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疾病”概念溯源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界定“疾病”概念的争论，这场争论正体现了人们试图对“疾病”做出哲学反思的开端。对“疾病”概念的反思和厘定，打开了人们正确认识“疾病”的通路。长期以来，“疾病”仅仅成为一种对人体状态进行否定或负性评价的方式，较少有人通过“疾病”来反思人与自身、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及蕴含在其中的本质问题。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疾病”理念，直接决定了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医学”或“健康”观念，我们正是通过对“疾病”的哲学认识来发展医学和追求健康的。

迄今为止，“疾病”概念错综复杂，几乎无法给它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并且，因为人类所发现的疾病种类和治疗方式在不停地变更，疾病概念所包含的内涵也一直在变化。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综合医学史、疾病史中的相关论述对“疾病”概念进行溯源，并探寻它的本质含义和内蕴的伦理精神，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可以说，人类无论以何种方式所撰写的医学史、医疗文化史，在其本质上都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其中饱含了人们认知和对抗疾病的丰富经验。人们如何认识“疾病”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治疗疾病，都是通过不断的医疗实践而获得的。正是在这些经验性认识的积累中，不断地启发和提升人类的疾病智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学的本质及其发展中的伦理。

一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疾病”诠释

虽然在现代医学中，“疾病”常常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但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疾病”中的“疾”和“病”是经常分开使用的两个单独概念，但它们的含义却很模糊，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病，疾加也”和“疾，病也。从疒矢声”。 段玉裁的注解为：“析言之则‘病’为疾加也，浑言之则‘疾’亦病也。” 他的意思是：精确地说，“病”为“疾加”，是重病；但笼统地说，二者又可以作为同义词使用，“疾”就是“病”，是可以互换的。

现代学者们对疾、病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考证。康舒泰从字形、本义和引申义三个方面辨析了“疾”和“病”。 他认为，两者还是有明显差别的。从字形上来看，“疾”是合意字，而“病”则是形声字，其含义也因此产生差异。如“疾”从矢，指的是发病的速度，如“矢”之迅猛，因而多指发病之初。而“病”是“疾加”也，多指小疾变大疾，一疾变多疾，因而“病”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更为严重，故疾重为病。《扁鹊见蔡桓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病发之初，扁鹊对蔡桓公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后来他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可见，“病”是“疾重”。后世学者们普遍同意这一解释：“疾”倾向于指一般性的疾病，而病则指重病。

实际上，以上的区分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疾”与“病”二者的关系，要更为深入详细地理解它们的含义，还得对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考证。关于这个问题，现代学者夏业梅做出了很好的例证，她通过统计得出“疾”和“病”在战国以前的典籍中出现的频次情况，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战国以前“疾”的使用频次远远地高于“病”，而“疾病”作为一个复合概念较少被使用。这说明，在战国以前，“疾”是一个常用词，但到了战国时期，在部分典籍中所找到的“疾”“病”“疾病”等概念的使用频次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病”的使用频次在战国时期已经超过“疾”，但“疾病”这一概念的使用频次仍然较少。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据推测，“病”使用的活跃性超过“疾”，大概是因为“疾”所包含的引申义太多，如急速、嫉妒、憎恶、担忧等，往往造成了“疾”含义的混乱。因而，在这样的语境中，世人只能将“疾”中所包含的“疾病义”卸给了“病”。 而这一点在《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西汉之间）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据统计，“在《黄帝内经》中‘疾’与‘病’大量使用，‘疾’共出现了191次，而‘病’共出现了1545次” 。可见，此时，“疾”使用的频率已经微乎其微，而“病”成了常用的名词。

然而，“疾病”这一概念到底是怎么发展演变的呢？从发生来看，“疾病”一词与“疾”“病”等概念几乎同时出现，但从上表来看，它在中国古代的使用频率却是非常少的，尽管在现代它是一个常用概念。有学者对“疾病”一词的历史来源进行了考察后认为：

“病”最初是形容词，表示“困苦、痛楚”义，较少用以表示“疾病”义。到了战国以后，“病”表“疾病”义逐渐增加，并有超过“疾”的趋势……在战国晚期“疾”的“疾病”义逐渐让位于“病”，转而表示“快、急”义。

以上这一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如傅海燕对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黄帝内经》中的“疾”“病”“疾病”等概念进行了辨析之后认为：

