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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17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英国、法国、德国独立无产阶级运动的陆续开展，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时代背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40年代实现制造业机械化，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36—1858年，英国工人为争取人民宪章开展宪章运动，目的是通过政治变革，要求获得普选权，从而得到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并且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831—1834年，法国里昂的工人进行罢工示威和两次武装起义，起因是他们想要提高工资的要求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情拒绝。1844年6月，为了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出反对私有制的声音，谴责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
以这三次主要的工人阶级运动为标志，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此，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存在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但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财政学。马克思在参与阶级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政理论，进而阐述了自己的财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财政思想的阐述并没有为我们系统地创立财政学，也没有对财政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但是他们对财政思想的阐述体现在许多著作中，例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辩士》等。
十月革命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17—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又在革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1923—1924年，瞿秋白撰写了《新经济政策之意义》《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等大量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巴黎和会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勾结，以“强力”压迫中国人民。面对中国劳苦大众的现状，陈独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以“强力”维护正义、反抗他人压迫。并且用阶级战争来改造社会制度，用革命手段建设工人阶级的国家，这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
陈独秀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通过深度剖析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陈独秀将价值称为“工值”，“工值”简单来说就是指做工的时间总计的价值。通过剖析“工值”，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使劳动人民认识到他们经济政治地位低下的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思想准备。
陈独秀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解决中国问题。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严重弊端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资本高度集中，剥削剩余价值造成贫富分化；疯狂追逐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造成生产过剩，从而引起社会动荡。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资本高度集中，资本家只顾追逐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疯狂地剥削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引起社会动荡，长此以往，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中毫无正义和人性可言，只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就永远摆脱不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铁蹄和算盘的蹂躏。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少数游手好闲的资本家，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器，把多数生活困难的工人阶级压在资本之下，比牛马还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让多数人都过上像样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会搞资本主义。
除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党的相关政策文件，还有学术界的努力。1919年，陈启修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五四运动后，他经常与李大钊等进步教授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年9月与李大钊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讲座内容为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921年，担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1924年，陈启修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先后在北大及其他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1927年后，陈启修流亡日本而发愤著书立说。在此期间，其主要经济学说著作有：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财政学总论》，1929年由乐群书店出版的《经济现象的体系》《新经济学》。同时也翻译了《经济学大纲》（河上肇著）、《资本论》（马克思著）。
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努力，取得了三大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吸引、影响和聚集了一批中国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军人物。二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团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团体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三是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有了这三大成就之后，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真正实施。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剖析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李大钊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构想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他指出铁路、银行、矿山、航运公司、大型制造业等资本雄厚的企业以及小型工商、运输机构要逐步国有化。李大钊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有权形式决定分配方式。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分配问题，瞿秋白认为国家享有一切大规模生产的工具和机构，还有交通、金融、贸易，只有建立了劳农国家，经济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所在。
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工农业完全受国家控制，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原则进行生产和管理。
在这里，瞿秋白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观点。
与群众和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李大钊从我国“三农”和农村生产关系的现状出发，认真分析了当时“三农”问题：首先，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在估计革命动力时，必须注意农民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我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经济，所以他们大多是个体经营户、佃农和自耕农。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虽然经济变化不会突然显现，但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李大钊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指出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确立新的土地政策，使所有耕地归农民所有，使许多小农场逐步连成大农场，管理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耕地自给自足，同时又能提高效率，那么长时间以来困扰政府的农民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此外，他进一步论证了农业生产效率高低与农业面积大小的关系，得到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的结论。因此，李大钊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明确的：一是落实“耕地农有”的政策；二是实行个体小农业向集体化大农业“联结”的政策；三是改革管理模式，逐步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状，陈独秀意识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且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道路该怎样走，很多人并不关注、不了解，陈独秀预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具体模式。他指出，中国的生产方式变革，除了社会主义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发展到趋于崩溃的地步了，虽然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展，但它本质上罪恶的一面已经显露出来了，从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会理所应当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外，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同时所有重要的工业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私营的。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从西方工业化中获益，从而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的不利因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陈独秀指出当时中国有四个经济成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这个时期，农业造成了社会的无知和松懈，商业导致了社会的背叛和盗窃。因此，它的生产力、军事力量和道德文化普遍下降。正是这种情况，使旧社会的抵抗力太强，资本主义工业和文化不易入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经济。
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