决国际冲突。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由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会长厄恩斯特·哈斯推动发展起来。该理论深受戴维·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思想影响，目标最终指向区域如何推进和实现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关于新功能主义研究方面的学者，除了哈斯外，还有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利昂·林德伯格等。新功能主义者强调重视精英合作，认为高政治领域的合作需要从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做起。而具体不同经济领域的合作具有相互扩展效应，特别是价值领域合作的成功反过来又会增进经济等领域合作的信心。
追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本国自身的局限性。为了使优势互补，让本国公司能有更好的发展，欧洲各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到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跨国公司为摆脱经济上发展受限而激发对一体化需求，积极参与政府决策，推动一体化进程，而政府也需要企业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也就乐于推动经济一体化。由跨国公司发展需求而导致功能部门整合、政府企业合作及各国政府间合作，使经济走向一体化，这种现象正好契合了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因此，曾经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可以用功能主义来较好地解释。目前来看，对功能性合作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主要在于欧洲一体化遇到了前所未有困难，并且虽然欧盟“经济性外溢”进展整体上看比较顺利，但是其“政治性外溢”进展则缓慢得多。即使如今欧盟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没有足够动力进一步推动“政治性外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诚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约瑟夫·奈新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性因素进行了跟踪并回答了这种疑问，此外他还对政治精英活动带来的外溢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后来奈转向强调文化、民俗等软权力因素研究，并探求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
从学理层面来看，面对新功能主义及其相关研究，理论家们普遍认可了其在理论层面的深远影响和冲击性。20世纪60年代后，年轻一代的理论家甚至把新功能主义视为对前一代人始终坚持的所谓科学发展呈线性前进假设的一种有力驳斥。反思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断从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当中汲取养分。在这个近邻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和意义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帕森斯等的贡献在于他们被认为是特定思维方式的典范，为特定研究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范式，并为评论家们提供了辩论的焦点，从而使建立或否定更为广阔的知识体系成为可能。亚历山大等致力于行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和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及后结构主义分析。实际上，无论就理性的意义、职业的意义还是个人的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设想，帮助建立或曰重建帕森斯一些核心观点的合法性，进而超越帕森斯。同时，新功能主义之后的一切仍然要深深受益于帕森斯，是帕森斯思想的当代表达。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学生运动所强调的公开性和参与性，正日渐为暗箱操作和政治上独裁专断所取代。新功能主义为亚历山大等学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探求与论证的空间。
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新功能主义所努力的，是着眼于当代社会理论的话语与自我意识，是立足于学者们在该领域建树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述。例如，帕森斯有关结构分化的观点以较完善的形式继承了涂尔干和斯宾塞早期观点；但帕森斯对包容（inclusion）的看法，是建立在韦伯关于理性化与友爱以及涂尔干关于团结等观点的基础之上；还有帕森斯关于文化的思考，把韦伯关注的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转化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道德制度化理论；帕森斯对于人格和社会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看法，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理论基础之上。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加上Culture和Politics，模型变为AGILCP，则是后来亚历山大等学者重点探讨的方向。总体上而言，帕森斯结构功能分析是着眼于如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维护。
其中细分来看，帕森斯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强调个体行为人的社会属性，认为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特点深受其所受熏陶的模式化意义（文化系统）和心理需求（人格系统）等所影响。在早期，帕森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再加上“社会系统”）的模式，他认为行动者是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他也认为行动者能够在一种社会化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场所下活动并获得满足。
作为服务于中国周边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工具之一，关于地缘功能主义，目前国内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笔者尝试从当前地缘政治与新功能主义
相结合的角度来构建该理论框架，认为地缘功能主义是指地域相邻或相近的国家行为体之间为改善与增进政治关系而从开展的一系列包括经济、文化交流等低政治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开始，逐步将该合作有序拓展到政治部门和国家安全层面，并对越轨行为进行控制（道德层面）的系统理论。简单讲，地缘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地缘战略空间拓展及其“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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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相关问题——即针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与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由技术进步与政策协调带来的地缘空间改变，如何思考与规范由经济领域开展的合作对重大政治、地区安全议题等产生的影响（经济发展以及跨地区经济合作是否有助于政治领域以及包括边界领土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从现实需要来看，自中国有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关项目建设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经济跨国家建设规划，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西部地区落后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使西部边疆落后地区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实现中国的均衡发展，进而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提供经济支撑和他国经验借鉴，这一系列目标步骤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结合国情进行责任担当的有力说明。如果要对地缘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作一区别的话，最主要的不同是目标不同，新功能主义期望最终期望建立一个超国家结构，而地缘功能主义的目标则是围绕历史遗留问题与地区间国家政治互信问题解决方面能够有所推动。
从“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更多从物质性力量视角进行分析，特别看重权力以及国家具体利益等可量化的指标来理解国家间关系，也有包括多伊奇这样的学者主张重视观念作用等 [10] ，基欧汉则强调国际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地缘功能主义则主张如何通过物质世界的改变以及如何影响引导国家行为，来改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现状。此处的外溢效应包括“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和“政治性外溢”等。外溢主要指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结构中，一个领域的问题将影响到另一个领域并进一步要求提出解决应对思路。在“外溢理论”设想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不同功能部门将会逐步实现一体化，外溢将最终逐渐蔓延到政治领域。此处重点强调外溢效应更多是聚焦于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划分等高政治领域议题的妥善解决，而不是以建立超国家机构为目标，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中，地缘功能主义合作推进的逻辑目标是利于形成新的跨地区行为规范。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产生不同的身份定位，可以形成相互的认同，并且沟通本身就能使一个团体拥有共同思想、观点和行动
