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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00年理财思想和实践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00年前，在国家濒临灭亡、民不聊生、人民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了这样的理想，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发动革命，建立新中国。经过100年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后来的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运用财政工具，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艰难困苦的根据地建设中，他们依靠人民，发展经济，确保革命战争所需资金，并尽力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领导人民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支出为重点的格局，且财政支出逐渐涵盖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历程，在财政方面不断完善制度、创新体制、改善民生，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新局面。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并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在本国封建势力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人民生活困苦到极点。毛泽东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为了挽救处于灾难中的民族和减轻人民的痛苦，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喊声传遍全国，先后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还提出过“工读主义”“新村试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他们认为，只要各项改革能次第展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指日可待。但是，这些活动最终都失败了，国家无力独立，民众仍在苦难中挣扎。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苦痛，急需新的力量和精神来解救，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意识亦需要新的思想来注入活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济民的新希望。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李大钊在研考“民生凋敝之原”
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的民生为价值目的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郑重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团结在这面旗帜之下，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追求民族解放和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党的纲领就明确宣示，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在共产党之前，各种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找不到有效路径，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先要获得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实现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人民幸福简单地看成是人民生存和生活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指出当时中国民生凋敝的根源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
。早期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是当时造成中国经济停滞、民生困顿的重要原因，要追求人民的解放，必须反帝反封建。如恽代英就曾指出，“中国的病源，在于外国经济的压迫，使本国产业不能发展，故游民众多，民生窘困。只有打倒外国经济的压迫，才能根本救济中国；只有打倒外国经济的压迫，才可以说是革命。若不能做到这一步，无论杀几多人，更换几多政府，总是于事无济的”
。基于此，他提出了财政主张，“怎样打倒外国经济压迫呢？这用不着杀洋人，烧教堂，只要收回关税主权，酌加入口关税，取消赔款，核减外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提出要建立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落为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解放民众和改善人民生活，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不赶走帝国主义，不推翻封建专制，不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国强和民富就只是一个梦想，人民幸福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得以实现。可以说，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是建党初期开展各项工作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财的思想根源。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1922年6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财政主张。这份宣言旗帜鲜明地宣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并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了十一条政策主张。在财税方面，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等。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要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要求“改良工人待遇”，“废除包工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实行“工厂保险”，“保护失业工人”，“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做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提出了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征收钱粮，拒交不法征收，取消苛捐杂税，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等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把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体现在财政政策上，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财政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即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工人和农民运动，要求改革财政，为他们争取权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922年5月，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要组织全国劳动者同盟，要发起立法运动，推动制定工会法、工厂法、八小时工作法、保护童工妇工法、劳动保险法等，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为工人争取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水平等权益。在农民运动方面，邓中夏指出：“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告农民宣言》，提出组织农协，农协应有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禁止私人积谷居奇，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就对中国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财政主张，为广大人民争取权利。并通过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把自己的财政理念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忠实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凭着对人民最深沉的爱，对民生财政的强烈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根据地民生财政的奇迹，吸引各阶层的先进青年投奔到革命队伍中。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状况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此后，先后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西南起义、赣东北起义、万安起义、湘鄂西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华起义，中华大地遍地烽火，无数工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斗争。起义部队开始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向统治的薄弱地带转移，并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根据地政权。
在这些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自己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和目标赋予实施。红军在各地发动群众，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很不够的，是不可能改变人民贫困状态的。只有让农民获得土地，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才能真正实现民生幸福。毛泽东最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土地法》，按照人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同时在财政支出上大力支持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人民收入，改善民生。首先在各根据地兴办了一批公营经济；其次扶持合作社经济；最后通过免费发种子、分配耕牛农具、免收农业税、发放农业贷款，并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帮助个体农民发展生产。1932年，江西广昌县工农民主政府投资在新安兴建一座水利工程。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大力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创办红军教导队、列宁小学、养老院、救济委员会等。
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造成食盐、布匹、西药奇缺，苏区政府打破封锁，从白区运来必需品，如食盐、布匹，先分配给人民。
