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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认为，中央根据地在转变为国际路线后，仍然没有纠正缺乏阶级路线的问题；领导集体盲目相信狭隘的经验论，主张右倾机会主义论；干部队伍中有很多“阶级异己分子”，没有以肃清地主富农商人为中心；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着“富农路线”的问题；红军的游击主义思想仍未脱离，忽视阵地战、街市战等。会议主张反对富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根据地和红军的干部队伍要做到无产阶级化；红军应当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等等。
随着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与周围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此时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最繁荣的时期。随着之后战争的发生，革命根据地的面积会有些许变化，但是核心区域并没有大的变动。为了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除了开展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等建设外，毛泽东、朱德等又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和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的时期，领导红军努力消除根据地的白色武装据点。
根据地内的白色武装据点，是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围攻根据地时，白色武装据点中的地主武装凭借坚固的围墙和山寨。乘机采取行动，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严重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消灭这些白色武装据点对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有着重要作用。
消灭白色据点的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即已开始，斗争的成功使兴国、于都、宁都三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红军地方武装又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但是，大规模地消灭根据地内部白色武装据点的斗争，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即从1931年10月起到1932年2月基本结束。四个月间，红三军及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师，在根据地群众配合下，消灭了于都、宁都、石城等地的白色武装据点大小200余处，其中比较大的有七坊、上堡、翠微峰等。于都、兴国、赣县三县交界的上堡土围是几县逃亡土豪劣绅的聚集之所，有1000多条枪的反动武装。在南昌，有一个地方土豪劣绅组织的“旅省同乡会”，非常反动和顽固，三县人民深受其害。后经部分红三军和红色地方武装的连月围攻，攻破了土围，全歼围内的土豪劣绅和反动靖卫团。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胜利县，使兴国、于都、赣县三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消灭白色武装据点之后，中央根据地还进行了消灭反动大刀会的斗争。大刀会是一种以封建迷信为幌子的反动地主武装，活动于广昌、石城、宁都和福建建宁一带。他们设坛收徒，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袭击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并进行了抢劫活动，严重地影响到上述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群众生活。从1932年年初到1933年年底，在根据地军队和人民的强烈围攻下，大刀会匪徒也全部被消灭。
消灭白色武装据点和肃清大刀会匪徒的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除中央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外，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在江西省、福建省苏维埃成立前后，又相继成立了湘赣省苏维埃，湘鄂赣省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红军总兵力已有13万以上，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5万人，与此同时，地方武装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新军阀之间爆发了矛盾，新的军阀战争接连发生。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分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形势。大会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指出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大会认为：首先，国家的真正统一尚未完成，中国还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其次，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没有被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再次，现有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这个反动联盟依靠的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第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
会议进一步指出，这两项任务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以革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并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然后我们才能完成这两个任务。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苏区也击退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围剿”，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还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确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和行动准则。“一苏大”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也为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加强对苏区的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苏区的财政建设。
“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是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财政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苏区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对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和市政建设等规定了基本方针和政策依据。该决议提议将阶级原则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依据，消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所有税制和一切过度征税，苏维埃政府应制定统一的累进所得税法免除红军士兵、工人、城乡贫困人口的家属缴税。万一发生意外灾害，应酌情免除或减少所有税收。这样的财政政策原则上是正确的，阶级原则在财政政策和税收体系中的实施体现了根据地财政的性质和优越性。在这之后，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一苏大”规定的经济政策原则，陆续颁布了《暂行税则》《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借贷暂行条例》和《矿山开采权出租办法》等，并开展了群众性的查田运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一苏大”之后两年来苏区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这些内容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他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以及“二苏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
