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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以周王室为宗主，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实行“礼治”。这个时期社会的特点，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东周时期，周王室已经没有了号令天下的实力。迨至春秋末期，周天子早已失去了昔日驾驭诸侯的权势，王室衰微，王权旁落，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各诸侯国内部也是上下相攻，“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所谓“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从某种角度而言，即从“王政”演进为“霸政”。即“因王室衰微，政治、军事上，有力之诸侯代之而起，但仍以尊周王室为号召，成立联盟，即所谓霸政”。
从法制角度而言，周朝统治者已经失去了法律的控制权。顾栋高在《春秋刑赏表叙》中称：“余观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所以失其柄而旁落于诸侯；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窃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赏之失政。”
所谓东周，为周幽王将王室从镐京东迁至洛邑，故得名。从其法制而言，西、东周并无不同。唯东周之时，诸侯并起，周王室虚悬，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其所构建的礼治主导下的法制并不能通行于天下，甚至周王室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此时，诸侯开始了互相兼并的局面，社会的基本状况开始急剧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与以往大不相同，人们的世界观与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出现重大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家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纷纷抛弃了西周的治国理念，而根据现实的需要创造出一套统治方略，或以国力实现霸主之尊，或保家守土意图不被兼并。社会的基本秩序从所谓以德治为主的“王道”走向以法治理的“霸道”。
至战国时期，诸侯国更是不承认“尊王”之霸主，而自行称王。周烈王三十五年，魏国与齐国会于徐州，相互承认为王。周烈王四十四年，秦亦称王。当然，也有诸侯国曾有游移，如赵武灵王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但在时代潮流之下，也选择了对周王室之背离。此后，赵、韩、燕、中山、楚等相继称王。秦、齐更自称西帝与东帝，周王室所谓“徒具衣冠”。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诸侯国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法治”这个最为有效的强国之策。因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建立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开始建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都在这一时期形成。
由此，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制度转型时期，一方面，有推崇周礼，意图维持周王室“宗主”体制者；也有视周礼为过时的制度模式，而思以另外的方式为治国手段者。前者坚持礼治，而后者倡言法治，形成了礼治与法治的分野。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许多思想体系纷纷建立，中国进入所谓百家争鸣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大兴，形成了诸多流派，司马迁把主要的流派归结为六家，即儒家、法家、道德家、阴阳家、墨家和农家。此六家各有其优点与欠缺，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迁对其进行了精妙的点评，其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切观阴阳之术，大祥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实际上，关于诸子百家的分类，除司马迁以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法，如《庄子·天下篇》中对诸家学派加以评说，在《荀子》的《非十二子》一篇中，仅被非议者已有十二家之多。如荀子评价慎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此外，历史上又有七略、六艺之分，涉及的学派上百家。
近人也有以地域作为划分诸子之标准者，如蒙文通认为：“论周秦诸子，推论北方之学为史学、为法家，南方之学为文学、为道家，东方之学为六艺、为儒家。儒家之学以中庸为贵，居于北人注重现实，南人注重神秘之间。盖齐鲁为中国文化最古之发祥地，又为南北走集之中枢，固能甄陶于两大民族之间，而文质彬彬矣。”
此亦可聊备一说。
司马迁对各家的评价，精辟而切中要害，而以道家为尚。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认为最为关注国家政治发展的是儒家和法家，而最为推崇的是道家。而在诸子百家中，真正对中国社会体制有根本性影响的也的确是儒家和法家。当然其余诸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道家对汉初社会经济政策的确立起到了极大作用，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更被儒家所改造，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是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创立。“儒”者，在西周时期是指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懂得周礼，并以教育及“相礼”为业的人士。
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儒家坚持礼治理想，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是由社会等级的确立而获取的。而法家虽然也认可君臣上下之分，但他们坚持这种区分应该是在法律的统治下获得的。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和韩非，等等。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形成，既有社会现实的要求，也有地域文化的影响。武树臣先生认为，“大体而言，儒家是鲁国文化即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法家则是晋秦文化即西北游牧文化的代表”。
最终，这一时期，法家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礼治与法治，在春秋时期开始成为两种对立的思想主张，这种对立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就是被这种对立所决定的。儒家与法家的对立，使得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此消彼长的形态，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脉络。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成为法律思想发展的主导者，亦为法律转型的实行者。其以实际的活动实现了法家基本的治国理想，并使之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甚至通过焚书坑儒这种极端的手段钳制思想，使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主张成为国家唯一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法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与法家人物在各国掌握权力有重要关系。法家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数为实干家，而非坐而论道者，他们非常执着地要直接掌握国家的权力，这点与其他诸子流派有所不同。如道家人物就不用说了，给官也不当，庄子曾把做官这件事说得很惨，他认为当官就像是太庙中准备祭祀的猪，吃得好，干干净净，自己觉得挺美。但它最终要被杀死供在祭台上；到那时，你想在臭沟中打滚都没机会。儒家人物其实是很愿意从政为官的，但他们为自己留了后路，做不成官，就做做学问、游历山川。而法家人物就不同了，他们没有后路，必须掌握权力，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施。而实际上，许多法家人物都身居高位，从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这种态度导致了法家把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成国家的政治主张。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更适合法家施展其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