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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之法制是在礼治主导之下的，故欲知其法制，必先知其礼制。
如上所言，西周之礼治是由周公所创的。周公自古就有圣贤之名。孔子称时常能够梦见周公。而在春秋战国之时，礼崩乐坏，甚至周公之为人与事迹也似乎逐渐模糊。相传陈贾“见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故圣人也。’”
但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了社会的主导思想，故周公的形象再度辉煌。
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起源似乎早在周朝以前。有些内容是前代已存的，有些是西周时创立的。如，清代学者俞樾称：“为人后之礼，当始于周，周之前实未之有也。何以明之，以殷事明之。”
孔子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朱熹称：“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
但将礼发展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者，当属周公。孔子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朱熹注：“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
《周书·明堂解》：“……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即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弥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顺。万国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
《春秋·鲁世家》也称：“六年制礼作乐。”也就是说，周公根据以往社会状况与环境，制定了以礼为核心的社会规范，而推出这套社会规范之时，通过盛大的典礼形式，将其颁行于天下，使方国诸侯都对此加以认可。流传于今日的周礼之内容，包括《周礼》《礼记》《仪礼》。
现存的《周礼》一书，虽然可能在后世掺入了一些后人附会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在内容和精神上应该都是与周公制礼作乐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周公制礼之事可信，而《周礼》一书内容存疑。实际上，这种对《周礼》一书的评价，自古就有不同的态度。如“河间献王得《周官》，而武帝谓‘末世渎乱不经之书’。唯唐太宗夜读之，以为‘真圣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所谓《礼记》，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经”的诠释讲解。颜师古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今本《礼记》，郑玄以来都认为是西汉时戴圣所编，计四十九篇，是一部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
《礼记》中包括以下重要篇章：
《王制》，记述君王应有的行政制度，其中部分有历史依据，部分则是理想之言。《礼运》，主要叙述礼义、礼制的源流与运行。《明堂位》，记鲁国国君因周公之德而可袭用古代天子衣服、器物之事。《儒行》，记儒者德行的特征。《大学》，记博学而可以为政治国之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成为理学家最重要的纲领性著作。
《仪礼》是周礼的具体形式与内容。据清代学者段玉裁考证，《礼》十七篇的标题，在汉代均无“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是郑玄，郑玄《仪礼》的特点是：文字精审，要而不繁，发明义例，去取谨慎。
关于《仪礼》是否为周公所作之原本，历史上广有争论。认为周公所作者称：“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即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成。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乃追迹三代之礼而作。《仪礼》的文字风格与《论语》颇有相同处，内容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相一致。
《周礼》之成书于何人、何时，从汉代一直争论至现代。现在倾向于《周礼》为汉儒之作。但在很长时间内，众多学者认其为真。如清代著名学者顾栋高，曾著有《春秋大事表》。乾隆曾赐御制诗两首。其中称“一语还淳足起予”，并明谕为其修传：“儒林亦史传所必，果其经明学粹，虽韦布之士不遗，又岂可拘于品位。使近日如顾栋高辈，终使淹没无闻耶？”而即使学问深湛如此，他“年轻时坚信周礼、仪礼为周公所作。‘见有人斥周礼为伪者，心辄恶之。’及至中年，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到了晚年，便改变了早期的看法，察觉了周礼出自汉儒，仪礼也不是周公的原本”
。
关于《周礼》之成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也表达出不同的社会思想倾向和个体价值观的体现，以下简单加以介绍。
周公手作说认为《周礼》是周公亲自撰作。刘歆首创此说。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因袭其说，在《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之下注曰：“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其后，如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宋代的王安石、张载、李覯、曾巩、司马光、朱熹，清代的魏源、汪中、惠士奇、江永、孙诒让等也都力主此说。唐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说：“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朱熹明确指出：“《周礼》是周公遗典也。”称其“盛水不漏”，认为非周公不能作。孙诒让《周公正义·序》曰：“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又在《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为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曲，经曲毕晐。”
周公手作说自始就受到诸多质疑，而非周公亲作说，又有诸多不同。如：1.作于西周，作者不详说。近人蒙文通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周以下之治”。2.作于周室东迁之后，平王至惠王之间说。3.作于春秋说。刘起釪先生称：“《周礼》一书所有官职资料，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所以《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4.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及其弟子为写定者说。5.成书于战国说。林孝存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6.成书于秦朝说。南宋魏了翁在《鹤山文钞·师友雅言》中认为，《周礼》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清代毛奇龄在《经问》卷二中云：“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7.成书于汉初，专人写成说。8.成书于西汉末年，由刘歆伪造说。胡宏在《皇王大纪论·极论周礼》中认为，刘歆伪造《周礼》，是为“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
