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持续深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单位体制发生了重大形式与内涵方面的变化，包括单位制国企的社会功能、激励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关系网络建构等，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单位制呈现重大变化。 [1] 然而，在东北区域社会中，大型国企对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多维度、多层面地与城市发展相融合，包括社区治理、城市空间布局、社会阶层分化、劳动力市场发育、组织晋升机制、劳动力市场建构和人口流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形塑，等等。尤其是在东北某些特定区域，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与单位体制路径依赖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为大型国企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大型国企与城市发展关联密切、社区发展与社会建设较多依赖国企单位组织资源等，从而局部形成了具有特定社会价值指向的“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意指部分东北区域社会中大型国企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典型现象，城市的经济成就、社会发展、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等都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国企紧密相关，二者融合发展，形成交互多维的社会发展效果）。
近年来东北区域经济增速低迷，社会发展缓慢已经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已经成功实施了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当前正在实施第二轮东北振兴战略。在取得积极战略效果的同时，依然需要认识到，东北区域社会虽然努力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多年，但是能源和装备工业以及国有经济影响巨大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前突出问题依然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缓慢，经济发展低迷，国有企业体量影响巨大，体制外市场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仍需继续深入地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当前经济发展危机折射到社会层面，就是人口危机，表现之一即为大量年轻人口离开东北。人口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产业结构问题，其社会层面的表现说明东北区域社会基础出现了问题。因此，对于东北区域社会而言，必须正确认识区域经济社会的特性，立足大型国企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如何在既有局面下实现体制内大型国企社会发展与区域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赢结果。
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和发挥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特殊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需要立足于东北区域社会宏观特性，通过“一城一企”典型分析视角来进行剖析，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整体情况，包括单位体制变迁和城企融合特性相结合的宏观作用场域、与体制依附相关联的多元中观作用机制以及反映主观社会认知和客观行动互动影响的微观作用后果。只有正确地认识东北区域社会基础特性，才能充分理解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建构特性与作用特征，从而在社会层面实现其对东北区域社会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这些安全都需要建立在最根本的社会安全基础上，而社会安全依赖社会建设的健康推动、社会治理的有效实施以及社会发展的和谐互动。东北振兴如何能够结合区域社会特性，形成自身最为重要的区域发展优势，从当前东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城企融合的社会建设和凝练优势视角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积极正确地认识东北区域发展危机中的大型单位制国企社会资本，立足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探讨体制内大型国企对东北区域社会的优势作用，扬长避短发挥区域特性，根据大型国企与城市社区重叠融合的情况探讨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制度环境、机制表达以及社会影响，成为理解和认识东北区域社会基础建构变化和社会基础的重要渠道。
本书以东北区域发展危机为现实背景，以东北区域单位制度变迁为制度背景，直面东北区域大型国企影响巨大、“一城一企”特性突出等情况，尝试从与社会基础紧密相连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大型国企对东北区域社会建设的宏观制度作用场域、中观多元作用机制与微观作用结果方面的体现和变化，努力建构基于既有东北区域单位体制特性而形成的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优势发展视角，扬长避短发挥其优势作用，推动东北区域社会基础结合区域特性的良性变革。
研究背景
基于单位体制的特性，大型国企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多层面的支持平台，承载着国家制度设计与民众日常生活中对富国强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稳定生活的多维度预期。大型国企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具有重大经济地位和社会价值。因此，大型国企依然或多或少地承担着部分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在特定区域社会中，在反思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大型国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介入，甚至是国有企业的组织印记， [2] 都依然深刻影响着区域社会发展及其成员的价值认同等。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国企改革经历了复杂且与时俱进的巨大变化：从最初放开国企权力的放权让利阶段，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阶段，再到国资监管阶段，再到当前的分类改革阶段， [3] 国企不仅经历了重大制度性改革，而且也在企业目标定位、价值导向形成以及企业文化塑造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国企也从改革初期成为收入低下、僵化呆板和缺乏机遇的工作单位的代名词，转型为高效率发展、高福利待遇、高发展机遇且就业稳定的新型企业组织。近几年高校过半数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首选目标为国企，可见国企已经成为具有时代发展吸引力的工作组织场域。同时，在当前最新一轮中央政府东北振兴战略中，亦突显了大型国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引领。
