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有必要首先对合作这一术语进行系统学理解析和其发展脉络梳理。从近代历史进程来看，合作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发达国家之间一种处理国家、社会和利益组织之间关系的模式，该主义反对过度强调国家中心论。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合作主义则重在利益协调，即社会伙伴以合作的态度通过积极协商可以获得共赢结果，而如何协调则可以借助自身传统软硬力量优势通过不断讨价还价来达到目的。 [1]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针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日美合作关系进行过量化分析，试图通过探讨“二战”后日本崛起与美国霸权关系来论证大国崛起与地区秩序间如何相互作用。 [2] 今天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环喜马拉雅区域推进，能否在借鉴当年日本成功发展路径的同时，也为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方案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课题之一。而从理论层面来讲，有哪些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可以有效借鉴来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发展能否带来地区的稳定？如何避免中印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中误判，如何实现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安全？等等，也都是目前理论界深度探讨的课题。
区域经济学是关于区域经济的经济学，具体研究国家和社会如何有效对其稀缺资源进行空间配置，也即如何通过决策让其在竞争过程中体现出优势，这里面也包括个体特别是企业决策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此外，区域经济学第一个强调地理空间（零次空间、线空间、面空间）作用；第二个强调区位重要性；第三个强调空间差异。考虑到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很多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并不完全流动，不同地区乃至国家间差异性总是会存在，区域经济学注重这种差异研究。
“增长三角”一词最早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笔者认为，“增长三角”主要指地理相近的几个国家或不同地区间通过在边疆毗邻地区共同设置优惠政策，为经贸往来提供便利条件，支持吸引外资并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开发区域。
目前比较成功的“增长三角”如上莱茵边境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角区等。从现实经验来看，“增长三角”的参与各方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要求高度相同，经济起点不一也可以获得成功。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亚洲、欧洲等不同“增长三角”实施措施、各地不同特点等角度进行研究。
总体上来看，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很多地区“增长三角”的成功案例给国际上边境地区开发以及政府间围绕跨地区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不同国家具体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导致增长三角地区相关合作项目深深打上了企业所在国的烙印。而企业在跨国招收员工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其来源国或邦关于人才政策规定。
[3]
从整体上看，“增长三角”不断成功案例也给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即域内国家间经贸联系不断加强，阻碍经贸与人文交流的各类障碍因素不断减少，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等。
该理论最早由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认为，一个区域内大城市之间随着交通干线修建，将会对城市发展带来极大推动作用，并且其对城市之间乡村经济带动效应明显。而运输成本降低有助于空间要素集聚和地区活力激发，实际上生长轴理论重视交通干线作用。关于“点轴系统”理论则是由中国经济学家陆大道于1984年提出，他认为交通干线只是起到了要素集聚媒介作用，而要素集聚是在中心城市和主要居民聚居区这样的点上，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形成“点·轴·集聚区”这样一个新经济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也有助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上看，无论“增长三角”理论、“生长轴”理论还是点轴理论都暗含了对某个区域如何重点推动发展的语意，某种意义上有部分计划经济的韵意。而环喜马拉雅区域具备地球上极特殊生态资源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落后的特点，通过环保前置下以点带面式经济合作来促进区域发展，或是实现亚洲区域经济向着高质量和均衡发展的一种优化选择。
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发展，近来国际社会发展呈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家间相互依存。而以罗伯特·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学者也认为，国家间经济合作有助于国际问题解决，而战争不再是有效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结合“二战”后历史演进，指出全球层面国家间相互依存趋势的日渐明朗和东西方关系转向再次佐证了国际社会的交融发展态势。
丹尼斯·皮雷奇斯在其撰写的《世界经济政治学》一书中强调，解决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而相互依存则是其重要特点。
“全球相互依存”论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就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而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相互依存理论显然也是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下的一个产物。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共同利益、国际合作压倒一切。实际上，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性特点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来表述。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表面上看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特征明显，但国家追求权力政治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只是不再赤裸裸以武力方式来实现目标，而是采用更含蓄的手段而已。