虽然“疾”与“病”在《黄帝内经》中都可以泛指疾病，但是从《黄帝内经》中二字出现的次数看，“病”的应用明显多于“疾”。……《黄帝内经》中“疾”与“病”在“疾病”的意义上是同义词，并没有轻重之别。……“疾”与“病”的区别在于“疾”还多用作“疾速”义，“病”用作“患病”义。

以上是对“疾”“病”“疾病”等概念做出的词源学考察，仅仅辨析了其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最主要的还是要探究“疾病”一词所拥有的内涵，也就是说，到底如何来界定“疾病”概念。

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受“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影响，“在探讨和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奥秘时，必须把人的生命机体和生命活动置于整个宇宙的运动之中，把天、地、人结合起来加以思考才能获得，即用整体观念来阐述其健康观和疾病观” 。因而健康是天、地、人三者关系达到平衡状态才能获得的。关于这一点，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脉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而《灵枢·经水篇》亦说：“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可见，人的生命活动始终与人赖以生存的天、地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人作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也应该自觉地与自然界的一切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生命的健康与完整，反之就会产生疾病。

以上所论述的“疾病”概念我们称之为“疾病整体观”，强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疾病”。当然，这里的“自然”不仅仅指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指人作为生命有机体本身包含的自然规律。因而要保持健康，就必须顺应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协调状态，而“疾病”相应地就是指生命的异常、失调状态。

二 西方医学中的“疾病”诠释

相对来说，西方文化中的“疾病”概念的词源学考察要困难得多，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英文词典来进行溯源。根据查证，与“疾病”相关的英文单词有disease、illness、sickness、malady、ailment、disorder等，最常用的是disease、illness和disorder。这些词均有类似“疾病”之义，但通过英语词源学的分析，人们发现，这些词语所表示的疾病程度与所指范围皆有所不同。Disease一词源自古法语desaise，由dis/des（意思是无、离开）和aise/ease（意思是舒适、安心）两个部分组成，原始含义指身体或心灵上的“不适”，后来衍生出“病、疾病”这样的含义。Illness是形容词ill（有病的）的名词形式，ill源自古希腊语illr（意思是有病的，坏的），它的原始含义为“道德邪恶”。Illness后来被用作“疾病，病”等含义。Sickness是sick的名词形式，sick源自古代英语seoc一词，其原始含义指“不好的”。Malady源自古法语maladie，其原始含义有“病，疾病”等意思。Ailment是ail的名词形式，ail源自古英语eglian，其原始含义为“麻烦，折磨”。后来发展为“疾病”，包含“抑郁，害怕”等含义。Disorder由词根dis（不）加动词order组成，其基本含义为“障碍，失调，混乱”等。Disease和illness作为“疾病”之义，前者体现为更为专业的术语。

在《当代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明确地指出：Illness在英文中为广义用词、通俗用词，表示“身体不适”的意思；Disease则专指某种疾病或影响到机体某个器官的疾病，它为医学专用名词。由此可以推知Disease一词实质上更多地体现为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Sickness更侧重表示是一种有病的感觉状态；Malady现在多用于比喻方面，较少用于人体疾病；Ailment特指小病、小痛；Disorder主要强调身体、心理或身心机能的障碍和失调，与现代的“亚健康”概念很接近。从这些词语的原始含义与后来衍生含义来看，“疾病”一词在西方文化中体现为多方面的原始含义，但之后衍生出来的含义都集中地体现为生理或心理上的紊乱和病态。其中ill一词还包含了对个体人格的道德评价，这更加丰富了疾病本身的内涵。

在西方古代医学中，在“天人二分”的哲学思维方式前提下，“疾病”概念拥有与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疾病”截然不同的内涵。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更倾向于将物质性的本原看作万物产生的源头，如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人物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5年—公元前475年）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唯物论者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却发现了原子论，并且使用原子论来阐明疾病和健康的关系。他认为，人体和自然界其他生物体一样都是由原子（一种极其细微的颗粒）组成，一个活的有机体是否能够保持正常和健康的生命状态，完全依靠原子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原子之间所产生的摩擦程度，原子之间的密度变化（增加或降低）可能导致有机体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因而在德谟克利特看来，疾病的发生是因为有机体中的原子运动失去平衡后产生的一种紊乱，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身体内部原子的密度变化而引发的。

