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集体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资本的区分关键在于社会资本被谁占有和为谁服务。个体社会资本强调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而获得的资源，具体而言，这一社会资本具备三个特征：资源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资源的可及性及对资源的动员使用。 [2] 个体通过对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动员和摄取能够达成自己的工具性或情感性目标，因此，对个体社会资本的考量主要通过对其社会网络状况和社会网络中资源状况的考察来加以衡量。集体社会资本则强调能够促进人们集体参与，实现公共利益提升的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等机制的社会资本意涵。 [3] 社会资本不再是某一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而是为整个集体和公众所拥有的共同财富，其资本意涵也不再仅限于个体的目标实现，而是集体利益的整体提升。集体社会资本的考察一般可从社会参与、信任和规范等角度加以衡量， [4] 还有一种划分方式将个体社会资本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将集体社会资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原因是前者发轫于行动者外部，需要行动者向外部社会网络去探寻和摄取，而后者内生于行动集体内部，源自内部成员的互动和接触。 [5]
从集体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维度出发，企业社会资本构建既有内部集体机制又有外部个体机制。一方面，企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是面临激烈市场竞争、不断谋求自身收益增值的行动者个体，需要在与其他行动者个体的社会网络互动中获得优质资源、有效信息等实质性帮助。另一方面，企业又是包含众多异质性个体的社会集体，集体社会资本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内在个体社会资本的简单汇聚，更重要的在于内生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因此，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既来源于企业作为行动者个体向外部社会网络的资源摄取和动员，又来源于企业内部个体的互惠互信和紧密联系。
基于社会资本呈现出的主客观形态，社会资本可被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的分野虽然拓展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和使用层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资本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和“失焦”，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尝试从社会资本的主客观形态出发，来统合集体维度和个体维度的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指代相对客观且可从外部观察到的结构性资源，包括正式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中蕴藏的社会资源，认知性社会资本则指代相对主观和抽象的认知性资源，包括普遍的社会信任、互惠共赢的理念、共享的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等。 [6] 结构性—认知性视野下的社会资本也在如下三个观点得以达成一致：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作用相似的社会资源形式；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不可转让的特征；社会资本的构成既包括客观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也包括主观认知层面的共享价值、普遍信任和互利理念。
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呈现出结构性特征与认知性特征并重的特征：一方面，企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优质社会资源占有者，具体途径可以包括改善组织架构、构建企业网络和形成制度规范等以更好地获取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稀缺资源，为其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生成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企业与外部各组织的频繁联系以及内部各部门间的良性互动，既能在外部建立起与其他组织、部门的互信关系，又能在内部凝聚起强大的共识能量，降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信任障碍，这一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价值与意义亦不可忽视。
围绕着社会资本的边界开放与否，社会资本可被划分为桥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粘结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7] ，亦有一种与之意涵相近的分类称为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 [8] 桥接性社会资本的边界是开放的，客观层面指代构建与横向社会组织的开放性关系、构建纳入不同异质性个体的社会网络和开放性的制度限制等，主观层面指代“无差别”、普适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信任和认同； [9] 粘结性社会资本则呈现出明确的封闭边界，客观层面指代明确限制和内部整合的社会组织参与；排他性和同质性的社会网络构建以及差异性的制度限制等，主观层面指代“区别性”、特殊性和局限性的人际信任。 [10] 总体而言，桥接性社会资本能够统合不同经济、社会和背景特征的个体，产生较为明显的集体效益；粘结性社会资本主要服务于圈子内成员的局部利益，能够发挥较为良好的整合功效，保持圈子内部成员行动和认知的高效统一。无论是桥接性社会资本还是粘结性社会资本都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资本功效的发挥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寻一个恰当的平衡。 [11]
企业社会资本桥接性与粘结性功能的发挥与企业自身特征有关。如果企业更多地在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连接中获取资源而缺少与其他经济组织与社会部门的互动，企业员工的社会交往更多地在企业内部、同质性群体间进行而排斥与企业外、异质性群体的互动，信任也更多地在企业内部生成而未能跨越企业边界，则此时的企业社会资本更多具有粘结性社会资本的功能特征。反之，当企业更多地在与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部门的横向连接中去获取资源，企业员工寻求更多与企业外部、异质性个体的交往，信任也得以跨越企业边界而普遍形成，则此时的企业社会资本更多具有桥接性社会资本的功能特征。
大型国企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企业存在诸多差异，但最主要的特征依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职能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组织职能。因此，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探讨仍应在企业社会资本框架之下进行。
在之前的研究中，企业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企业通过企业网络上的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就是企业社会资本” [12] ，或“企业社会资本就是企业动用了的、用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本质上就是企业为了生产经营便利而付出的建构关系网络的交易费用” [13] 。虽然两者在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本质上都将企业视为具有能动性的法人个体，存在将企业社会资本个体化、结构化和桥接化使用的倾向，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家社会网络在这一倾向的企业社会资本考察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同样作为企业社会资本重要构成部分的集体性、认知性和粘结性社会资本在上述两种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中被忽略。因此，后续的概念界定尝试从资源和功能的角度而非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拥有的，嵌入在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中，通过推动协调的行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机会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企业的网络资源、关系资源和特定的能力资源有机组合成企业社会资本。” [14] 从这一定义出发，企业外部的社会网络与内部员工的内在关系、企业结构性的客观资源和认知性的主观信任、桥接性的开放性连接和粘结性的封闭性边界都可纳入企业社会资本的考察视野之中。当采用拓展过的企业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大型国企的社会资本状况时，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呈现多层次、多来源和多功能的特征。
