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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论证中，我们的结论是：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一样是价值性存在，二者的存在意义都应该被放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加以理解。人与自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同等价值与主体性之时，我们仍然会迷惑于这样的问题：人与自然如何交流？
既然人与自然不可能同处于相同的语言系统之中，人与自然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通约性，这正是产生人与自然“不合”关系的重要原因。这与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感应”论的发问是一样的，即天与人是如何感应的？尽管在“自然疫源性疾病”概念提出之时，众多科学家也发现了疾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环境生态学、环境生物学、环境行为学等科学，强调自然环境之于人存在的意义，强调人不可因为自身的经济目的而过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系统。
但是对疾病的科学化认识路线，其致思方式是直线的，只揭示了疾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单向性、机械性因果关系，未能将疾病放置于人与自然关系中加以理解，因而疾病的本质只体现为人之存在的一种结果。并进而产生唯结果论的功利主义疾病观，认为疾病只是人之存在的一种带有恶之评价的结果，疾病本身是恶的，它是独立于人之存在之外的一种恶的存在，治疗应该以消除疾病这一恶的结果为目的。实际上，我们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人之存在的价值，同样也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认识疾病，疾病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人既可以通过自身对疾病的深刻理解来反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观来深刻地理解疾病。
诚然，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和理解与人类对于自然的本质及其关系的深刻洞察密切相关。科学化思维方式中的“自然”是物质的，它等同于“自然物”，科学的目的就是利用各种学科的技术手段去勘察、改变和创造物质结构，自然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物质环境，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如同自然界一样是物质的，如人体的结构可以被分解成细胞、血液、组织和器官，甚至分子、原子和基因等。因而人的生命体被自然化了，人的疾病也被自然化了。这一“自然化”的哲学致思方式与当今社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致思方式是一致的，它们的核心观点是：人的生命和人之存在一样是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修正和创造的。在此前提下，人的健康和人的疾病一样，都只是人之生命体的一种存在结果，从疾病到健康，或从健康到疾病，无非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干涉或加以改变的物质形式。
然而，正如现代哲人所警示的：“现代人混淆了自然和自然物（或自然系统），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环境哲学要求严格区分自然与自然物。……科学思维使人们只见经验的东西，不见超验的东西。人类征服了许多自然物，便误以为征服了自然。”
人类对于“自然”的错误理解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在“自然”被等同于“自然物”的致思方式中，人自身也被物化了，人仅仅是由各种可用科学技术手段描述的生命物质的化身。以此前提来认识疾病的本质，便会犯同样的错误，即将人的疾病物化了，疾病成为一个存在于人自身之外的物体，可以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将其杀死、消除，将其永远地驱除到“人”之外。然而，“自然物是具体的，可被科学所认知的，而自然是超验的，只能通过哲学之思去体悟”
。人之物质生命形式是自然物的，但是人之存在却是自然的。以“自然物”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之生命和存在，必然将疾病当作生命物质形式的紊乱或破坏，而以自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之生命和存在，疾病是生命本身，疾病是人之生命和存在的一种状态，这一状态是生命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过程中的综合表征，它不仅映射了生命体本身的有机整合进路，也映射了人与一切“非我”存在的有机整合进路。
疾病的“自然化”源自“自然的物化”，源自我们对于自然本质及其与人关系的错误认知。无可否认，人类可以赖以生存的“自然”是物质的，人的生命体本身以及共存于自然之中的一切自然生物都是物质的，是各式各样的物质形式。不同的生命物质形式在其本质上拥有相同的成分，比如我们可以从人体之中找寻出一切可以从自然界中找寻得到的物质因素和成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体被分解之后其实就和一切自然物是一样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帮助人认知和理解自身的生命物质结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对于自身生命体结构的认知越来越精准。这样的认知与人对于自然物的认知和勘探一样，加强了人对于自身与自然的认知和把握。然而，正如自然不是自然物，人也不是自然物的一部分，疾病同样不能被物化，其道理是一样的。在不考虑人的社会性的前提下研究人的疾病，仅仅将其放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中，我们仍然不能回避对自然的哲学性把握，而不仅仅是科学性认知。
然而，在现代医学和各种医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将疾病自然化了。这样做的一个危险结果就是：将疾病看作可以通过改变人体的物质、基因结构就能祛除的“他者”，由此产生了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疾病是外在于人的，疾病可以与人分离，治疗疾病就意味着帮助病人祛除这一外在于自身的物质形式。这样的致思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即人类治疗某些外侵性细菌和病毒而产生的感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样的成就是有限的，人类认知和把握疾病本质的过程当中，更多地受到“自然物”致思方式的局限。换句话说，当疾病和人一样被自然化之后，两者都不再是与外界的“自然”动态联系的、有能动性的主体，而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固态的、活的有机体。
