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有必要首先对合作这一术语进行系统学理解析和其发展脉络梳理。从近代历史进程来看,合作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发达国家之间一种处理国家、社会和利益组织之间关系的模式,该主义反对过度强调国家中心论。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合作主义则重在利益协调,即社会伙伴以合作的态度通过积极协商可以获得共赢结果,而如何协调则可以借助自身传统软硬力量优势通过不断讨价还价来达到目的。 [1]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针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日美合作关系进行过量化分析,试图通过探讨“二战”后日本崛起与美国霸权关系来论证大国崛起与地区秩序间如何相互作用。 [2] 今天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环喜马拉雅区域推进,能否在借鉴当年日本成功发展路径的同时,也为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方案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课题之一。而从理论层面来讲,有哪些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可以有效借鉴来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发展能否带来地区的稳定?如何避免中印在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中误判,如何实现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安全?等等,也都是目前理论界深度探讨的课题。
区域经济学是关于区域经济的经济学,具体研究国家和社会如何有效对其稀缺资源进行空间配置,也即如何通过决策让其在竞争过程中体现出优势,这里面也包括个体特别是企业决策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此外,区域经济学第一个强调地理空间(零次空间、线空间、面空间)作用;第二个强调区位重要性;第三个强调空间差异。考虑到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很多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并不完全流动,不同地区乃至国家间差异性总是会存在,区域经济学注重这种差异研究。
“增长三角”一词最早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笔者认为,“增长三角”主要指地理相近的几个国家或不同地区间通过在边疆毗邻地区共同设置优惠政策,为经贸往来提供便利条件,支持吸引外资并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开发区域。
目前比较成功的“增长三角”如上莱茵边境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角区等。从现实经验来看,“增长三角”的参与各方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要求高度相同,经济起点不一也可以获得成功。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亚洲、欧洲等不同“增长三角”实施措施、各地不同特点等角度进行研究。
总体上来看,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很多地区“增长三角”的成功案例给国际上边境地区开发以及政府间围绕跨地区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不同国家具体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导致增长三角地区相关合作项目深深打上了企业所在国的烙印。而企业在跨国招收员工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其来源国或邦关于人才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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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增长三角”不断成功案例也给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即域内国家间经贸联系不断加强,阻碍经贸与人文交流的各类障碍因素不断减少,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等。
该理论最早由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认为,一个区域内大城市之间随着交通干线修建,将会对城市发展带来极大推动作用,并且其对城市之间乡村经济带动效应明显。而运输成本降低有助于空间要素集聚和地区活力激发,实际上生长轴理论重视交通干线作用。关于“点轴系统”理论则是由中国经济学家陆大道于1984年提出,他认为交通干线只是起到了要素集聚媒介作用,而要素集聚是在中心城市和主要居民聚居区这样的点上,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形成“点·轴·集聚区”这样一个新经济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也有助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上看,无论“增长三角”理论、“生长轴”理论还是点轴理论都暗含了对某个区域如何重点推动发展的语意,某种意义上有部分计划经济的韵意。而环喜马拉雅区域具备地球上极特殊生态资源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落后的特点,通过环保前置下以点带面式经济合作来促进区域发展,或是实现亚洲区域经济向着高质量和均衡发展的一种优化选择。
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发展,近来国际社会发展呈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家间相互依存。而以罗伯特·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学者也认为,国家间经济合作有助于国际问题解决,而战争不再是有效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结合“二战”后历史演进,指出全球层面国家间相互依存趋势的日渐明朗和东西方关系转向再次佐证了国际社会的交融发展态势。
丹尼斯·皮雷奇斯在其撰写的《世界经济政治学》一书中强调,解决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而相互依存则是其重要特点。
“全球相互依存”论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就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而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相互依存理论显然也是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下的一个产物。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共同利益、国际合作压倒一切。实际上,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性特点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来表述。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表面上看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特征明显,但国家追求权力政治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只是不再赤裸裸以武力方式来实现目标,而是采用更含蓄的手段而已。
