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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具有丰富需要的存在物，审美需要不可或缺。马克思主义美学以人的需要及其发展为出发点，形成了系统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功能论，对文艺与审美现象具有深刻的阐释分析力，促进了审美与人自身完善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融合。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论把人的需要作为社会延续与发展的日常生活要因素之一，以人的丰富性需要及其满足为核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需要理论，为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也为美学确立了哲学人类学基础。它主要包括对人的需要的重要性、需要分类、需要异化及其满足等基本内容。
一般认为，需要就是生物体满足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主客观的关系体，不仅涉及需要的对象，而且涉及需要本身。在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的需要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存在主义心理学流派，对需要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他认为人是一种有欲望的存在物，把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要（Safety needs）、社交需求（Social needs）、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种主要类型。 [1] 马斯洛的需要及其等级理论揭示人类需要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代表美学家赫勒（Agnes Heller）认为“需要可以被视为对‘缺乏的事物’的自觉感受”。 [2] 植物要存活与茂盛，需要丰厚的土壤，也需要日常的浇灌与精心养护；动物要在大自然生存，需要基本的食物、巢穴、繁衍后代。人类要在地球上存活与发展，就有更多更丰富的需要。可以说，需要是人与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离开了需要，则不成其为人。
马克思主义把需要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研究。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名目索引，“需要”成为关键词，频繁出现在著述中。据初步统计，第1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1843—1848年间的著作，“需要”一词出现140多处，涉及“人对活动和劳动的需要”“需要和生产”“需要和劳动”“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物质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感性需要”“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人的基本需要（吃、穿、住、行）”“社会需要”“个体的、个人的需要”“需要的满足”“交往的需要”“私有财产与需要”“需要的改变、发展、增长，新的需要的产生”“需要和人口，人口的增长和需要”“共产主义条件下的需要”等概念或者命题。第2卷出现40余处，涉及“需要和国家”“需要和意识”“感觉到的需要”“观念、思想是需要的反映”“直接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需要和革命”等新命题。第3卷出现50余处，涉及“需要对生产的调节”“工人阶级的需要”“共产主义条件下能够达到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等新命题。第4卷出现40余处，涉及“需要和生产力”“精神上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商业往来的需要”等新命题。第5卷出现60余处，涉及“需要的社会制约性”“新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需要的范围”“自然需要”“个人需要”“雇佣个人的需要”“生产需要”等新概念。第6卷出现10余次，出现了“资产阶级的需要”。第8卷出现130余处，涉及“需要的社会性质”“需要的历史性质”“需要及其满足”“工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等命题。第9卷出现30余处，涉及“数学的产生是实践的需要”“需要和科学的发展”“需要和使用价值”等新问题。第10卷出现10余处，涉及“需要是生产的调节者”“经济上的需要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等新命题。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始于马克思本人对需要的探索。马克思从青年时期的思想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没有离开“需要”这个关键词。譬如，他1843年写成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试图扭转人的完全丧失，以实践的革命来实现人的现实的解放与人的完全恢复。这包含着“物质需要”“普遍解放的需要”“理论的需要”“实践需要”“需要幻觉”“需要的革命”等概念与思想。需要的革命是一个关键点，“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
具体来说，马克思提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重视需要，提出需要的新概念，而且分析需要与其现实满足的复杂机制或者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具有人类性、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等特征，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赫勒对马克思关于需要的分类研究值得借鉴。在她看来，马克思有时从经济角度，有时从历史—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有时从价值范畴“人类财富”角度区分人类的需要。 [3] 综合赫勒的分析，马克思关注需要类型主要有五种：
一是自然需要或者必要的需要。这是人要在自然界生存必须拥有的需要，具有个人需要的特点，譬如衣食住行的需要，繁衍后代的需要，这是一种纯粹维持人类生命的身体的、生物性的需要。马克思认为：“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