特别是伴随科技进步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日渐活跃，相互依存理论也在学术争论路上特别是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思辨中不断被重构。1968年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出现。1977年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出现。复合依存理论认为双方关系中依存度较高的一方在具体围绕某一利益问题上与对方不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相互间依存度也越来越高。鉴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分析工具凸显出其价值。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可以推演出目前国际格局中解决问题的成本。关于发展中崛起大国对依存进程中关键产品的敏感度研究，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非对称相互依存可能会带来不安或者恐惧，如对某种资源类似石油这样的能源依赖国为减少非常时期（如战争状态）被切断供应的担心，会加大与供应国讨价还价的力度进而引发更大安全层面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走到今天这一步，经济因素日渐成为国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经贸发展使得各类经济合作带来的收益极大制约了战争爆发。和平因素随着国家间经贸联系紧密而变得不再虚幻。 [4]
对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来讲，如何借鉴其他地区成熟经济合作模式，在山麓两侧开展跨国经济合作，是摆在域内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鉴于次区域经济也具有区域经济属性这样一个现实，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上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成功案例，也要运用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来解析这些模式选择背后深层次的逻辑。
当前国际上跨国次区域合作成功的案例颇多，这些案例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合作动力、合作带来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诚然也有地域特色与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细微差异。如以柏林—莫斯科走廊以及德波边界到波兹南走廊为例，其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为走廊联通的城市间实现了货物商品等贸易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极大促进了城市间信息文化交流，这无形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跨国跨地区婚姻也呈现出上升态势。 [5] 再如上莱茵河地区合作的成功，其合作也是从贸易和交通合作开始，逐渐深化到边境区全方位经济合作。经验是以市场行为为先导形成合理化产业分工，减少国家行政干预，最终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再以北美地区跨国次区域合作为例，如“加拿大·美国”“美国·墨西哥”跨国边境区经济合作，这两种跨国边境区合作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墨西哥”跨国边境区经济合作主要是墨西哥通过不断加大对美开放力度，全面加强与美经贸合作，大量企业集聚到美墨边境区带动了当地发展。关于东亚地区跨国次区域合作经验方面，如由政府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则是由国际组织推动而最后成形。
从历史上各国经验来看，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要求第一是在邻近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第二是合作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先后性，其中合作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家，也包括各类跨国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是跨国次区域合作的灵活性和合作内容的广泛性，可根据合作条件差异选择国际组织或政府推动，也可就某一领域或围绕某个项目展开合作，也可考虑非制度性方式进行整合。而从效用来看，合作将带来巨大外部效应，会不同程度带动域内外经济升级发展，当然也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坚持开放理念，欢迎非成员国参与。鉴于环喜马拉雅区域长期以来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和政府管控薄弱问题，该地区恐怖活动影响一直不容小觑，宗教去极端化任务形势严峻
，而政府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治理不当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从近年来跨国次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围绕经济合作模式有不少学者从学术视角进行归纳总结，特别是就合作领域和主导力量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概述，具体方面如下。首先，从合作领域来看，可分为贸易主导型、资源开发型以及综合产业合作三种主要模式。其中通过贸易方式来实现产品互补，这是一种较低级的区域合作模式。资源开发型主要是针对域内自然资源如何共同开发。综合产业合作模式主要立足于各自国家比较优势，逐渐培育以及最后形成互利共赢的跨国产业合作体系。关于贸易主导型合作模式，可分为政府型、市场型以及混合型三种。政府主导合作模式则主要以政府为行为主体。市场型则是在市场机制力量推动和影响下合作，多以企业为行为主体，注重合作效果。其次从合作空间布局来看，主要可分为轴带式和网络式。轴带式合作主要以重点城市为点，以城市间主要交通线为经济合作轴线，大力促进相关产业向着合作轴线两侧和中心城市聚集。网络式合作主要是在点轴式基础上，根据需要以建立更多交通线路为主，这些交错的交通线形成了跨国次区域空间网络经济结构。
考虑到环喜马拉雅区域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以及产业结构同构性与商品同质性和互补性并存的特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存在着相互经贸需求与竞争。中国和印度在日常消费、生产经营和市场供给与需求等方面有很大相似性。2013年李克强访问印度后，印方提出设立“中国工业园”的设想
，印方此举不仅是为中国相关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基于印度在经济产业空间方面的布局优化考虑。长期以来，印度在对外经济贸易联系方面实行严格的经营权等级制，严格管控各类进口产品。除了对一般类产品放松管理外，对包括粮食、矿产、能源等物资实行严格专营管理。此外，包括各类以卫生和健康为由出具的产品认证书，通关非正常延误，各类标签的不同检验标准等，极大阻碍了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国际商业品进入印度的通行速度。此外由于执行标准的不同，也使得中国部分产品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市场上面临不少落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