特别是伴随科技进步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日渐活跃,相互依存理论也在学术争论路上特别是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思辨中不断被重构。1968年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出现。1977年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出现。复合依存理论认为双方关系中依存度较高的一方在具体围绕某一利益问题上与对方不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相互间依存度也越来越高。鉴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分析工具凸显出其价值。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可以推演出目前国际格局中解决问题的成本。关于发展中崛起大国对依存进程中关键产品的敏感度研究,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非对称相互依存可能会带来不安或者恐惧,如对某种资源类似石油这样的能源依赖国为减少非常时期(如战争状态)被切断供应的担心,会加大与供应国讨价还价的力度进而引发更大安全层面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走到今天这一步,经济因素日渐成为国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经贸发展使得各类经济合作带来的收益极大制约了战争爆发。和平因素随着国家间经贸联系紧密而变得不再虚幻。 [4]
对于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来讲,如何借鉴其他地区成熟经济合作模式,在山麓两侧开展跨国经济合作,是摆在域内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鉴于次区域经济也具有区域经济属性这样一个现实,研究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上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成功案例,也要运用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来解析这些模式选择背后深层次的逻辑。
当前国际上跨国次区域合作成功的案例颇多,这些案例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合作动力、合作带来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诚然也有地域特色与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细微差异。如以柏林—莫斯科走廊以及德波边界到波兹南走廊为例,其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为走廊联通的城市间实现了货物商品等贸易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极大促进了城市间信息文化交流,这无形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跨国跨地区婚姻也呈现出上升态势。 [5] 再如上莱茵河地区合作的成功,其合作也是从贸易和交通合作开始,逐渐深化到边境区全方位经济合作。经验是以市场行为为先导形成合理化产业分工,减少国家行政干预,最终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再以北美地区跨国次区域合作为例,如“加拿大·美国”“美国·墨西哥”跨国边境区经济合作,这两种跨国边境区合作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墨西哥”跨国边境区经济合作主要是墨西哥通过不断加大对美开放力度,全面加强与美经贸合作,大量企业集聚到美墨边境区带动了当地发展。关于东亚地区跨国次区域合作经验方面,如由政府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则是由国际组织推动而最后成形。
从历史上各国经验来看,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要求第一是在邻近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第二是合作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先后性,其中合作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家,也包括各类跨国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是跨国次区域合作的灵活性和合作内容的广泛性,可根据合作条件差异选择国际组织或政府推动,也可就某一领域或围绕某个项目展开合作,也可考虑非制度性方式进行整合。而从效用来看,合作将带来巨大外部效应,会不同程度带动域内外经济升级发展,当然也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坚持开放理念,欢迎非成员国参与。鉴于环喜马拉雅区域长期以来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和政府管控薄弱问题,该地区恐怖活动影响一直不容小觑,宗教去极端化任务形势严峻
,而政府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治理不当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从近年来跨国次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围绕经济合作模式有不少学者从学术视角进行归纳总结,特别是就合作领域和主导力量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概述,具体方面如下。首先,从合作领域来看,可分为贸易主导型、资源开发型以及综合产业合作三种主要模式。其中通过贸易方式来实现产品互补,这是一种较低级的区域合作模式。资源开发型主要是针对域内自然资源如何共同开发。综合产业合作模式主要立足于各自国家比较优势,逐渐培育以及最后形成互利共赢的跨国产业合作体系。关于贸易主导型合作模式,可分为政府型、市场型以及混合型三种。政府主导合作模式则主要以政府为行为主体。市场型则是在市场机制力量推动和影响下合作,多以企业为行为主体,注重合作效果。其次从合作空间布局来看,主要可分为轴带式和网络式。轴带式合作主要以重点城市为点,以城市间主要交通线为经济合作轴线,大力促进相关产业向着合作轴线两侧和中心城市聚集。网络式合作主要是在点轴式基础上,根据需要以建立更多交通线路为主,这些交错的交通线形成了跨国次区域空间网络经济结构。
考虑到环喜马拉雅区域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以及产业结构同构性与商品同质性和互补性并存的特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存在着相互经贸需求与竞争。中国和印度在日常消费、生产经营和市场供给与需求等方面有很大相似性。2013年李克强访问印度后,印方提出设立“中国工业园”的设想
,印方此举不仅是为中国相关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基于印度在经济产业空间方面的布局优化考虑。长期以来,印度在对外经济贸易联系方面实行严格的经营权等级制,严格管控各类进口产品。除了对一般类产品放松管理外,对包括粮食、矿产、能源等物资实行严格专营管理。此外,包括各类以卫生和健康为由出具的产品认证书,通关非正常延误,各类标签的不同检验标准等,极大阻碍了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国际商业品进入印度的通行速度。此外由于执行标准的不同,也使得中国部分产品在环喜马拉雅区域市场上面临不少落地难题。