疾病的自然化致思方式导致疾病的物化趋势，各种医疗技术手段的运用加剧了这一趋势的盛行。可以说，科学化思维方式使得人们迷失了自我，迷失了对疾病的正确把握。人类对自身及其疾病的认知必须实现环境哲学的转向，即深刻地把握疾病的自然性，而不是将疾病自然化。疾病的自然性来自对人与自然存在的哲学性反思，它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存在的科学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作理解人性和自然性的基础，两者在其本质上拥有内在的合一性。
在疾病的自然化致思方式中，疾病是外在于人自身的，疾病的本质不是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中的。疾病就如人之生命体和存在的一个“外来客”，于生命发展和延续的某一个过程或阶段突然到访，它类似于人体的一个侵略者，可以改变人体的物质或基因结构，将人置于被控制或被征服的地位。与此同时，人类将“治疗疾病”看作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反作用于病体的行为，因而人的健康状态即疾病被征服或控制的状态。此时，疾病就如一个被驯服或被驱赶出去的“敌人”，在人之生命体和存在的发展过程中，疾病自始至终作为一个“他者”出现。它与人之生命体和存在毫无积极的关联和作用，仅仅是作为一个反面或消极的因素出现。它与人之健康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健康可以是内在于人的，疾病却不能。疾病与人的生命本身是格格不入的，它对于人之存在是威胁，是对立面，是不可调和的无价值、无意义的经验性实体。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到，自然物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认知的经验性实体世界，而自然却是只能通过哲学性反思认知的超验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曾经一度将自然等同于自然物，因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于主体—客体的关系，将征服、改造自然物当作人之主体性的体现。疾病的自然性如同人们对自然本身的把握一样，是超验的、哲学的。因为疾病本身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质实体，它本质上是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对于自身的哲学把握和超验认识。它既不是人体的外来物，也不是人之存在的即时状态，它就是人之内在的东西，它是人存在本身。疾病也不是健康的对立面，健康和疾病都是内在于人自身。尽管在医学实践中常常使用一系列的术语来描述彼此不同的表征，比如使用体温升高、心跳加速、疼痛、瘙痒等来描述疾病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所描述的不是疾病的本质，而是人体即时的反应。如果一定要从哲学上对疾病和健康加以区分的话，只能说，健康是人体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而疾病则是人体非自然的状态，两者都是自然性的，是内在于人体的本质属性。
正如自然是一个能动的、有机的整体，人体也如自然一样具有能动、有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存在在属性上和价值上是对等的，但在关系上是不可逆的。疾病的自然性与人的自然性、疾病的价值与人的价值一样是对等的，但是疾病和人的关系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是不可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对于人本身是依赖性的关系，疾病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也不可能超越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因而脱离自然来谈人是机械的，脱离人自身来谈疾病也是机械的。正如我们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自然和人之存在的意义一样，我们也必须立足于疾病与人的关系来理解疾病和人的价值。
在疾病的自然化致思方式中，疾病和人本身是对立的；而疾病的自然性致思方式中，疾病与人是一体的。如果我们脱离人自身来谈疾病，必然将疾病置于一个孤立的状态。疾病的自然性即意味着从疾病与人自身的关系来看待疾病的本质，疾病所代表的是人自身的非自然状态，它与健康一样，都是对人自身本质的反应。因而理解疾病就如理解人自身一样是不能脱离关系来谈的。
无可否认，很多疾病在表征上往往如自然物一样是实体的存在，比如肿瘤、结石、囊肿、增生等，确实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测量手段来检测出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生长在人体之内的异物，是多余的，这样的疾病表征往往让我们产生对疾病本质的错误联想，即疾病是存在于人体的异物，它破坏了人之存在的自然状态，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祛除它们，使得人体恢复存在的正常状态。此时的人体所代表的是“我”，而一切疾病的表征所代表的就是“非我”的东西。正是这些“非我”的东西侵占了本来属于“我”的地盘，或改变了“我”的物质结构，破坏了“我”存在的自然性。
然而，疾病虽然是人之存在的非自然状态，但疾病的自然性却仍然存在于人的自然性之中。可以说，疾病的自然性是人的自然性的反映，正如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一样，疾病本身也是自然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与人是不可分离的。人可以通过对自身疾病的哲学性认知来加深对自我的哲学性把握，此时，疾病是真正内在于“我”的东西，“我”通过对“疾病”的认知来领会“我”的存在，通过对“疾病”的认知来领悟“我”与外界的关系。
对疾病自然性的认知和把握必然改变对待疾病的方式，因为疾病既然是内在于“我”的自然性，“我”就必须通过对“我”自身的哲学性认识来把握内在于“我”的疾病的认知。在这一前提下，治病不应该是通过一定的科学化手段能够达到的目标，而必须立足于“我”之存在及其与一切“非我”存在关系的把握。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认为，疾病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或交流的必要途径。疾病所代表的人体的非自然状态预示着人必须反思“我”之行为与心理状态。在此理念下，健康就是人之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意味着人的存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都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既体现为人自身各方面的和谐，也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当人处在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之时，是健康的。
