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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产生依赖于其所处的制度空间，而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建构和作用发挥同样依赖于独特的作用场域。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不仅包括事实上的物理环境，更包括内部相互竞争的诸多社会要素。场域内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不管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 [26] 在东北地域社会之中，“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场域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特定场域。
“一城一企”概念是对东北地域社会特征的一种理想型提炼概括，指代东北地域社会中大型国企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属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经济社会意义，以及大型国企与属地社会的紧密融合联结情况。作为东北区域社会特性的概括和分析概念，其含义具体可呈现为城企依赖性、城企同构性和城企互联性。
城企依赖性是指城市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在地大型国企的发展。这一在地大型国企发展的好坏与否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相较于其他企业在所在城市享有绝无仅有的特殊地位。特殊地位的产生既来自自身资源优势和行政部门扶持，又来自所在城市地域居民的高度认可和推崇。
城企同构性是指大型国企的社会烙印深深嵌入所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之中。虽然国企的社会职能已经基本剥离，但之前“国企办社会”留下的国企烙印仍然对于所在城市社会结构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处处可见大型国企的社会烙印，如企业集体住宿区、企业医院、企业食堂和企业班车以及由此衍生、拓展或变形而出的各种城市社会属性等。
城企互联性是指大型国企与在地各级政府部门的紧密联系和互动。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大型国企在行政隶属上直接归属于中央相关部门统辖，其与属地城市行政部门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相对独立的平行关系。两者的紧密互联源于双方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合作与相互支持，譬如两者高层的频繁互访、对彼此工作的积极配合与默契支持、遭遇困难处境时的特殊扶持倾斜政策等。
因此，“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是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生成和作用发挥的关键场域。正是因为“一城一企”场域的存在，大型国企在东北地域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才得以彰显、作用才得以凸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城一企”场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大型国企，有的是数个大型国企，所呈现表达的是一种理想化类型的概念，以突出体现大型国企与所在地域社会的特殊作用情境、紧密联系的城企关系以及大型国企对地域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远超于普通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应当承认，在东北地域空间内的各个城市之间，“一城一企”场域特性的特征呈现也存在一定的程度差异，如大庆市与大庆油田就极为典型地体现了“一城一企”场域特征，而在长春市与一汽集团之间、吉林市与吉林化工之间，这一场域特征虽然同样得以表现，但程度已经分别有所减弱。因此，“一城一企”场域概念，在本书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想型的认识工具，从高度的特性提炼角度为理论分析与经验材料解读提供切入视野。
当然，“一城一企”场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东北地域社会的三个特性作为基础而凝练形成的，分别为时间维度上制度转型形成的“新单位制”、空间维度上地域分化形成的“新二元社会”以及个体在时空复杂场域中的能动行为形成的“新型体制依附”，三者既是“一城一企”场域形成的制度基础，又是影响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发挥的结构情境和行动要素。
关于中国社会整体制度转型方向，曾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学界关注热点问题。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转型遵循由体制向市场的线性过渡，社会资源的主要分配机制将由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转向由市场主导的效率机制。 [27] 这一观点虽然对社会市场化转型过程的总体趋势给出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概括，但后续的研究从体制格局、变迁方向和中国实际三个层面挑战了这一市场转型的理想模式。首先，再分配体制下的优势资源占有者在市场化体制中能够实现自身优势转置和延续，用以支持再分配机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是持续的而非消亡； [28] 其次，各国市场转型的终点和最终形态不被认为是统一的完全市场化模式，而更被认为是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不同程度共生的混合经济模式。 [29] 最后，体制与市场在转型中的复杂二元共生被认为是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稳定阶段特征，其原因解释既有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机制 [30] ，又有历史文化层面的组织印记 [31] 和行动逻辑 [32] 。市场转型、权力延续虽然在理想模式营造上争议巨大，但从两个不同侧面展示了大型国企面对中国社会整体制度转型时的结构变迁，即市场化渗入与体制孤岛并存的“新单位制”特征。
市场化渗入是指大型国企运作中市场元素的增加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型国企剥离社会职能，回归经济职能。在“典型单位制”时期，大型国企不仅是具有生产功能的经济经营实体，也是具有管理和服务功能的社会控制实体， [33] “企业办社会”成为这一时期大型国企的普遍现象。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大型国企的社会职能逐渐转移给地方政府和社区，经济职能回归成为大型国企主要的企业职能。其二，大型国企由外部化控制转向内部化管理，经营自主权上升。 [34] 企业管理者承担起更多的经营责任，也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对企业占有资源的支配能力显著上升。其三，大型国企所占有的优势资源由社会化占有转变为单位化占有。大型国企利用优势资源更多地为企业自身发展和企业内部员工服务，由开放普惠性福利转向封闭单位性福利。
体制孤岛是指大型国企运作相较于中型国企和私营企业仍呈现出浓郁的体制色彩，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型国企的资源获得和企业运作仍然受到再分配机制的节制。虽然制度转型赋予大型国企相对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但在企业管理者任免、企业重大决策和企业行动目标制定等重要事项方面，大型国企依旧受到主要资源支持者——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强烈影响。其二，大型国企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市场机制冲击相对最小。大型国企所处行业大多属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往往具有限制介入的行业特征，私营企业难以进入，也难以形成对大型国企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市场机制冲击。其三，大型国企的优质资源和组织印记帮助其延续自身的体制特征。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和长期形成的组织印记，在自身运作过程中，大型国企仍然可以选择保留自身的部分体制特征或衍生出新的体制特征。