“地缘政治”一词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然作为一个热点词汇,经常出现在涉及重大地区与国际政治议题的论述当中。而追溯历史也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地缘政治的热衷不仅是学术研究需要,更是现实重大政治问题如何应对的迫切需要。此处姑且不详谈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比如《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
(原题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以及其他相关论述比如荷兰法学家胡戈·赫罗齐厄斯的国际法著作等。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发展与大国之间进行激烈地缘博弈和追求生存空间密切相关。其中麦金德地缘政治学的要点是,要支配位于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应该支配中东欧,支配心脏地区者支配世界。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德国人眼中具有很大魅力。德国可以通过实践努力改变被封锁的劣势地位。于是第一次地缘政治学热潮兴起,成为纳粹德国正式承认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爆发。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不现实的。行为体之间即使合作也很难保持持续性,要么是屈从于权力被迫合作,要么是着眼于利益的权益之计。即便是温和的现实主义者,也认为竞争而不是合作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6] 与德国不同,俄罗斯版本的地缘政治学为欧亚主义观。其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横跨欧洲和亚洲,其所处的欧亚空间有独特发展法则,特别是十月革命发生后如何思考国家和非国家、资本家和工人取得统一的问题。例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如何理解“无产者”的无国界性?被压迫国家的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是怎样的?被压迫国家资本家是敌人还是同伴?如果是前者,则资本家是敌人。如果是后者,则资本家是同伴。为了解决这类悖论性问题,俄罗斯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列汉诺夫的地缘政治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书进行了阐释。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发展问题都归结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受什么原因制约这一点,而在后者的形态上,首先通过指出地理环境的本质解决问题。而如果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围绕地缘政治学进行的解释,并且体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表达,那么实际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伊始引入的地缘政治学,融入了“从政治上理解地理”的想法。
长期以来,国际环境的丛林性和竞争性使得行为体更多情况下追求绝对安全,试图追求包括技术优势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彼此间信任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诚然,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聚焦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而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是否受到威胁。
联合国建立后为什么特别强调“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实际也是基于弱小国家生存权和平等权的一种考量。关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一个较普遍共识是没有经济领域的安全保障,难言政治安全。这也是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5)及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7),为什么要明确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纳入经济安全指标的原因。然而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安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所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越是多样化就越有可能给生产力发展带来越多选择性和动能,换句话说就是对生产力发展有利。马克思也曾讲过,不是土地的富饶性,而是它的差异性,组成了社会分工的天然基础。
即使读麦金德和马汉,如果不能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地理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含义。从现实层面来讲,山将人隔开,河和海将人们拉近,指的是大航海技术出现后,科技进步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影响。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缘政治学的原型是强调山脉的重要性。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战败,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被认为有效性下降。在“二战”中,飞机被正式导入,战争演变为三次元战争,在随后冷战期间以及之后,普遍共识性观点认为谁获得制空权就可以打败对方的看法成为主流。但2001年恐怖袭击发生后,麦金德地缘政治学思想重新复苏。这次恐怖袭击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结束。随后开始的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未能在阿富汗取得胜利。为什么呢?因为阿富汗主要地区都是山脉叠重。美国在清剿“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耗费力气,也未能驱逐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土耳其未能解决库尔德问题,俄罗斯也为车臣问题不时苦恼。因为这些地区都是在山区发生的纷争。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对麦金德地缘政治学重新审视。实际上,在世界上一些关键地区,地理特性是无法无视的,比如阿什利、德里安等人就此进行了充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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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杰等学者在反思社会世界是否同属于自然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规律探究是否可行以及能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等进行探讨。
但聚焦于地缘政治学,在世界秩序方面,地理制约条件可以解释民族特性,也可以解释经济特征。并且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政治努力使秩序条件发生变化,但无法使地理条件发生根本变化。