。区域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否充足与过剩和功能性合作效应的评估反馈除了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和脚踏实地的运作之外，离不开指导理念的自我发展和推陈出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各国之间“复合相互依存”不断提高，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安全态势对中国而言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外溢效应，需要中国在事先预防、危机处理、事后应对等各个阶段参与相应的功能性合作，比如在粮食、能源乃至产业体系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但地缘功能性合作并不完全等同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外交”“发展援助政治学”“新区域主义”等概念，而是涉及参与方政、产、学、研等各个阶层以及人、财、物等诸方面，主要在行为规范理念培塑基础上共同进行地缘空间拓展和“外溢”进程建设作为方向内容。同时地缘功能性合作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核心——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今天，通过功能性合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并不是地区版“霸权稳定论”的再现。在早期关于国际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品理论和实践中，供给主体通常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发展援助组织。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早已超越了纯粹发展援助理论，而成为大国战略研究的一部分。究其实质，国际组织（及其背后的主要大国）以及非政府主体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从受赠方角度来讲容易被理解为道德层面的“施舍救助对象”而不利于该国国格培育，相比较而言地缘功能性合作则是把弱势一方放在了更加对等的对手位置上，通过互利合作项目开展和频次积累，有助于提高区域合作的向心力。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虽然自成立以来对其发展成果评价不一，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加墨三国由于取消贸易壁垒而实现了经济发展，“它增强了地区主义的趋势……把两个高收入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包括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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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功能性合作的真实效应和远期功效值得怀疑，亚洲历史发展证明涉及主权领土等问题解决方面往往极其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近来影响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关系向好发展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类型的活动频繁发生，其背后不仅与国家间历史羁绊被极端势力过度解读和放大利用有关，也与该地区现代治理观念薄弱有关。目前中国国力增强，在与周边经济合作中如何有效推动邻国经济社会发展，业已成为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交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科技进步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为中国对外开展功能性合作提供了可能，而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需求又为彼此功能性合作提供了强劲动能。长期以来，功能性合作理论特别是新功能主义有时也会把地区经济合作努力方向分为需求面和供给面两个方面。简单讲，在需求面，跨地区机制模式的建设可以被视为一部分国家实现“外部性内化”的尝试。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指各个行为体面对外国企业和政府时面临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广泛的金融风险对跨境贸易和投资所产生的各类影响。供给面则主要是指各国政治领导人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各个阶段适应深度地区整合要求和提供国际公共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意愿。例如在环境领域长期以来是日本开展东亚功能性合作的重点领域。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曾出现过熊本水俣病、疼痛病、四日市喘息等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对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有着切身的体验和丰富经验。当东亚其他国家面临或即将面临类似问题时，日本在上述领域具备了参与或指导功能性合作的能力
。在应对温室效应、减少热带雨林和森林植被的破坏、防治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酸雨治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其它生态环保领域同样如此。而聚焦到环喜马拉雅区域，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深入，中国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对外贸易越来越被广泛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民族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历史机遇
。反过来讲，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广大中南亚国家毗邻，经济发展的好与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乃至中国国际形象。而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是否过硬，当地居民生活是否幸福，民族地区经济后劲如何，这系列经济参数指标折射出的重要政治价值显然不言而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开展，不仅将向中国西边邻居展现中国更加开放包容的共享发展姿态，也会在新一轮中外经济互动中确保了开放红利被包括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在内的各族人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共享。而中国目前在周边开展的各类功能性合作，并非为了将周边邻居与中国经济高度捆绑并为实现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为目标，而是只为了通过这些合作使对方能够获取对等的经济收益，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达成政治领域的议题合作也可看作“外溢”收益的一部分。退一步讲，一个好的地区合作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开放的地区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话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深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只靠自身条件就能发展与强大。而在文化发展横向辐射中，彼此割裂分离的社会团体和功能会产生对抗性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仍然依靠价值系统，而这个价值系统又在文化的层面上整合起来。但文化的纵向发展方面则又相反。在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中，都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性，利益集团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共识。具体就中国来讲，一方面自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外贸的显性比较优势明显在上升，这有助于地区和平；另一方面，总体上，民族地区贸易开放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民族地区所处的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后续开放等有着密切联系。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今后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深度无疑将会有大幅提升，而“一带一路”也将会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强劲发展和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走廊以及中尼印通道等相关项目建设的铺开而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