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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沈阳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震惊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捐弃前嫌，以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抵御日本侵略作为第一要务，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全民族统一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发挥了团结进步力量、形成抗日中坚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包括以下几点。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号召反对日本侵略。《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
，因此，“革命浪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并且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目标是摆脱“各国帝国主义内部互相矛盾冲突”，避免“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更剧烈发展”，“必然引导它们到第二次公开的厮杀，尤其是太平洋日美冲突的风云甚嚣尘上，中国便是它们这冲突火并不能放过的战场”。
面对这种情况，全国人民不能再去幻想依赖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因为“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工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宣言》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本质、主要目标、影响范围，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宗旨和决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打赢抗日战争的目标、方法和手段。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担负起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历史责任。全民族抗战的领导力量和斗争中心逐步形成。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八一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在加强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完善财政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八一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并且确定了政权、军事、经济和财政相统一的原则。
《八一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经向机制、制度、机构和行动的方向延伸，不再是简单地提出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主张，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具融合力和统一性的联合。
《八一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力量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从而“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的发表，不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要即刻付诸实践，倡议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开覆盖各进步力量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马上投入实施。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意作为抗日联合力量的发起人和抗日战争的坚强领导者。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中，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统一了“匹夫之责”和“民族之力”的内涵，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合作宣言》）正式交付国民党。《合作宣言》首先表示了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即“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并决定要实现更加有效、有利的合作，国共之间的合作将从政治、军事和社会三个方面展开，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是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是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是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力量的基础。《合作宣言》进一步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全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
《合作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财经战略和经济发展要求，即“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而在财政政策端，则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认为，财经战略和财政政策安排“为中国的急需”，并“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财经战略、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作为民生建设的核心内容，首次被列为保障抗日战争胜利的“三大基础”之中，与民族革命、民权政治相并列，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与“三民主义”统一的基础。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力量基础和物质基础，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构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提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具体政策。《纲领》从根本上保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原则性。
《纲领》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对日关系、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巩固抗日后方等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提出了目标要求和政策部署。内容涵盖全面，政策措施得当，集中力量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为突出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问题，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在关键历史时刻的责任担当和领导核心作用。
《纲领》在明确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目标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经济建设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纲领》在第六条中明确要求，“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这种安排一方面改变了原来把税费负担完全加在少数剥削者、富有者身上的做法，除汉奸财产处以没收惩治外，总体使税费安排更具有社会性和广泛性，并通过“有钱出钱”确定了公平负担的原则，尽可能使有钱人和穷人都形成自己的合理负担，统筹好保障供给和保障民生的关系。《纲领》也明确了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即“改良人民生活：改变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这种改良除了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外，由财政所建立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终赢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1936年，中共中央提出“联蒋抗日”的政策，成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随后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宣告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得到有效推进。1937年年初，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威胁，国民党最终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开始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对中共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而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在统一战线的协调和推动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主导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形成两个战场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的共同抗日的战略格局。这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显著特点。
抗日战争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抗日主战场。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主战场的地位虽然逐渐为敌后战场所取代，但是在抗击和牵制日军、从战略上支持和配合敌后战场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局部反攻与敌后战场全面反攻互相配合，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击。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到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抗击着58%到75%不等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从1938年10月到1942年11月，华北各敌后根据地遭受日军“扫荡”的时间合计为2430天，平均每两天就有3块根据地遭受日军“扫荡”。从战争的强度、密度和艰苦性、残酷性、辐射区域、人员伤亡、物资损耗方面相对于战果和产生的影响来看，敌后战场明显优于同期的正面战场。
两个战场的通力合作，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特战略举措，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包括以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为主体的中间势力，以及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的爱国人士，更有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愿望，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在思想观念和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代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国共之间的合作、分歧与斗争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在处理各党派相互关系上，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联合其他进步力量对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和倒退行径进行监督、批评和斗争，有效地阻止时局出现的逆转，维持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局面。
在战争之外，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战略和财政政策也对全国各阶层、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对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本身，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践行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主张，获得了全球主要反法西斯大国的关注和支持，积极借助国际力量的积极因素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营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政策，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形成了支持战争长期进行的物质基础，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