近年来,一旦碰到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局势,经济学家常常会使用“地缘政治学风险”这个词。比如称“英国如果脱离欧洲,会出现地缘政治学上的严重冲击,单一货币欧元的前景将再度令人怀疑”。然而,这只不过是简单用“地缘政治学风险”来解释从经济和理性角度说不通的问题而已。“地缘政治学风险”也常常在过去被用于对日本而言有切身之感的朝鲜局势,朝鲜的风险有核武器开发、保有和扩散,可以清楚地体现风险原因。笔者认为,地缘政治是指对某个地区安全局势和国家间力量进行关系关联,着眼于相对地理因素考量而加以解决的理性努力的总称。那么某个地区力量或权力是以何种形式流动的呢?从历史上看,它会流向“权力缺失”的地方,流向权力已失去的“权力真空地带”,然后发生力量碰撞,乃至出现混乱。由此,也就有必要从整体来评估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政治动向的重要性。诚然,我们也应认识到用地缘政治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对地理的重视以及如何运用地理优势这样一种战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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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重塑进程中,每个国家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也都有一个富民强国的伟大梦想
。然而由于各类历史遗留原因特别是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下,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如何结合自身国家的地理特点来探索自身国家优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在经济社会迈向繁荣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一些榜样性经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如何与相关国家开展一些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实现共赢,则也一直是学界长期热议不断的话题。
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性交往。在早期关于功能主义的论述中,更多强调功能性合作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联性,认为通过功能性合作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解决国际冲突。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由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会长厄恩斯特·哈斯推动发展起来。该理论深受戴维·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思想影响,目标最终指向区域如何推进和实现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关于新功能主义研究方面的学者,除了哈斯外,还有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利昂·林德伯格等。新功能主义者强调重视精英合作,认为高政治领域的合作需要从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做起。而具体不同经济领域的合作具有相互扩展效应,特别是价值领域合作的成功反过来又会增进经济等领域合作的信心。
追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本国自身的局限性。为了使优势互补,让本国公司能有更好的发展,欧洲各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到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跨国公司为摆脱经济上发展受限而激发对一体化需求,积极参与政府决策,推动一体化进程,而政府也需要企业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也就乐于推动经济一体化。由跨国公司发展需求而导致功能部门整合、政府企业合作及各国政府间合作,使经济走向一体化,这种现象正好契合了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因此,曾经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可以用功能主义来较好地解释。目前来看,对功能性合作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主要在于欧洲一体化遇到了前所未有困难,并且虽然欧盟“经济性外溢”进展整体上看比较顺利,但是其“政治性外溢”进展则缓慢得多。即使如今欧盟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没有足够动力进一步推动“政治性外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诚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约瑟夫·奈新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性因素进行了跟踪并回答了这种疑问,此外他还对政治精英活动带来的外溢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后来奈转向强调文化、民俗等软权力因素研究,并探求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
从学理层面来看,面对新功能主义及其相关研究,理论家们普遍认可了其在理论层面的深远影响和冲击性。20世纪60年代后,年轻一代的理论家甚至把新功能主义视为对前一代人始终坚持的所谓科学发展呈线性前进假设的一种有力驳斥。反思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断从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当中汲取养分。在这个近邻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和意义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帕森斯等的贡献在于他们被认为是特定思维方式的典范,为特定研究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范式,并为评论家们提供了辩论的焦点,从而使建立或否定更为广阔的知识体系成为可能。亚历山大等致力于行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和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及后结构主义分析。实际上,无论就理性的意义、职业的意义还是个人的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设想,帮助建立或曰重建帕森斯一些核心观点的合法性,进而超越帕森斯。同时,新功能主义之后的一切仍然要深深受益于帕森斯,是帕森斯思想的当代表达。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学生运动所强调的公开性和参与性,正日渐为暗箱操作和政治上独裁专断所取代。新功能主义为亚历山大等学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探求与论证的空间。