但是，人对健康常常是不觉知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常常令人习以为常，这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人体自身的运行与自然的一切生物的运行一样，自在自洽地融合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取所需。此时的“我”与“非我”合二为一，彼此相通。人体通过疾病这一非自然的状态来告知“我”之存在与“非我”存在的不和谐。疾病仍然是“我”存在的自然性，疾病的出现与“我”之存在一样是自然的，“我”通过疾病的非自然状态觉知到自我存在与一切“非我”存在的关系。因而，此时疾病的治疗并不是要将疾病祛除，或者改变自身的物质、基因结构，而是改变自身对“我”之存在的觉知及其与“非我”存在的关系。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疾病的自然性。疾病的自然化是一种科学化致思方式，其本质体现为将疾病看作独立于“我”之外的实体，未能将疾病看作内在于“我”的自然性。疾病的本质应该源自人对于“我”之存在及其与“非我”存在关系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的自然性实际上源自人之存在的自然性。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有过相当多的论述，如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就认为自然性才是人存在的本性，或者说，人性体现为人存在的自然性，如他所云：“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
“自然”是人之存在的本然、本真状态，是生之所以然的。
根据道家的观点，人应该遵从生命的本真之性，这是一切生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不是人所独有的，遵从先天的本性，不因后天的善恶而改变人的本真之性，这才是人之存在的本质，自然是人之存在无法超越的根本属性，人只有遵从自然之法，顺其自然，才能与自然合一，成为与“道”“天”“地”一样大的主体。庄子继续发扬了老子这一观点，如他说：“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庄子同样强调了人之自然本性是不可以超越的，人之存在必须以人之自然本性为前提，后天习得的善恶是对人之本性的破坏，因为人的自然性与道德性是对立的。
在老庄的哲学中，人与宇宙万物一样均有其固然之本性，顾名思义，人的固然本性就是所谓“人性”。“人性”与“物性”一样，是超越于“善恶仁义”等道德属性的，是自然的。换句话说，在老庄看来，“仁义道德”这样的东西不仅不可能成为人性的内容与成分，相反，它们是扰乱人固有本性的东西，是反自然的。显然，老庄哲学充分认识到人作为生命体存在的自然性，并将其当作人之存在的自然性。实际上，人不仅仅是作为生命体存在的，人之生命体与一切自然物一样是同质的，因为在人之生命体中所能找到的元素皆可以从自然物之中找到，并且人的生命体的延续需要依赖自然物，人每天所需要的水、空气、食物等都来自自然物。
但是，老庄将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物性是狭隘的，人之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更是作为一种关系体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之自然性与人之道德性不仅仅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换句话说，人性既是自然性的，又是道德性的。人的自然性体现为本真的、原始的自然物性，人的道德性则体现为人与“非我”存在的关系属性，是具有善恶评价的。以此为前提来反观“疾病”的本质，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疾病及其对人之存在的意义。
疾病的自然化致思方式，在其本质上只是承认了疾病的自然物性，将疾病当作外在于“我”的物质实体，而未能看到疾病的自然性。疾病的自然性即承认疾病存在于“我”之中，疾病与“我”是同一的，或者说，疾病也是“我”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与健康相比较，健康是“我”之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而疾病则是“我”之存在的非自然状态，这一非自然状态也是人之自然性的体现。并且，人之非自然状态相较于人之自然状态，是更为可能的一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疾病才是人之存在的常态，人的生命体与疾病是同在的。
在老庄等人对人之自然性的论证中，他们重点强调人之自然性与道德性之间的对立，并认为人之道德性是对自然性的抹杀，因而他们强烈地反对后天形成的善恶道德性，强调人的自然性。在后世对人性的论证中，哲学家们试图找到自然的人性与后天的道德性之间的关联。如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荀子承认人之自然性、情、欲等，这些都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性，如好利、好声色、有疾恶等，但是顺从人的本性并不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因而顺性而为、顺情而为、顺欲而为等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恶的结果，必须通过礼义师法来限制这一恶果的产生。因而，与老庄等人过分地夸大人的自然性相反，荀子看到了人的自然性与道德性的统一。简言之，只有承认了人的道德性，人的自然性才能得到合理的保障，否则人的自然性将成为毁灭人之存在与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到，疾病与人自身是一体的，这样的统一关系不仅体现为生命体本身，更是体现为人之存在与一切“非我”存在的关系体。因为疾病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同一的，因而必须立足于人的本质来理解疾病。在疾病的自然性当中，我们重点强调了疾病的自然性区别于疾病的自然化，疾病的自然化仅仅将疾病看作外在于“我”之存在的物质实体，未能将疾病看作内在于“我”的自然性。然而，与人之存在的本性一样，疾病的自然性仅仅解释了人之存在的一方面，而健康作为疾病的对立面，它所代表的仍然是人存在的自然性，与疾病不同的是，健康是人之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而疾病却是人之存在的非自然状态。
这一非自然状态不是用生之自然来描述的，人的生之自然性体现为健康。疾病的非自然状态是后天获得的，它与体现为“生之自然”的健康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疾病与健康统一于人之存在的自然性之中，但健康体现的是人的生之自然性，而疾病是人之存在的关系属性，是后天的，具有道德评价的，它体现于人之存在与一切“非我”存在的关系之中。人生来与一切“非我”存在是统一的，人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质料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质料都可以从“非我”的存在中找到。但是，这样的统一性是发展变化的，疾病便存在于人与“非我”的对立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达到健康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就必须明了自身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与“非我”存在的道德统一之中达到“生之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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