这些财政支出和建设都是在国民党不断武装“围剿”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这些革命根据地都处在相当贫困的地区。正是由于坚定的信念，才始终把民生财政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政权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质。在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根据地政府还从各方面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如建立起征点、累进税制等制度及各种税收减免政策。财政收入除了收税，还可以印票子，但是在货币发行上，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是“必须充分注意”的。
那么如何弥补收支缺口，就是坚持节省的原则。红军的给养和经费供给都是实行最低标准的、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行政费也都从严控制，当时在长冈乡流传着一首民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毛泽东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政府都处在全国比较落后的地方，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但财政却做得很好。而国民党政府占据着全国广大的区域，大量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而弄到财政破产？这正是因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有根本的不同。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关心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下，生产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1934年也是大丰收。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发挥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优势，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于是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组织带领人民群众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此，抗战初期，党就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开展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政治民主，废除反动法律，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提出使边区人民丰衣足食的目标。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不是想办法多拿老百姓的，而是从自身想办法，努力节省，自力更生，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行政费用在1937年占14%，1938年占20.9%
，1943年只占1%
了。不仅不多拿老百姓的，还要尽最大努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入的13.58%，1942年降到11.14%，1943年降至不足9%。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发动和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迹。在抗战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财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
。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问题是怎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制度。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他多次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实行。”
“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积极发展解放区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放区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减租和生产运动。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破坏，整个解放区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支援战争，解放区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是壮大解放区的实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关键。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开始向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转变。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的热潮。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形势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加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广泛建立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物力源泉。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民兴财的财经工作实践，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开了好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财政史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财经自主，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榨。初步统一了全国财经，并且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财政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建构了统一、完整、高效的财政体系。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将在国民党苛捐杂税中苦苦挣扎的民族工业和广大人民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适应计划经济模式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在恢复生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一时期虽然赢得了除台湾以外全部领土的解放，但是朝鲜战争很快爆发，军事经费不得不占有最重要的比重，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夺取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0年，新中国公布并顺利通过了第一个预算——《关于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虽然国防支出占比仍达41.1%，但经济建设支出已经占25.5%，文教卫生费用占比4.1%，如果把文教卫生人员的开支加进去，就达到了支出的6%了。党和政府没有忽视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讨论1950年预算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就能达到这个比例，真是很了不起，这才是人民的预算。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在保障前线供给的同时，仍尽力保障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在1951年财政总支出中，国防支出占43.0%，但经济建设支出提高到28.7%。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用很短的时间就统一了财经，调整了工商业，恢复了市场秩序，成功地用2900亿斤粮食解决了5.7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关乎民生的领域也有所改观。在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科教事业方面，到1951年，全国已有中小学40万所，在校学生3700万人。先期解放的东北地区就开设了高等学校16所，中等技术学校61所，学校数目增加了60%，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以上。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补上工业化的课，国家财政的重点是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保障。“一五”期间，国家财政为工业化筹集建设资金达1241.75亿元，有力地保证了“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与此同时，厉行节约，将国家机关支出（包括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36.3%降至1957年的25.6%。将国家建设支出（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59%提高到1957年的64.17%。这一时期，在如何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积累与消费比例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理论成果。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出现了“大跃进”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干扰，党中央适时进行了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支出结构也因此发生了积极变化，基本建设拨款在同期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58—1960年的54.8%，降到1961年的30%和1962年的18.2%，适当提高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一时期虽然因为“急于求成”走了一些弯路，但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党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出发点虽然美好，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毕竟有着自身的规律，忽略这个规律就会遇到挫折。这一时期，在经济调节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国家财政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仍排除万难，支撑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关系人民生计的农业、交通等领域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农业方面，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交通运输方面，完成了成昆线、焦枝线、南京长江大桥等重要交通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财经工作有很大成就，也有一定失误，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服务大局、改善人民生活，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走了些弯路，如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面临着艰难的局面和巨大的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在此期间，我国逐步推进经济社会转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和公共财政框架模式，财政从带有传统分配色彩的生产建设型逐渐转变为适应公共财政需要的、更多向民生倾斜的公共服务型。