历年改革的成效积累使得国企在摆脱原有体制特性的同时，又不断塑造出了新的单位制特性，并鲜明地体现在其经济运作、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化与组织管理等方面。有学者曾明确指出，在变动的单位制中，体制内的分化导致新单位制的生成，突出地体现在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方面。 [4] 可以说，传统国企发展为新国企，一方面保留了传统单位文化色彩，在人员管理和工作关系等方面尚存单位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新单位制特征与市场薪酬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也在不断交互影响。
在单位制色彩浓厚的东北区域社会，大型国企的存在、变革与发展，与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关联更为密切，城企相互影响、高度融合。这种“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在社区建设、就业指向、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内社会成员，最终形成了特有的工作和生活场域，呈现了独特的新型大国企的组织发展特性。可以说，当前国企已然形成了与非国企截然不同的两种企业组织情境。因此，在宏大的转型社会中，大型国企成为中央政府实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治理的政策依托和制度保障的平台。因而，大型国企对社会形成的体制依附性和对市场空间的竞争压力，最终导致处于国企工作和生活场域的员工更多地受到国企薪酬体制、分配机制以及管理方式等特性的影响，其结果也体现在国企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社会资本使用以及主观认同等方面。在具有“一城一企”特性的区域社会中，这种情况尤甚，社会成员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认同与风险分配机制认同的主观逻辑差异， [5] 深受国企新单位特性影响。
文献基础
本书的文献基础主要立足于三方面：第一，东北振兴发展研究。这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经济学和人力资源角度对东北产业结构调整、重工业发展进行的战略规划和问题分析，涉及经济资源调配、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源开发等。但是多数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分析，而对单位体制等社会性因素变迁探讨不足，缺乏对“一城一企”区域特性的总结与分析，亦缺乏对区域单位特性与社会基础的关联。
第二，单位体制研究。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随着渐进式市场化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在不同区域单位制的体现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6] 与南方地区相比，东北区域的单位社会色彩依然浓厚，单位体制对于社会管理、社会福利以及社会认同等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在既有研究中，单位制研究更侧重于制度本身的概化性分析，对于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区分不足，难以单独突出东北区域国有企业单位特性，缺乏与具体区域发展特性的结合。国有企业在完成改革与重组后形成新的行业垄断， [7] 其经济和社会结果部分体现于社会性要素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譬如体制差异会导致社会资本的不同变化，但缺乏对应经验研究。
第三，社会资本研究。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林南等在不同的侧重方向上对社会资本研究进行了拓展，使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其中，企业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研究很好的交叉点， [8] 宏观可涉体制和制度，中观可涉组织团体，微观可涉企业家和员工，并与经济学与管理学等相关联。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国内学者多以中国转型社会为背景展开研究，然而当前社会资本研究与区域特性结合不够，更鲜有在东北区域特性中针对东北国有企业社会资本作用进行的研究，尤其缺乏相关作用体制特性、机制运行以及社会结果等方面的探讨。一般而言，不同的体制内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建构与运作的差异，国企以等级权力逻辑为主、私企以市场机会逻辑为主建构与运作自身的社会资本，从而形成体制内生性差异。而东北单位体制色彩突出，大型国企在城市中与社区多有重叠与融合，如何突出单位体制的稳定优势，发挥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效应，促进社会建设并形成优势效果，是引导东北区域社会优势发展效果的关键。
因此，课题组在前期文献梳理与研究角度思考建构的基础上，对东北单位体制变迁、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以及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变化和作用进行相应考察。课题组于2017年5月进行了主题社会调研，选择了部分具有“一城一企”特性的城市，即吉林省长春市（城市发展与一汽集团等密切关联）、吉林市（城市发展与吉化公司等密切关联）和黑龙江省大庆市（城市发展与大庆油田等密切关联），对大型国企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开展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获取了相应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需要特别说明，“一城一企”并非东北区域整体社会特性，而仅仅是一部分城市所展现的一种典型特征，我们在第一章中对此做了具体的概念界定和使用限定，以更好地用来反映一种城企融合的发展特性；同时，三个样本城市在区域社会特性方面的典型程度也并不相同，大庆特性最强，吉林其次，长春相对较弱。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组织多次讨论并访问国内与本课题有关的专家学者，陆续形成中期成果。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分析，在调研写作过程中，课题组还使用了全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数据，从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以及更大的样本数量方面，进行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实证分析。
研究内容与主题模块
本书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探索性分析：第一，理论维度，包括文献考察、历史回顾、现象总结与理论反思等；第二，经验维度，包括问卷调查、访谈资料、特性提炼与数据分析等；第三，实践维度，包括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区域社会特性与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宏观场域、中观机制和微观结果分析。