赫拉克利特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疾病观”，在《论预后》《论医学方法》等多本书籍中，他都强调这样的疾病发生原理：疾病是由于有机体内部原子位置的错乱导致，或是外来物质对人的有机体产生影响导致。这些理论对西方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古罗马时期的医神阿斯克雷庇亚（Aesclapius）提出了“固体病理学说”，这一学说实质上仍然继承了“原子说”中的主要观点来诠释人体的生理机制和发病原理。他提出：“动物体是由原子集合成大元素，元素又相集而成细管，它有能感觉的微窍，在细管的空窍里有运动的小分子，而这种小分子从食品、空气中提取，然后发生运动，产生一切活体的功能，如体温、脉搏、感觉之类。若小分子运动适宜就保持健康，运动过强则发热，过微则恶寒，若分子的大小与孔的大小不调和也会生病。”

古希腊时期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哲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提出“四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和四种气质，一旦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四体液说”强调生命及其赖以存在的有机体的活力是一种服从自然法则的过程，违背这种自然法则就会产生疾病。相应地，疾病的治疗在原则上不应该只对有机体本身做出干预，而更应该重视精神疗法，即使得有机体从内部服从自然法则。这一思想对古罗马医学、波斯医学、印度医学等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高唱着人的赞歌，尤其是近代人文主义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人类中心论”，更是将人的地位拔高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人类不顾一切地统治自然、利用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将自然当作纯粹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手段，从自然中获取自身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并将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此时的哲学家们不再将人自身简单地看作自然界构成的一部分，而更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彼此独立和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自然成为人类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在这一哲学思维模式下发展的医学理念，不太注重自然环境对人体所可能造成的积极、正面的影响，而只看到自然环境对人体疾病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思维模式引导下，当时的病因学仅仅把自然环境当作疾病产生的可能外因，或把疾病产生的自然环境因素简单化。相应地，在疾病治疗问题上，并非立足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来入手，而是简单粗暴地强调通过消除自然环境因素这一可能外因来克服和战胜病邪。在人与自然分离的认识论前提下，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退出了长期支配医学界的主导地位，“原子论”疾病观重新兴起。并且，随着“细胞学说”的提出，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医学完全脱离了人体与外界的关系来探寻疾病的奥秘，彻底地立足于人体本身来解释和治疗疾病，走上了一条不断探索人体各部分形态和结构的病因学道路。

以上所论述的“疾病”都体现为一种彻底的物质主义的疾病观，其基本的做法是：把完整的人体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再把每个子系统分解成若干相关的器官和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和分子，试图在对人体及其所组成的器官、细胞、血液、分子，甚至基因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来建构疾病的发生机理。

三 现代“疾病”概念

现代“疾病”概念的内涵日益丰富，但是，无论如何给它定义，都无法十分明确地描绘出它的本质特征。现代学者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疾病概念是对疾病本质认识的概括。它随着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疾病本身的发展而变化。” 就疾病的概念来讲，虽然在一些教材中也给出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完备、详尽的论述，但“健康与疾病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至今尚无完整的定义” 。由此可见，人类对于疾病本质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发现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指出，“疾病”这一概念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疾病的概念随着人类对疾病本身的认识的改变而发生改变。194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下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病症，而且是一种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重申：“健康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一概念基本上打破了只从生理的角度来诠释“健康”的生物医学观，体现出人体的整体统一性。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健康”“疾病”等概念，其形成和发展与社会意识及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根据相关医学史中的记载：“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同时出现。” 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普遍试图从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各个角度来挖掘疾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这么说，一部疾病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甚至可以说，“疾病”概念拥有显性的文化意义，它无时无刻不与社会的文化、道德和宗教等联系在一起。从发生学来看，疾病充斥着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从发生的地域来看，它是无处不在的；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它是无时不有的；从发生的对象来看，它是无人能免的。作为社会的实然存在，疾病与人本身的存在一样，无时不被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美国人类学家列维（Lieban）认为：“一个社会在解释疾病何以发生的同时，也就是呈现该社会成员对这个世界的经验和了解。”