体制与市场的二元共生特征贯穿大型国企转型、运作、经济生产和社会影响的全过程，发挥相对独立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一城一企”作用场域中，二者的共生和博弈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运作不可忽视的制度变迁基础。一方面，市场化的渗入激励国有企业和国企员工积极跨越社会资本的体制边界，国有企业寻求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的补充，国企员工寻求跨体制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体制孤岛又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塑造国企员工的信任感和稳定感保留了空间，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依旧对国企内部成员呈现出良好的整合效用。
在呈现广泛差异的各地域社会之中，体制与市场的共生关系会因地域社会的分化产生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探讨制度变迁这一纵向时间演变的同时，还应将地域分化这一横向空间分割考虑在内。体制与市场的复杂共生关系不仅纵向分布在制度变迁各个过程之中，也横向分化于各个差异性地域社会之中，之前的研究将这一复杂共生关系的横向地域分化模式总结为“新二元社会”。 [35] 在“新二元社会”的框架之下，国家限制介入的大型国有企业被视为延续计划和体制传统的一元，而国家不直接干预的民营化经济关系形式被视为市场化的一元。前者遵循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选择有限制的发展方式，而后者遵循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均衡的发展方式，两者的共生不仅仅是简单的贴合，而是相互渗透、博弈和互动。大型国企集中、老工业基地传统深厚的东北地域社会无疑是“新二元社会”中更为接近传统的一端，在市场与体制的共生关系中，传统体制作用的领域更宽、作用程度更强。因此，东北地域社会在经济上，表现为依托大型国企、市场力量薄弱；在政治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历史责任沉重；在习惯上，表现为单位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依旧浓厚。 [36]
“一城一企”场域进一步强化了东北地域社会新体制二元社会色彩，进而影响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作用方式。首先，经济上倚重大型国企和城企依赖性的存在，造就地域社会中资源的有向集聚，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资源基础；其次，政府主导的社会格局和城企互联性的存在，造就了紧密的政企联系以及大型国企在政企联系中所能获得的丰富关系资源，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关系基础；最后，单位制惯习与城企同构性的存在，使得大型国企和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作用得到地域社会内居民的广泛认可，形成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社会认知基础。
在制度变迁和地域社会构成的复杂时空场域中，大型国企员工与企业的依附关系也演化出新的特征，呈现为“新传统主义”、“利益依附”和“新型体制依附”的渐次演进。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不仅是重要的生产组织部门，也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机构。在市场缺位的背景下，单位成为国企员工唯一的生存场域，国企员工必须高度依存于单位来展开自己的全部个人生存行动。这一时期的国企员工在经济和社会上高度依附于企业，需要依托企业满足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在政治上高度依附于工厂党政领导，主动加入相应政治组织并谋求成为积极分子，服从企业领导开展的制度性管控；在个人关系上高度依附于车间直接领导，谋求建立实用性的互惠关系，以获得相应的分配和奖惩优先，这一高度依附性结构又被称为“新传统主义” [37] 。
市场元素的渗入和外部私营企业的发展为国企员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行动空间，使得其具有摆脱和反抗体制依附的行动选择机会。“集体懈怠”便是这一时期国企员工摆脱体制依附的重要行为表现之一， [38] 但值得注意的是，摆脱和反抗体制依附的行动是以中小国企和激烈市场竞争为制度基础而出现的。 [39] 大型国企能够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维持原有依附关系，只是国企的权力结构不再是以政治忠诚为基础的庇护关系，而是转变为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多级层化结构。 [40] 依附关系的生成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吸纳方式，而是代之以自下而上的利益吸引方式。大型国企通过与员工结成利益共同体来实现国企员工对自身的认同和归属，在这一时期大型国企提供的一系列优厚福利如住房保障、子女教育便利和医疗关照等是大型国企吸引员工结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在东北“一城一企”场域约束之下，大型国企员工的传统依附仍然得以延续，同时又衍生出“新型体制依附”。 [41] 在偏向传统的制度变迁推动下，体制力量在市场作用下依旧保有活力，大型国企依旧能够在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和医疗关照等传统依附领域为国企员工提供便利；同时，大型国企员工对企业依附的内容又衍生出相应的“稳定感”和“保障感”，大型国企成为国企员工面对市场转型压力和风险时的避风港。
具体而言，大型国企员工对“一城一企”场域中制度变迁及地域分化的能动适应造就了新型体制依附，这一依附类型既是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现实体现，又为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创造了条件。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既是国企员工谋求自身发展和经济福利的重要依托，又是其“稳定感”和“保障感”的重要来源。在“一城一企”场域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对于国企员工的生存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关键意义。
综合看来，在体现城企依赖、城企同构和城企互联特性的东北“一城一企”场域中，制度变迁的“新单位制”特性同时激活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对外桥接和对内粘结功效，在体制—市场二元共生机制影响下，推动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社会资本积累跨越体制边界，呈现出促成组织内部信任和互惠道德建立的整合粘结功效；地域分化的新体制二元社会特性在“一城一企”场域中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资源基础、关系基础和认知基础，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得以发挥作用的地域社会根源；国企员工能动适应制度变迁和地域分化复杂时空场域形成的新型体制依附，既是大型国企社会资本重要的作用后果之一，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稳定感塑造等方面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