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新功能主义所努力的,是着眼于当代社会理论的话语与自我意识,是立足于学者们在该领域建树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述。例如,帕森斯有关结构分化的观点以较完善的形式继承了涂尔干和斯宾塞早期观点;但帕森斯对包容(inclusion)的看法,是建立在韦伯关于理性化与友爱以及涂尔干关于团结等观点的基础之上;还有帕森斯关于文化的思考,把韦伯关注的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转化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道德制度化理论;帕森斯对于人格和社会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看法,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理论基础之上。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加上Culture和Politics,模型变为AGILCP,则是后来亚历山大等学者重点探讨的方向。总体上而言,帕森斯结构功能分析是着眼于如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维护。
其中细分来看,帕森斯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强调个体行为人的社会属性,认为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特点深受其所受熏陶的模式化意义(文化系统)和心理需求(人格系统)等所影响。在早期,帕森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再加上“社会系统”)的模式,他认为行动者是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他也认为行动者能够在一种社会化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场所下活动并获得满足。
作为服务于中国周边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工具之一,关于地缘功能主义,目前国内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笔者尝试从当前地缘政治与新功能主义
相结合的角度来构建该理论框架,认为地缘功能主义是指地域相邻或相近的国家行为体之间为改善与增进政治关系而从开展的一系列包括经济、文化交流等低政治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开始,逐步将该合作有序拓展到政治部门和国家安全层面,并对越轨行为进行控制(道德层面)的系统理论。简单讲,地缘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地缘战略空间拓展及其“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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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相关问题——即针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与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由技术进步与政策协调带来的地缘空间改变,如何思考与规范由经济领域开展的合作对重大政治、地区安全议题等产生的影响(经济发展以及跨地区经济合作是否有助于政治领域以及包括边界领土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从现实需要来看,自中国有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关项目建设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经济跨国家建设规划,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西部地区落后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使西部边疆落后地区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实现中国的均衡发展,进而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提供经济支撑和他国经验借鉴,这一系列目标步骤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结合国情进行责任担当的有力说明。如果要对地缘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作一区别的话,最主要的不同是目标不同,新功能主义期望最终期望建立一个超国家结构,而地缘功能主义的目标则是围绕历史遗留问题与地区间国家政治互信问题解决方面能够有所推动。
从“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更多从物质性力量视角进行分析,特别看重权力以及国家具体利益等可量化的指标来理解国家间关系,也有包括多伊奇这样的学者主张重视观念作用等 [10] ,基欧汉则强调国际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地缘功能主义则主张如何通过物质世界的改变以及如何影响引导国家行为,来改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现状。此处的外溢效应包括“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和“政治性外溢”等。外溢主要指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结构中,一个领域的问题将影响到另一个领域并进一步要求提出解决应对思路。在“外溢理论”设想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不同功能部门将会逐步实现一体化,外溢将最终逐渐蔓延到政治领域。此处重点强调外溢效应更多是聚焦于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划分等高政治领域议题的妥善解决,而不是以建立超国家机构为目标,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中,地缘功能主义合作推进的逻辑目标是利于形成新的跨地区行为规范。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产生不同的身份定位,可以形成相互的认同,并且沟通本身就能使一个团体拥有共同思想、观点和行动
。区域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否充足与过剩和功能性合作效应的评估反馈除了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和脚踏实地的运作之外,离不开指导理念的自我发展和推陈出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各国之间“复合相互依存”不断提高,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安全态势对中国而言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外溢效应,需要中国在事先预防、危机处理、事后应对等各个阶段参与相应的功能性合作,比如在粮食、能源乃至产业体系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但地缘功能性合作并不完全等同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外交”“发展援助政治学”“新区域主义”等概念,而是涉及参与方政、产、学、研等各个阶层以及人、财、物等诸方面,主要在行为规范理念培塑基础上共同进行地缘空间拓展和“外溢”进程建设作为方向内容。同时地缘功能性合作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核心——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今天,通过功能性合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并不是地区版“霸权稳定论”的再现。在早期关于国际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品理论和实践中,供给主体通常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发展援助组织。