首先，人对疾病的认知是通过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来深化的，反过来，又通过对疾病的认知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无论是生命的长度，还是生命的质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简单历史和整个人类医学的简单发展史，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认知和对疾病的认知大致上经历了相同的路线：从整体到局部、从生物特性到社会特性、从宏观到微观，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认知过程。正是在与各种不同种类的疾病的反复斗争中，人类不停地扩展着自身对于疾病本质的认知，同时也扩展着对自身生命本质的认知。在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型医疗技术正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命及其疾病本质的积极探索，越来越精细的手段使得人的生命和疾病数字化和标准化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人类对疾病的认知和测量使得生命本身数据化和物化了，生命被等同于生命体，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它是一具可以随时通过技术进行测量的物体而已。现代医学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人体的生物参数进行检验和测量，人们只要按照一定的参照数值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生命形态是否符合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界定生命的“病态”或“非病态”。

其次，人类对疾病的认知同时深化了他们对道德、艺术和哲学等的认知和反思。纵观人类的疾病发展史，从古至今，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疾病与惩罚、罪恶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将疾病与耻辱、堕落、肮脏之类的判断联系在一起，充满了道德意义上的评价。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患病就等同于个体在道德上犯了错，是一种耻辱的事情。或者说，患病是因为个体道德上的堕落而应该接受来自上天的身体惩罚，这种身体上的惩罚只能通过道德上的修正或神的宽恕得以解决。例如，在中国古代，人们就通过驱鬼辟邪等“巫术”或“法术”来驱除病魔，实质上就是将疾病视为上天派来惩罚患者恶劣德行的手段。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大量的相关记载，人们将遭遇疾病与当事人的道德品性相提并论。西方古代医学史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人们不由自主地将人的疾病与他或她的恶行联系起来，只能使用祈祷和符咒等宗教手段来保护。《圣经》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神或上帝特意降下疾病来惩戒人类所做的恶行，来讨伐人类所犯的罪，因此，疾病的治疗不在他处，只需要通过各种道德或宗教的手段为自己赎罪即可。

除此之外，人类对传染病的认知更是只能依靠道德或宗教的手段，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历次瘟疫都被人们贴上道德或宗教的标签。这样的认知直接影响到了人类对待疾病和患者的态度与手段。14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直接引发了全欧对犹太人的藐视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种态度和手段的正义性就来自将疾病与部分人的非道德联系起来。无独有偶，希伯来人将“麻风病”妖魔化，将麻风病患者视为“灵魂不洁和不可接触”的人，顺理成章地将他们与正常的社会隔离开来，以此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同样地，因为“性”本身的神秘色彩及其所包含的道德意味，人们赋予因“性”而产生的疾病以十分恶劣的道德含义。15世纪末，“梅毒”成为社会道德腐化的标志，身患梅毒是个体道德堕落的代名词。20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全世界的“艾滋病”更是被人们极度贬低，他们认为此病将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群体，为此，艾滋病患者终身不为正常的社会群体所接纳，即使是这一疾病的产生与性、道德毫无关联，但人们更愿意选择相信它们之间不可名状的联系。

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促使了相关的道德、心理和宗教理论的拓展与进步，因而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疾病的道德判断和标签意义，拓宽了道德关注的价值领域，产生了医德、医学伦理等新的范畴，增加了道德调整的内容，产生了新的道德律条。”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她的专著《疾病的隐喻》中提示：“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 因此，在道德层面解读疾病，使得“从医者面对的不仅仅是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饱含价值观念和社会因素的承载物，医治疾病就要对社会文化、人类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 。疾病隐喻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失调，它和人性的异化以及苦难的悲怆联系在一起，都是指向社会的压抑与焦虑的偏执，使对某种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疾病被道德化或政治化，使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一把衡量人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审判” 。

美籍德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埃希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在分析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时候也提出：“最正常的人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在病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尚没有被压抑到无法与诸种文化模式相对立的程度。” 可见要准确地掌握疾病的本质，离不开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和把握。