不论现存之《周礼》是否是周公亲自撰定，在周礼的指导下，西周创制了完整的制度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套制度又对中国的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夏曾佑称：“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
此言虽有偏颇之处，但大意可取。吕思勉论中国古代法律，径以西周时期为开端。他的这种论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有道理的，因为对后世法律有着深刻影响的制度建设是从西周开始的。其言：“中国法律之进化，盖可分为数端。礼与法之渐分，一也；古代各种法律，混而为一，至后世则渐分析，二也；古代用刑，轻重任意，后世则法律公布，三也；刑罚自残酷而趋宽仁，四也；审判自粗疏而趋精详，五也；而法律必与道德合一，刑之所期为无刑，故郅治之隆，必曰刑措象刑之制，意主明耻，而不必加戕贼于人之体肤，虽未易行，要不失为极高之理想也。”
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法律的源头，礼与法并未区分得非常清晰。实际上，西周的礼与法是不同的两套社会调整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但礼治是具有主导地位的，而法律并没有像后世那样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像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最重要的社会规范地位。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现在礼制，而非法律。礼是最能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规范方式。礼与法俱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的文明阶段而产生的。“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犹淳，无礼教而能辑正，弗施刑罚而自治。”
荀子言：“礼由人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礼规范社会中之所有人，朱熹称：“制为礼法，以及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乎大王、王季，上礼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
法律的基础有两个层次，一为理想，二为现实。中国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筑于社会理想上，《洪范》中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统治方式，即统治者爱民如子。这与西方法律的理念有相当的区别。西方的法律制度的基础是社会现实。或者由思想家很明智地区分了理想与现实的法律，把理想的成分归入“自然法”的范畴中，这种自然法一般与现实法律是没有关系的，也不是一般的法律渊源。仅在特殊情况下，这种自然法才能充当现实的法律渊源，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一些纳粹战犯宣称他们的行为是遵行德国的法律，而法庭宣称，自然法应该被认为是高于国内立法的法律渊源，邪恶的法律不能对抗自然法。而在英国的普通法中，自然法似乎也有机会进入实际的法律实践之中。
在殷商的甲骨文中还未发现有“法”字。但金文中有“法”字，写作“灋”，这是“法”的古体，但应该说明，此灋字在西周之时与法律并不是完全同一语义。但由此可见，周朝的法律制度已经从社会存在的层面上升到社会意识的层面。
关于“灋”的解释，以《说文解字》最为著名：“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是从灋的字形上加以解读的，水字偏旁意味着如水一样公平，而廌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神兽，其性正直，用于裁判案件时，对理屈不直的一方就用角顶触。这种解读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法是保障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其二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有神明裁判的因素。从文献记载来看，大量引用“法”字是后来的事。但从文字发展的漫长性而言，似可断言，殷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对金文中“法”字的形成肯定不是毫无影响的。
严耕望认为：“在封建与宗法两种制度相结合的统治下，周民族虽然分散在广大的区域，但能够团结成一贵族社会，这些贵族君临居民之上，用城邑控制散住在乡野的一般人民。”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仅仅用城邑是不能控制一般人民的，其还需要有某种内在的手段和统治方法，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是礼治与德治。
西周的法律制度与礼治和德治密不可分，它们不但是周朝法制的基本特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在儒家化的法律中占据主导地位。依瞿同祖先生的论断，其主要特征是家族制度和等级制度。
这种法律传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朝。周本身只是中国西部的诸侯小邦，其在推翻商纣暴政的战争中取得了领导天下诸侯的盟主地位，并最终取而代之，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姬周由一个方圆百里的小邦，灭商之后主宰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对广大的商殷遗民和诸多诸侯国怎样进行统治，这是周人面临的一个万分棘手的问题，周武王为此“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寝食不安。
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下，建立统一国家的条件并不成熟，从而只能采取分封的统治方式，加之周在天下众多诸侯国中，只属于小诸侯，要领导众多大诸侯，不敢如殷商自称授命于天，而不得不推出以德配天的说法，即不得不采取德治的方式。另外，周朝的建立是在推翻暴虐的商朝基础上的，所以，其必然要与商朝的严酷法制划清界限。应该提到的是，这种物极必反式的法制兴废，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如汉代对秦朝法制在形式上的彻底抛弃，新中国对六法全书的全盘否定，等等。可以说，西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法律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这种政治形态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