按照分析思路和写作逻辑，本书内容集中于三个部分，可参见章节安排图示：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对东北区域社会特性与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相关认知，从建构基础到作用特性以及多维度的比较认知，集中于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单位体制变迁的背景下，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性成为一种特定的体制场域，使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建构内涵、运作逻辑及作用结果等都受其情境影响。在企业社会资本视角下来认识东北单位体制变迁中受到区域特性影响的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不仅能从多维度进行比较认识，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多样化生成路径。从“新传统主义”、“利益吸引”与“新型体制依附”等方面，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内涵建构特性与制度的关联。进而，以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和“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为核心，在概念比较和理论剖析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生成路径与作用特性，即“一城一企”区域特性宏观作用场域、中观多元作用机制以及微观作用结果三个方面，从而整体论述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的体现。从作用机制角度提出多元作用机制，包括信息效用、符号效用、信任效用以及整合效用，并对具体微观作用结果展开分析，包括单位体制变迁中的风险感知、“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中的归属感以及大型国企体制区隔基础上的跨体制行动及社会资本衍生。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我们从企业社会资本获得与类型差异角度出发，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做了多重比较：首先，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纳入国内的体制比较视野，分析其与私企在社会资本建构内涵与运作特性方面的差异；其次，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纳入国外的比较视野，从发达国家工业基地工业“锈带”复兴角度来探讨其社会作用；最后，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纳入现实情境，从社会危机应对角度来认识其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二部分，一方面，通过第三、四章来突出实践层面社会调查中的经验发现与实证支持。立足对大庆、吉林和长春三个城市的调研数据，基于对一汽集团、吉化公司和大庆油田三个大型国企数据描述揭示了大型国企的社会基础特性，包括单位体制变迁中的大型国企的社会资源富矿、地域分化中的国企烙印及“一城一企”中的国企与社会的在城企、社企和政企等多维度的联系。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及其“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的形成，成为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特定体制场域。
在数据描述基础上，个案访谈资料以社会网络建构为逻辑关联，以社会资本作用为理解视角，呈现了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基本情况与变化，包括社会资本的社会性、情境关联、关系文化影响、体制特性以及城企融合的影响等。进而通过访谈资料总结了东北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认同基础，从大型国企中的稳定感、保障感与关系衍生特性、作为就业的“避险岛”以及对编制的认同等角度，剖析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关系文化基础，并对国企成员关系属性与社会资本的建构内涵和运作特性与城企融合的情境形塑与影响进行了总结提炼。数据描述与访谈资料结合起来，从“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出发，基于社会关系基础层面来认识和理解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的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建构基础和运行特性，呈现了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城企融合特性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建构内涵和运作特性的体制情境影响。
另一方面，立足东北单位体制变迁与“一城一企”区域特性，在第五、六章集中探讨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中观多元作用机制。从国企员工的体制依附角度展开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多元机制及其演进变化的研究，基于实证分析展现了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信息效用、符号效用、信任效用和整合效用，并提炼其演进特性。
通过对国企社会资本独特性的分析，展示国企体制性社会资本符号效用机制的新视角。国企体制性社会资本具有获得社会信任的符号效用，对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获得有促进作用。并且，体制性社会资本发挥的符号效用实现了国企社会资本的市场转化，提高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国企社会资本的体制获得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分析，为企业社会资本研究展示了国企维度的新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资本的认识维度与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类型学意义。同时，从单位体制依附及其社会网络变化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社会资本的建构、运行和变化内涵逻辑。解读新时代的国企员工的社会资本建构特性和作用发挥，是否依然存在对单位体制的传统依附性，其具体依附内容与以往相比有何变化。研究发现体制依附内容在新时代特征下实现了动态的演进过程，但新型依附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基础层级的传统依附内容消失，只是在高层级依附内容的影响下重要性减弱。同时，东北区域中的“一城一企”区域特征是国企员工呈现新型体制依附的重要影响因素，城企的经济、地域和心理融合因素均对新型体制依附的演进产生了促进作用。
第三部分，研究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单位体制特性与区域社会特性的综合影响下，对社会成员在风险感知变化、归属感变迁以及跨体制行动及社会资本衍生方面形成的微观作用结果，并做国企等级权力逻辑场域与东北区域单位制特性的关联性研究，突出东北区域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社会建设中对社会认同和风险抵御的独特作用。
在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国企员工和城市居民基于社会资本建构特性而形成特定的风险感知结果。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体制维度形成了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风险分布体系与结果，在社会风险分配逻辑与社会风险感知和风险抵御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体制差异。这种体制特性不仅表现为内外区分的刚性制度区隔，而且还在体制内部呈现出等级特性，体制外部表现出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两种体制场域，从而影响了社会风险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差异。以大型国企为典型例子，体制成为影响社会成员风险感知判断的独特制度性因素，并可分解为正式身份体制归属与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跨体制建构两方面，而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刚性的单位体制归属层面，日常生活中跨体制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难以突破单位体制属性的刚性边界。这种体制依附特性导致东北“一城一企”区域中大型国企成员的国企或城市归属感受到单位体制变迁与区域社会特征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大型国企成员在单位制与市场化双重逻辑中的单位依附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区域特性影响下的多维意义的社会认同。