首先，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包括作为法人个体的企业社会资本、作为国企员工个人社会资本集合的企业社会资本和作为员工集体的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法人个体的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作为独立经济活动参与者从自身企业网络中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具体的摄取对象可包括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连接、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横向连接和与社会其他个体或组织的社会联系； [15] 国企员工的个人社会资本并不总是构成国企的社会资本，但当国企员工利用自身的个人社会资本优势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时，国企员工的个人社会资本就转化成国企的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的转化只是这一转化逻辑更为突出和重要的现实体现； [16] 规模较大、内部人员众多的大型国企，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地凝聚起内部人员的互信互惠并使之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将是大型国企颇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次，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同时来源于结构性的客观资源优势和认知性的主观信任优势。大型国企凭借自身的关键地位和规模优势建构起发达的企业社会网络，既包括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连接，又包括与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部门的横向、社会连接，并且不断从中获取有利于自身生产经营的稀缺资源。同时，权责明确、紧密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规范现代、科学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也成为大型国企客观资源优势产生基础，帮助其获得客观资源优势。此外，稳定的企业运行和优越的企业地位赋予大型国企以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形成员工高度信赖企业、市场高度认可企业和社会高度赞赏企业的主观信任格局，帮助大型国企获得相应的主观信任优势。最终不管是结构性的客观资源优势还是认知性的主观信任优势都将在大型国企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转化为相应的便利条件，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最后，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粘结性功能基础之上，桥接性功能也有所体现。由于自身的国企性质和单位属性，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仍具有明显的体制边界，表现为企业与政府的纵向联系要多于与其他企业部门的横向联系、企业员工的社会资本积累多集中于体制内部和同质性群体之中以及对体制内外个体和组织的制度性区别对待。因此，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仍以粘结性功能为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化元素的引入，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桥接性功能也有所体现，具体如大型国企开始重视与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体的联系、企业员工开始跨越体制边界寻求跨体制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尝试开展跨体制生存、体制内外个人和组织的区别对待局面开始松动等。这既是大型国企直面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国企员工面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体制区隔时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由于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具有多层次、多来源和多功能的特征，如何审视其生成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传统社会学视野中，结构观将个体行动视作结构的附庸，处于无自主选择的牢笼状态，引致“过度社会化”的质疑，行动观又将个体视作彼此无关联的自由原子人，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不被考虑在内，呈现“低度社会化”的困境。 [17] 嵌入观点则强调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连接结构与行动中的“桥梁”作用，成为沟通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现象的中介过程机制。首先，社会资本嵌入于宏观结构，被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场域之中，受到社会情境的约束和限制，社会资本的构成和作用发挥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资源情境和场域空间；其次，社会资本又嵌入于自我和行动之中，个体的能动性动员和社会资源潜力对于社会资本的生成和作用发挥必不可少；最后，社会资本成为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个体间的中介和“桥梁”，在社会资本的沟通下，宏观制度环境得以作用到微观个体行动，微观个体选择也具有集合成为集体行动并最终改变结构的可能。 [18]
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同样面临结构与行动的二重规制。大型国企深嵌于中国地域社会结构之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运作是在中国社会整体制度转型和地域社会特性叠加形成的复杂时空场域中进行的，独特的作用场域既影响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构成，又对其作用后果产生了相应的情境性约束。大型国企所包含的个体如国企员工等，既受到所处地域社会的制度条件限制，又受到大型国企传递而来的社会资本影响，两者的合力构成了形塑大型国企员工行为的结构性动力。但与此同时，国企员工仍然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实现跨越结构限制的社会资本动员与积累，完成对原有国企社会资本结构环境的改造和重塑。正因如此，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扮演了向上承接传递结构效应和制度影响、向下重塑个体行动和信任机制的“桥梁”角色，成为双向连接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的中介机制。
综合来看，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是一个多层次、多来源、多功能且面临结构—行动二重约束的概念。首先，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不仅涵盖作为法人个体的企业社会资本，还包括作为国企员工个人社会资本集合的企业社会资本和作为员工集体的企业社会资本；其次，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不仅包括外在结构性的客观资源优势，还包括内在认知性的主观信任优势；再次，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发挥边界封闭、同质整合粘结性功能的同时，边界开放、异质连接桥接性功能亦有所发挥；最后，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考察，离不开对所处更为宏大社会结构的审视，个体能动性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亦不可忽视。
因此，本书所指的大型国有企业社会资本是因企业或企业中个体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能为企业或企业中个体发展提供便利的资源集合，这一社会资本为大型国企所特有、嵌入于制度转型—地域社会复杂时空场域且受到结构—行动的二重约束。如图1-1所示，多层次、多来源和多功能的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产生于东北地域社会赋予的特殊企业、地域长子和情感共同体多重角色，在东北单位制度变迁和东北地域社会共同形塑的“一城一企”作用场域中发挥出信息效用、符号效用、信任效用和整合效用，进而形成国企员工在风险感知、城市归属感、跨体制行动和社会资本衍生等方面的微观作用后果。
图1-1 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认知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