大会充分肯定了苏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各种高昂的税费，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解放。在苏维埃政权的劳动政策下，保护了工人的利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苏区的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也大大增加。毛泽东阐述了苏维埃财政的基本思想和原则。
第一，明确提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和性质。毛泽东指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是确保提供所有革命费用的支出。苏维埃共和国在该国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进行大量的战争和革命工作时，实行了对公众有利的税收政策，外面的人不知道苏维埃财政的出路在哪里。然而国民党占领大片土地并夺取大量民脂民膏，却财政破产。这毫不奇怪，因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有根本的不同。
第二，苏维埃的财政是建立在阶级和革命的原则之上，有着广泛的财政来源。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指出，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政策，是基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的，它的财政来源是：对所有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收税款，以发展国民经济。“打土豪筹款”的收入通常占据主要地位，是根据地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这与国民党的财政政策完全相反。苏维埃政府把主要的税收负担放在了剥削者身上，而国民党则将主要的税收负担放在了工人和农民身上。在中国，只有苏维埃实行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外国干涉，而国民党对于厘金层层抽剥。此外，苏维埃征收累进的营业税，资本少的税轻，资本大的税重，资本少于百元的群众合作社和农民直接卖出产品的，都实行免税。而国民党区域内，捐税项目数量高达1756种，四川的田赋甚至预征到1987年，陕西的田赋增加了25倍。
第三，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其明显的效果已经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并且也开始在中央苏区展现出来。苏维埃的财政和经济机关有责任重视这一方面。毛泽东着重指出：国家银行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行纸币，而财政收入的需求只能放在次要位置。
第四，苏维埃的财政支出必须坚持节省的原则。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财政原则：财政的使用应以节省为基础，所有苏维埃人员都应明白腐败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尽管我们过去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将来我们应该加倍努力。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苏维埃对于财政的使用，应该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绝对的差别。
第五，苏维埃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是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苏维埃政府确实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进行革命战争，改善苏维埃工作，将财政收入扩大到国民党所有地区，将苏维埃财政负担加到所有剥削者身上，抱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来增加苏维埃国民收入。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高度概括了苏维埃财政工作的基本原则。从“一苏大”到“二苏大”，苏维埃中央政府正是遵循毛泽东的这一财政思想，建立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财政事业的。
广大人民群众也十分支持苏维埃财政工作，节衣缩食、及时缴纳土地税、认购公债、参与借谷和捐助活动，以保障战争的革命供给。
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由于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财政方面还没有统一。他们通常是自负盈亏、自我支持和分散管理，这种管理制度和方法是基于根据地初创时期的状况。随着苏区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例如乱收滥支、各自为政、下级埋伏和漏报、上级未能筹集资金，整个苏区的财政管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使得它很难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因此，在苏维埃国家财政体系的构建中，财政制度建设排在首位。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建立和完善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统一财政制度是重要任务。1931年1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简称《财政条例》）。该条例是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部财务法规，是实现财政统一、加强财政管理的标准。其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统一税收。《财政条例》规定，所有税款由国家财政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税法规定收取，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开征或收取。必须收到中央财政部关于收税时间和程序的总命令后才能征收。通过统一税收，国家税收完全集中在中央财政部，这是统一财政的重要手段。
第二，统一收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营业收入、罚金、没收财产和其他收入，必须转移或直接交给中央财政部或由财政部指定的银行。各级财政机关不得自行支配、扣用、抵销，也不得延迟付款。
第三，建立预决算制度。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和军事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汇总，并在每月20日前报送上级财政机关审批，然后按照批准的金额支付，上个月的决算应在每月的10日之前报送上级财政机关审批。
第四，建立统一的记账制度。各级财政机关对与财务有关的所有会计账簿、表格、单据等，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规定的统一格式，不得使用旧的会计账簿。所有用于记账的现金单位应转换为大洋，并应清楚记录当前转换的价格。
《财政条例》和财政训令颁布执行后，苏区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和统一财政管理的要求，陆续颁布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主要有：第一，国库制度。国库负责国家一切款项的收入、保管和支出。1932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规定国库由财政部国库管理局管理，其金库由国家银行代理。总金库设于总行，分、支金库分别设于分、支行，在没有分支行的省县，分支库由财政部指定的专人组织，隶属省县财政部，但不受省县财政部的控制。国家税收及一切收入之款，必须缴纳国库，分、支金库，任何收款机关不得隐瞒不缴，违者以贪污舞弊论罪。各项支出的预算，由各部门制定，报财政部审计部门审批后，报财政部批准，再交国库管理局签发支票。所有的金库收到支票后，应立即按照账单付款，没有支票的则不付款。国库总金库每日应制收支日报表、库存表，呈报财政部；分金库每三日填写两份呈报总金库及财政部；支金库每五日填写三份呈报总、分金库及财政部。
会计制度。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下达统一财政训令后，由于各级政府和红军不了解财政统一的意义，没有建立会计制度，从而财政也没有彻底统一。因此，中央财政部要求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做好财政统一的基础工作。新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将收集、管理、接收和支配货币的机构分开，各级收入和支出分为不同的系统。例如，行政费用属于财政部，教育费用属于文化部，司法费用属于司法部，租金税属于税务局。确定新的会计科目，对各项收入及开支项目规定一定名称与一定范围，采用新式簿记和新的记账方法。
审计制度。审计制度是加强财政监督的必要制度。1933年9月，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任命高自立、梁柏台、吴亮平为委员，负责审查政府的预决算是否合理，检查和监督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账目单据和收支情况。同时在地方各级政府和红军中也成立了审计委员会。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的措施，这有助于合理地节省和使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从而确保了红军和政府的供给以及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