而疾病在文学、艺术中的隐喻更是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病象与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存在着密切联系，比如鲁迅的小说《药》《狂人日记》《孤独者》，巴金的小说《灭亡》《寒夜》，曹禺的戏剧《雷雨》等，都从不同侧面，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或国家的层面揭示和控诉了疾病产生的社会根源。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中所描绘的“莎菲女士之病”，看似极具个人化色彩，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时代病”，它深刻地体现了“五四”时期女性追求个性独立、解放的新思想。莎菲女士的出现恰恰表明了时代环境对个人身体与疾病的深刻影响，而鲁迅的《药》暗讽的是中国人愚昧麻木的国民本性。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在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中，疾病不仅反映了身体上的病态，更是成为国家衰弱、灵魂孱弱、欲望觉醒、个体生存焦虑的表征。”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疾病总是以一种隐晦的形式出现，个体身体上所遭受的痛苦总是与精神上的愚昧、贫乏联系在一起，个人的身体总是与实际上愚昧、封闭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状态脱离不了关系。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个体身体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国家、社会之外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实体，它的良好状态必须在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中才能实现，而身体也是人借以感知外部世界的唯一工具。因而一切有关身体内部问题的研究必然和身体所处的社会、政治、民族、伦理、文化、性别等属性有关。

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有关疾病的隐喻。比较有名的有德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撰写的《魔山》。几乎他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与疾病有关，有的人患上了绝症，有的人在生理上、心理上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障碍。托马斯·曼认为，人在患病状态中不但能深刻地呈现出真实的人性，人们也常常能够通过疾病来描述一些超越疾病、超越现实的体验和认识。而这样的认识或研究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论述，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们关于“神经错乱”“抑郁症”“躁狂症”等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描述已经相当深刻。

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疾病”还拥有强烈的衍生的社会文化或道德意义，它们是哲学家们通过对人存在的社会身份及其意义的剖析解释出来的。那些看似来自身体内部的某些疾病，实际上并不能仅仅将其与个体身体联系起来，而是将其放在身体外部的一些关系中建立起丰富而明显的社会文化内涵，“在疾病的理论、术语、经验和技术构成的博大知识海洋中，还隐含着湍急的文化潜流” 。因为疾病与个体社会身份的紧密联系，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强化为政治上的权力，它与国家的人口安全及政治稳定直接相关。

中国古代医学史就阐述了有关“小医治病，上医医国”的重要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疾病与国家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近代西方哲学家福柯则提出“疾病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这样的重要观点，他看到了国家或社会的当权者们利用对“疾病”的控制来控制整个社会的人口、生育和安全等。因而疾病从来都不是个体的私事，它从来都是被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去考虑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生命从来不只是关乎肉体，它在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上被当作政治治理与控制的手段。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疾病史》 和《临床医学的诞生》 等著作中详细地描述道：“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人必须首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政府也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和“健康的管理”等方式来达到对本国人口理性化的治理目标。这种从政治的角度所揭示出来的生命本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尤其是疾病中的某些流行病，更容易被当作社会的病、文化的病，成为当政者用来实施其政治策略的工具。

无可否认，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或完成的。文化的、道德的或政治意义上的，间接的或直接的、宏观的或微观的，疾病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排除那些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传染病事件不说，即使是在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各种疾病及其观念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各种价值选择，小到个体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大到国家的治国理政与国际关系，都与疾病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在其本质上体现为一部人类不断与疾病斗争的历史”。

在人类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揭开历史发展的“真面目”的过程中，通过疾病来了解的人类历史往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就是通过他的著作《瘟疫和人》提出有关世界历史的新观点。而德国的医学史专家赫尔希出版的两卷本《地理和历史病理学手册》（1864）被认为是“疾病史”的开山之作。另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则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疾病自然史”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疾病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体对自身生命的本真认知与人文关怀，正是在对各种疾病的认知和体验中，个体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并在这个认知中调适自己对待生命的态度与方式。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对自身生命主体性的认知也在改变。在对各种生命技术的崇拜和应用中，人们开始成为各种技术的附庸和奴隶，“在技术的围困中，身体正在丧失自己的领土” 。这样的发展历程促使人们不得不对自身的生命、疾病及其意义进行反思和总结。那些看似伸张了人在疾病面前的主体性的技术和手段，正蕴含了人对疾病及其价值认知的盲点，也暗示了人对自身生命及其价值认知的肤浅。

实际上，生活经验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人们，那些曾经经历过或遭受过疾病侵袭的受害者，往往对个人的命运、自由和人性解放等，乃至生命的终极性意义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反思和警醒。关于这一点，美国的思想家皮特·布鲁克史密斯在其著作《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 中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疾病与生存的历史与现实、技术与矛盾统一的多元视角。 2DR5iQlmveQag14nr4JMKVi6gdDwvthAdoilk1PKomN4dCachmEBjpeSp51V0x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