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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的中国具有一些基本的经济特征。
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将土地分成若干小块，出租给失地农民和少地农民耕种，这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中国农村遍布着小农经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几乎都是用传统的体力劳动从事个体化生产，所以拥有庞大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力依旧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逐渐破坏，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保持不变，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封建剥削制度相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剥削同样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官僚买办资本及其所依赖的外资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因为它追求暴利和垄断的本性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官僚资本的高利润导致资源集中，进一步加速了垄断，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力量实在弱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欺压，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极小。加上农业经济始终低下的生产力，总的来说，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落后。
辛亥革命后，虽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基本的经济特征也没有改变，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形势也发生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
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在南北联合后，就向全国宣布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大兴实业。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强力支持各界人士组织实业团体。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南京临时政府成员也参与了经济团体，以作表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袖纷纷参与，推动实业的发展，到全国各地调研、讲学，号召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与发展和振兴实业。
当时的民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民国矿业条例》《暂行工厂通则》等法令，鼓励民间开矿、办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忙于参战，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都减少了，中国民族工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减小，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步入持续10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并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封建主义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同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1911—1928年，较大规模的战争即达140余次，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增加，多方压迫严重地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使之从1922年起又转向衰退。
民国初期的10年，金融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随着振兴实业热情的高涨，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北洋政府公债政策的刺激，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银行在华资本输出减少，势力削弱，使中国的华资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华北、江新、华南三大金融财团，分布在银行相对集中的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广州地区。这时的中国银行业，除了规模迅速扩大之外，经营内容也由于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它们与国家财政紧密相连，已成为维持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它们与工商贸易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开始起到振兴实业的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举国上下发展实业的热情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国家忙于参战，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减少，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日渐兴旺。商品化生产逐步扩大，生产技术有所革新，生产方式趋于资本主义化。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手工业生产一直在不断发展，并向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的方向转变，生产技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中国历朝历代重农抑商，对农业极其重视，但是在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上，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却一成不变。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业和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改革迫在眉睫。清朝末期，政府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传统农业改革的重要性，并颁布了许多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革的意识更加强烈，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亦趋于全面化和制度化。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军阀和官僚取代了清朝的皇室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集团。他们在获得大量土地后，封建的出租经营模式几乎消灭了资本主义经营地主，没有了分地出租的经营模式，农业经济效益也大幅度降低，不能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原始资本。
在制度上没有很好地刺激农业改良，同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改善农业改良政策。政府缺乏财政支持和鼓励民间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阻碍了政府农业改良政策的实施。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为民族谋独立、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重任，建党初期提出的一系列财政纲领，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重任。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财税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干涉中国的税收制度，特别是关税，反对军阀、土豪劣绅通过苛捐杂税剥削人民。第二，合理解决农村土地和农民税负问题。第三，提出了改革税制的初步建议，主要是取消厘金等附加税，开征累进所得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其中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等，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财政纲领，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财税制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残酷现实，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祸乱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和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做坚决斗争的具体主张。党的当务之急，就是革命，通过革命消灭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分给贫农，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同时制定限制租金的法律，废除厘金和其他额外征税，征收累进所得税，以及纠正协定关税制度。同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再次主张：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乡土地税；废除厘金及一切附加税，规定累进所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地租法。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废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保护税，废除厘金，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每年审批一次，统一和减少土地税，破除陋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帝国主义强行进口洋货以来，一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率远远高于农产品，以前农民的副业，如手工纺织，也受到严重打击了。军阀争夺地盘多年，土匪横行，贪官贪赃枉法，地方地痞、恶绅一直控制着他们，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因此，要把小农、佃农、雇工联合起来，抵抗压迫，保护农民利益，推动民族革命运动。反对苛捐杂税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暴动十分重要的理由之一。
在建党初期，财税政策是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政策是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制定的，并借鉴了一些苏联税收制度和政策。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农民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多次提出废除苛捐杂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税收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深得被剥削阶级的拥护。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24年1月20—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以实现联共，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是国共合作的首发地。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也包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废止厘金和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定海关税则；严定田赋地税的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的征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该草案表示赞同。
1924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关于财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最重要的是收回海关，把协定海关制度改为国家关税制度，因为这是整个民族经济解放的关键；规定最高租金，取消土地税以外的附加税和不良规则，寻求农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平衡，发展专业组织（农会）和武装自己，是当前农民的迫切要求；限制城市租金上涨，支持劳动人民建房；厘金牙税等城镇杂税，对财政收入贡献少，而小本经营者负担重，应该都废止；取消盐税、大米税，以支持老百姓生计；增加海关进口税，对国有企业收入进行梳理，征收遗产税、城镇土地税等一大笔税收，不仅可以弥补取消旧税的损失——厘金牙税、盐税、大米税、土地税、附加税等杂税，而且可用于资助失业人员和退伍军人，也可以作为扶持贫困人口和促进教育的资金。为了让知识阶层和失学青年获得保障，国家预算不应将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应收回庚子赔款，用于免费优待小学教师，促进平民教育。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自从帝国主义以武力向中国强迫出售外国工业产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非常之快。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挑起的军阀战争连年进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等的影响。把农民的反抗引向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不是土匪横行的农民抵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税。同时要反对预收钱粮，拒绝支付的不良规则和一切非法收缴行为。要反对佃农与个体工商户、兼佃农的苛捐杂税。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宣传外，还应兴修水利，成立农民借贷银行，以避免高利贷之苦。
1925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中提出：废止厘金和一切苛捐杂税；限制享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把大地主的多余土地分给贫农和无地农民，限制地租的最高限额；尽量降低承租人的地租，禁止预收钱粮。
国共合作以后，林伯渠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在广州开办了五次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告农民书》，指出农民受地主、外国资本家、军阀、贪官和劣绅的压迫剥削，生活艰难甚至弃农改业。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困苦，必须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农民与工人应当联合起来革命。中共主张：组织农协，农协拥有商议最高租额和最低谷价的权利，给予乡村农民无利息借贷的便利，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和预征钱粮，禁止私人积谷居奇。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运动开始广泛地在湖北、江西和福建展开了。
1926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役的兵士及无业游民；禁止军票、滥发纸币、敲诈国债、军饷；停止预收钱粮、征收规章和各种过高的税收；拨付国家财政、省财政用于抗洪抗旱、控制米价的资金；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和农民最高税租的法律；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属学校的经费，免除学费。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纲，参加这一联合战线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共同奋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获得最终胜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提出，为了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我们要努力落实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生活工资、劳动保护法、失业救济、失业人员就业、劳动保险和抚恤、女工和童工的保护。对于解决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则以往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征收很重的财产税；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负担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争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治，解放中国。继续反对军阀，争取民族团结，在地方和中央建立民权政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严格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劳动条件，救济失业人员，保护女职工和儿童，争取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工人的武装自卫。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保护小地主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不没收土地，就要大幅度地减少租金，取消过多的税费。建立农民的武装自卫权、自治权，建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对农业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并提供资金向农民借款。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战，废除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往来，保护国内工商业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
1927年，国民党右派不顾国民党左派代表宋庆龄等的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斗争中损失惨重，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长成熟，开始意识到进行土地革命、掌握革命武装和政权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的经济政策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的经济政策与大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经济政策与政治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利益是人们形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政治关系。因此，两者不能分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政治活动的发展。在国共合作之前，中共中央认识到，劳动群众要由日常生活中的斗争转向政治上的斗争。通过政治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加速了民族觉醒，争取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权利和解放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