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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节点：李悝作《法经》 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为动荡之时期，同时为思想发展最为伟大之时期。诸子纷出，百家争鸣，纵观人类思想之发展史，也很少有如此辉煌之时代。特别是儒家、法家、道家都为人类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成果。
孔子之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从世界历史范围而言，其对于人类的影响也堪称重大。黄宗羲称：“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世治，则巷吏门儿莫不知仁义之为美，无一物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
余录此言，不觉掩卷太息。苍茫大地，赤县神州，孔子之学尚得传乎？学士大夫之清格尚得存乎？
《法经》的制定标志着以法治替代礼治成为一种社会主导性的统治方式。
以法治代替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趋势。而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节点为《法经》的制定，其标志着法治主义在这一历史时期成为社会的主流，法治取代了礼治。
史籍记载“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也就是说，魏国宰相李悝所造的《法经》，是在总结了各国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关于李悝，除了有关其制定《法经》的记述，关于其人之情况，只有很少一些阐述其思想主张的文字留存。李悝（亦称李克），相传为子夏之弟子，相魏文侯，其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其举措为“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据胡三省之注解，李氏出自颛顼曾孙皋陶，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商纣时，裔孙利贞逃难，食木子得全，改为李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如何？’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查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传，臣进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大意为：魏文侯问李悝，在魏成与翟璜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人为相，如何取舍？李悝推辞不言，而文侯一再追问。李悝只好提出了一个行为准则，居家是否亲睦；富贵是否可以给予；闻达能否举贤；穷困是否能够不亏名节；贫寒是否可以不取不义之财。文侯听闻，称他心中已经确定人选了。李悝出了宫殿，恰好遇到了翟璜。翟璜问，今天君上召先生进宫，肯定是问由谁出任相职一事，那么先生认为谁会得到任命呢？李悝答：应该是魏成。翟璜面露不悦之色，说：“我曾经为大王举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先生您及屈侯鮒。我哪里不如魏成呢？”李悝说：“魏成以他的俸禄之九成用于周济他人，自己只留用一成。而为君上举荐了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此三人均为君上之老师。而您举荐的五个人，不过是君上的臣子。那么您怎么能够与魏成相比呢？”翟璜对此心悦诚服，自承卑陋，愿以师事悝。此处所言为君师者三人，均为著名儒家人物。从李悝之言谈中，对其评价极高。但李悝也绝非儒家思想之信奉者。吴起为一刻毒之人，其曾求师于曾子，因母死而不奔丧，被曾子逐出门墙。齐国伐鲁，鲁国欲拜吴起为将以拒齐师，然因其妻为齐人，有些疑惑，吴起为获将位，不惜杀妻以自明。当吴起欲投靠魏文侯时，魏文侯问李悝吴起是否可用，李悝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吴起为将。由此观之，李悝还是信奉法家的现实主义者。《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中，记有《李子》三十二篇，可惜这些文字没能传世。
关于《法经》的内容，史籍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如此看来，《法经》已经开始使用中国古代修律的基本分类方法和基本的立法技术，对后代法律影响深远。梁启超甚至认为：“秦律即李悝之原文也。”
也就是说，商鞅到秦国所实施的法律，不过是照搬了《法经》，而秦国的法律也为秦汉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开端。后世典籍中论述法典之始作，多溯及《法经》。如《晋书》中称：“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庚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清史稿》称：“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由此可见，其视中国传统法律以《法经》为始，《唐律》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