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早已超越了纯粹发展援助理论,而成为大国战略研究的一部分。究其实质,国际组织(及其背后的主要大国)以及非政府主体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从受赠方角度来讲容易被理解为道德层面的“施舍救助对象”而不利于该国国格培育,相比较而言地缘功能性合作则是把弱势一方放在了更加对等的对手位置上,通过互利合作项目开展和频次积累,有助于提高区域合作的向心力。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虽然自成立以来对其发展成果评价不一,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加墨三国由于取消贸易壁垒而实现了经济发展,“它增强了地区主义的趋势……把两个高收入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包括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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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功能性合作的真实效应和远期功效值得怀疑,亚洲历史发展证明涉及主权领土等问题解决方面往往极其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近来影响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关系向好发展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类型的活动频繁发生,其背后不仅与国家间历史羁绊被极端势力过度解读和放大利用有关,也与该地区现代治理观念薄弱有关。目前中国国力增强,在与周边经济合作中如何有效推动邻国经济社会发展,业已成为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交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科技进步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为中国对外开展功能性合作提供了可能,而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需求又为彼此功能性合作提供了强劲动能。长期以来,功能性合作理论特别是新功能主义有时也会把地区经济合作努力方向分为需求面和供给面两个方面。简单讲,在需求面,跨地区机制模式的建设可以被视为一部分国家实现“外部性内化”的尝试。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指各个行为体面对外国企业和政府时面临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广泛的金融风险对跨境贸易和投资所产生的各类影响。供给面则主要是指各国政治领导人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各个阶段适应深度地区整合要求和提供国际公共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意愿。例如在环境领域长期以来是日本开展东亚功能性合作的重点领域。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曾出现过熊本水俣病、疼痛病、四日市喘息等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对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有着切身的体验和丰富经验。当东亚其他国家面临或即将面临类似问题时,日本在上述领域具备了参与或指导功能性合作的能力
。在应对温室效应、减少热带雨林和森林植被的破坏、防治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酸雨治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其它生态环保领域同样如此。而聚焦到环喜马拉雅区域,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深入,中国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对外贸易越来越被广泛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民族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历史机遇
。反过来讲,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广大中南亚国家毗邻,经济发展的好与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乃至中国国际形象。而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是否过硬,当地居民生活是否幸福,民族地区经济后劲如何,这系列经济参数指标折射出的重要政治价值显然不言而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开展,不仅将向中国西边邻居展现中国更加开放包容的共享发展姿态,也会在新一轮中外经济互动中确保了开放红利被包括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在内的各族人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共享。而中国目前在周边开展的各类功能性合作,并非为了将周边邻居与中国经济高度捆绑并为实现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为目标,而是只为了通过这些合作使对方能够获取对等的经济收益,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达成政治领域的议题合作也可看作“外溢”收益的一部分。退一步讲,一个好的地区合作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开放的地区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话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深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只靠自身条件就能发展与强大。而在文化发展横向辐射中,彼此割裂分离的社会团体和功能会产生对抗性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仍然依靠价值系统,而这个价值系统又在文化的层面上整合起来。但文化的纵向发展方面则又相反。在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中,都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性,利益集团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共识。具体就中国来讲,一方面自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外贸的显性比较优势明显在上升,这有助于地区和平;另一方面,总体上,民族地区贸易开放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民族地区所处的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后续开放等有着密切联系。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今后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深度无疑将会有大幅提升,而“一带一路”也将会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强劲发展和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走廊以及中尼印通道等相关项目建设的铺开而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