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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国际法研究与运用的新时代

一 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对于现在的世界局势,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做了准确的概括,即“当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4]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就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15] 2016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政治学习,主题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1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最近十几年来国际格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其经济总量,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到2017年占世界经济比重已达到58.2%;按现价法计算,这个比重是近40%。 [17] 这其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是主要因素。

回顾历史,近一百多年以来,对于中国而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18] 1840年开始,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被迫面对世界; [1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主动走向世界;2001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深度融入世界,中国人民开始逐渐富起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起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变化,但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能力和作用的加强还处在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整体财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核心科技、国际话语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和平与发展。近年来,美国坚持“美国至上”,不断以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形式破坏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体制,以达到自己重塑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目的。从2018年年初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一度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实质是美国以单边主义行为违反国际法。中国以互利共赢为经贸关系的目标,主张国与国之间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和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

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来源于西方世界内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成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力量;中国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并提供着当今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国际公共产品,表明中国已具备能力对国际秩序和区域秩序作出制度性补充的能力。 [20]

二 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新要求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专门在第十三部分阐述“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它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21] 这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赋予了中国国际法学者和国际法研究新的使命。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多,去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也有人歪曲中国立场,变换方式渲染“中国威胁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州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 [22] 2014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日”到来之际,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光明日报》发文,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 [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两个构建”的对外关系新主张,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4]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在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内容。这是对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深远的坚持和发展。

在新时代,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中国方案,又是世界视野。中国国际法学要与时俱进,阐释和支持中国的新理念、新主张和新实践。正如2018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外交部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共同举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的主旨讲话所指出的,我们要深刻把握新一轮改革开放对国际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开创中国国际法工作新局面。 [25]

“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写进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国际法,这是对近年来中国对外交往方针和政策的一次重要总结、重申和发展。法治的内涵扩大了,涉外法治成为重要的法治建设的内容,涉外法务工作成为新的制度性设计和要求,国际法获得新的、更大的重视和强调。决定中提到的两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两个面向或者两个任务。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表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6]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7] 中国国际法学者可以结合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法内容和主张。 B3/7hJ/HsO60/oa7MAvwhjxsE09RMC3RGTLS0FS/UDk4aIQrJITyCcAfLKIXQO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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