由于体制内外并存情况在东北区域社会体现得更为典型和显著，所以跨体制行动及社会资本衍生，即跨体制社会资本成为阐释东北区域社会特性更具社会现实意义的展现，显著地呈现了“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与大型国企组织情境的限制性影响，并在微观层面交叉且反馈影响了国企员工中的跨体制行动。国企员工跨体制行动与区域特性中的市场资源、体制依附、体制疏离和社会资本等都构成了社会关联，成为跨体制社会资本衍生变化的重要社会因素。通过解读东北区域大型国企员工跨体制行动所折射出的东北区域社会特性，能够从市场、体制和社会关系建构等角度出发对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微观作用变化开展进一步的思考。
总之，这三个部分集中起来重点探讨并回应几个相关联的核心问题：第一，如何从社会基础和体制基础角度，认识和解读东北单位体制变迁与区域社会特性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宏观作用场域。第二，在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基于“一城一企”区域特性，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中观多元作用机制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三，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呈现出具有区域特性的体制适应性、结构重塑与功能调整，如何在城市社会建设中形成“1+1>2”的叠加效应，积极正向地影响国企成员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即风险感知变化、归属感变迁与跨体制行动及社会资本衍生等。第四，东北区域发展危机中单位体制变迁使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在自身独特逻辑场域中呈现出作用特性和变化特性，如何深刻反映体制变迁中东北区域单位体制特性与时代因素的积极融合，成为引导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灯塔”，而非时代改革中的“孤岛”。
书名释义
基于前述，将本书定名为“孤岛还是灯塔：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研究”，意为通过对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的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尽可能地在单位体制变迁背景中系统展现其“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的宏观作用场域、中观多元作用机制以及微观作用结果，突出其在区域社会中所呈现的积极引领价值和直面社会现实的发展意义。在宏观国家战略和区域振兴角度、中观国企组织和城市发展角度以及微观国企员工和城市劳动力个体角度，实现东北区域社会特性在三者融合视野下的发展探索，以东北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为核心社会因素，建构东北区域社会发展的优势视角。
东北区域社会单位体制变迁中的大型国企并非被市场经济所淹没的孤岛，并非在国企组织边界之外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式微，而是在社会网络建构和社会资本运作等方面与市场经济持续形成积极互动，充分吸收利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方式，结合单位体制变迁中新单位制特性塑造，在区域社会特性基础上形成了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的新发展趋势。在“一城一企”区域社会特性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成为影响社会基础培育、社会机制运行和社会价值认同等的关键要素，成为引领东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在体制区隔变动、归属感认同分化、社会行动规范建构和社会风险抵御等多维度引领东北区域社会积极正向发展，在区域社会特性中努力追求最佳的社会建设指向、符合区域社会实际情况并积极发挥优势效应的发展结果。
可见，基于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与市场经济制度深化在多层面的融合视角，东北大型国企改革与城市发展通过社会资本的构建和影响而形成积极互动效果，其融合发展将有利于形成正视区域特性、尊重区域现实、优化区域格局的“一城一企”发展大趋势，有利于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视察东北时做出的“东北振兴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政策指示，有利于中央政府东北振兴战略在区域实施中的效果提升。
这意味着，直面东北区域特性、正视“一城一企”发展趋势，择大型国企单位体制特性与市场经济发展机制的各自优点，弃二者不足，立足现实区域客观社会经济基础，才能做出最适合区域自身特性的发展模式选择，才能有效推动东北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大型国企与所在城市通过社会网络建构和社会资本运作等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融合影响，在区域社会发展中不仅有利于做强经济，而且有利于凝聚社会，优化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在宏观社会发展、中观组织经济和微观个体机会等方面同时满足时代进步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赢结果。因此，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探讨大型国企在单位体制变迁的历史条件下，与市场经济的砥砺共生，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共赢，是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视角，对东北区域社会特性凝练和发展模式优化具有灯塔式的指引作用。
[1]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 韩亦、郑恩营：《组织印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 黄群慧：《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40年回顾》，《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2018年第1期。
[4]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 何艳玲、汪广龙：《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6]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7]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伊万·塞勒尼：《中国体制的性质和福利国家的形成》，《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8] 刘世定：《经济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斯梅尔瑟、斯维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罗教讲、张永宏译，华夏出版社20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