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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新右派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疯狂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严重摧残了大革命的成果，意味着大革命就此走向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大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革命由此进入低潮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十分恐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和工农革命风暴，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倾向于支持大地主资产阶级。
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挽救中国，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此，挽救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任务，就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蒋介石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多次组织人员去意大利、德国学习，还聘请了很多德国法西斯主义人士作为顾问。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很重视自己的军事力量，截至1929年3月，国民党的军队人数超过200万。
1928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还组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主要用来打击中国共产党组织，抓捕和暗杀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等，在全国营造出严重的白色恐怖氛围。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实行亲近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对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保持沉默，并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特权；驱赶、杀害苏联在中国领事。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统治，实行保甲制度。通过设置“甲”“保”“乡镇”，将各户联结起来，相互担保不“通共”。“甲长”除了控制农村地区民众，还承担“政治警察”的责任。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的交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促进了国内商品的流通以及经济的发展。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部分厘金等政策，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蒋介石在背叛革命后继续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同时西方帝国主义还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做出一定的让步，让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产生能够挽救中国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对财政的支出，所以起初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利用和拉拢。当国民党南京政府政权稳定后，便开始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满与失望逐渐增加。
这一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也在迅速增加，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中国经济对美、英等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也压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民族资本主义在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无法和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其次，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像买办资本主义一样，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再次，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购买力很低，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迅速增加，还要承担北洋军阀所有的外债，导致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断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妨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1927年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发展速度越来越慢。
由此可见，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没有带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大革命失败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绝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明确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还组建工农红军，开始实施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阶级作为最强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革命中心，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布《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提出要在农村地区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并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策略。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布《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鼓励农民夺取乡村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以上两个通告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
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从此，革命的重心从城市逐渐向农村转移。南昌起义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湘鄂赣、皖西、左右江等地区100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十多处农村根据地。到1930年，工农红军已有10万人，逐渐形成以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
但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面积较小，且较为分散，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包围、击破，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彼此靠拢连接，最终以江西为中心，建立了中央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逐渐成立了地区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让国民党统治集团十分恐慌，于是，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统治集团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行动。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开始战略性转移——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主张，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不法商人等人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剥削，解放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土地革命的开展与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由私人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三个部分组成。私人经济主要存在于农业、手工业和部分商业领域，中国共产党对私人经济的政策是，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合作社经济包含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存在于手工业领域。国营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主要存在于军需工业，是苏区经济的领导力量。
苏区手工业和工业也得到发展。苏维埃政府发展手工业和工业的方针是，在鼓励和扶持个体手工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赣西南、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政府出资支持国营工业的发展，或者把没收来的作坊等工厂，交给集体群众来经营。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很多工矿企业，为革命根据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苏维埃政府还把工人的供给制改成工资制，并根据技术的高低确定工资，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苏维埃政府很重视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推动国营、集体和私营企业共同发展，促进监督管理和交易自由相结合。苏维埃政府鼓励中小商人进行合法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农村的集市贸易活动。合作社商业主要经营粮油、布匹文具等日常工业用品和生活用品，合作社在经营、运输等方面都有政府的保护与协助。国营商业直接由政府经营，经营范围和商品种类十分广泛，还专营药品、食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起着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物价等作用。
苏区新的金融和银行体系也逐渐确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各省分行也逐渐成立。随后，便开始发行货币，处理以前的货币，稳定金融市场。这集中了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并在农民有困难时，将资金借给贫苦农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困难，抵制了高利贷剥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大众，发起了土地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诞生与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与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为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今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大革命失败之后，从1927年9月到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100多场武装起义，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重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需求、开展土地革命、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是挽救中国的唯一途径。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起起义，歼灭守备南昌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军队就此诞生。
在起义军到临川休整时，由于军饷越来越难供给，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财政政策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有两种方案出现：一是主张每到一地，利用地主、土豪、乡绅来筹款，向当地土豪乡绅派款、借款。但这种做法最终会将负担转嫁给广大困苦农民、工人和商人身上。二是主张征收地主、土豪、乡绅的粮食和财产来取得财政资金。由于第一种方案不符合南昌起义后的政策，经过讨论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作为新的财政政策。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暴动的战略要“以农会为中心”，并对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做了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提到了“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等与财政相关的政策。
紧接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提到中国共产党应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发起农民的暴动，同时还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提到了“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等与财政相关的政策。
该《决议案》提出的没收地主阶级、土豪乡绅的土地、祠族宇庙等“公产”，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未来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或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也就是没收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井冈山、海陆丰、闽西等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起初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八七会议”中提出的没收中、大地主土地，对于小田主减租的政策。1927年11月后，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的没收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政策。在各个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体现了“八七会议”上确定的土地革命总方针是正确的，广大农民群众十分欢迎和拥护这一政策。土地革命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也为革命积累了一定的财政收入，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