改革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步的。财政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在城市，提高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从1978年到1984年，共提高了60.6%；在农村，通过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平均提高了24.8%。1979年仅增加工资、补贴价格几项，国家财政就拿出了140亿元。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也就1200亿元左右。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国企改革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增加职工工资、提高农民收入的这些措施对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还拿出大量补贴稳定物价。就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了，但它的销售价格不能涨。不是让人民来消化这个价格上涨的结果，而是由财政补贴来消解，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工资上涨的好处。另外，通过企业留成、减税，就是通过国家让利来分担工资福利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的第二阶段（1993—200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改革的要求。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奋斗目标，公共财政开始从概念走向现实。虽然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基本朝着市场经济迈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步子也基本踏在了公共化的印迹上，但是由于我们选择了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战略，旧的体制的痕迹还很深，用公共财政这把尺子衡量，“越位”和“缺位”的现象还很严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阶段也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迫切需要我们以公共财政的概念为基础，将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提升为建设公共财政的自觉行动。当时，由于旧体制的惯性，财政仍然承担着为一些竞争性领域提供资金的职责，而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支出也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财政困境并不是简单调整支出结构就能解决的，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厘清政府职责，也成了财政解困的迫切需要。
建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首先从现代财政支出体制的建设开始，包括政府采购、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体制改革都取得了较大进展。1999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在广泛征求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并着手实施部门预算改革。29日，财政部召开了中央部门2000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会议，正式向中央各部门布置了2000年预算编制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编制要求，拉开了中央部门预算改革的序幕。1999年2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预算司、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组成的国库改革工作小组，制订了1999年改革小组工作计划。2001年2月国务院通过的《财政预算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启动了中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工作，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部门预算的特点是一个部门一部预算，全面、细致、公开、透明，便于监督。国库集中支付要求所有最终付款都必须从国库单一账户中的总账户或者地区分账户中支付。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到达，不仅提高了资金效益，还控制了截留挪用，预防了腐败。同时展开的还有政府集中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改革。这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财政支出程序、减少资金周转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政府职能转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础。
在进行制度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解决“缺位”和“越位”问题，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包括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增加对教育与科技财政投入、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等。社会保障与福利总支出在1998—2003年，竟以每年34.9%的速度飞速增长。
改革的第三阶段（2003—2012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更加强调改进民生，财政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3年以来，财政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以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和提高人民综合福利水平为目标的财税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并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在民生财政方面，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标志着具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全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2012年，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的历史性目标。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
，“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城乡有计划地铺开，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普照中华大地。公共财政的建设，使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城乡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为了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不断完善财政体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方针，将增量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用于协调地区间财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2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达到45361.68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80.75%，占地方财政支出的42.32%。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将财政定位提高到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历史新高度，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提出建立“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工作部署，启动了全方位、多层次、纵向化的财政改革。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财政在有序推动税收、预算、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各项改革，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入，着力保障民生领域的重大改革，增进人民福祉。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思想。财政部门不仅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还持续推动制度创新，逐步构建了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财政综合扶贫政策体系，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精准扶贫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2012年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贴标准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到2017年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3亿多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在教育领域，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自2012年以来持续保持在4%以上。财政部门在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在保基本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支出结构，通过扩大覆盖面和补短板，保障教育公平，促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在完善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大对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实现公共财政的全覆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也不断扩大，基本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的治国理财的历程，从革命财政到生产建设财政，再到公共服务财政，其中始终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积极主动的作为，为国理财、为民服务、发展经济、服务大局、改进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