这种需要与动物性相关，但是不等同于动物需要，而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二是经济需要。这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继承来的，主要关乎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较，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发现都立足于需要的概念基础上。马克思对工人出卖劳动力、剩余价值、使用价值的分析包含着对需要的经济学的思考，但是不是纯粹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的分析开始，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三是社会需要。这是超越个体的社会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欲望的生产的需要。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具有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赋予了社会需要以四种意义，最重要的是社会生产的意义，认为社会需要是个体的人类存在的需要；也具有共同归属的社会化需要，意味着社会充分发展的人性的需要；也包含社会或者阶级的普遍的物质商品需要；还包括需要的社会满足，即只能通过社会制度的创造来满足的需要。
四是激进需要。这是工人们发展的需要，以集体的应该是超越前历史和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超越资本主义总体性结构与“存在的悖论”的革命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结构中，有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按照赫勒的理解，“根据马克思，激进需要是资本主义需要结构的内在组成的维度；我们已经说过，没有这些激进需要，资本主义不够发挥作用，因此每天资本主义就不断更新激进需要”。 [4]
五是价值需要。这是富有需要，但这不是把富有等同于物质的富有，而是人的价值存在的富有：“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
可以说，价值需要就是人的存在丰富性与富有性的需要，是人追求自由的需要。赫勒解释说：“人类富有的前提是人类所有能力和感觉的自由发展，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全面活动的唯一基础。作为价值范畴的需要正是对这种富有的需要。”
[5]
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最初就包含了对人的需要的深刻而原创性的研究，揭示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价值意义，包含了自然、经济、社会、激进革命和价值的内涵。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明确提出把审美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要的类型，他指出，“我们可以把对美、对称，还可能对单纯、完美、秩序的冲动称之为审美需要，表现、展示、促进完美的需要可以涉及这些审美需要”。 [6] 虽然马斯洛提出了与马克思的人的潜力充分发展相类似的需要理论，并受到阿德勒、弗洛姆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但是对需要与审美需要理论的探索没有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理论的深刻性与批判性。马克思关于需要的探索包含了美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之后，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赫勒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复杂而丰富的审美需要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新维度。卢卡奇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统的起点就是把审美领域的存在基础定位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所谓审美需要，就是人的感性完满与精神愉悦的要求，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融合的历史性的渴望，是人的身体与心灵之间和谐建构的现实愿望。马尔库塞明确提出审美需要的概念，他把审美需要视为新感性的重要内容，具有革命的意义。他认为：“审美需要具有自己的社会内容：审美需要为人类有机体、心灵与身体获得满足的要求，这能够挑战拒绝这些要求的制度。审美需要激进的社会内容变得极为卓著，因为它们最基本满足的要求在很大范围内被转变为群体行为。” [7]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涉及的审美需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感性丰富的需要。美学是感性完满的科学，审美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感性完满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立足于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极为关注感性需要。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对象。”
这表明，人作为感性的存在与客观对象之间存在着感性的需要，对象成为人类的需要的对象，首先需要立足于感性的生命的层面，确证人的感性的需要，因为人只能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也只能通过人的感性来确证人的生命。在这种意义上，审美的感性需要是人的本体论的维度。马克思明确地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
人的感性需要并不是纯粹的自然性需要，而是确证人的生命与本质力量的感性需要，是人与对象、他者交互交往的感性需要，一个人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他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因此，感性需要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的重要维度。
二是精神自由的艺术对象化需要。这是具有质性而非量性的需要，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的需要。审美需要具有超越性的含义，具有规范性和价值意义，是人对精神需要的一种表达。马克思从美学角度谈到美的规律的构造：“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段话可以按照审美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也就是说，动物的构造是按照动物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的，而人的生产是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的，审美的构造是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的。马尔库塞对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的判断在此是适用的：“艺术作品诉诸感官，是满足感性的需要——但是以高度升华的方式。”
[8]
审美需要成为人的内在性维度，是超越动物直接需要的精神需要。艺术生产是满足人类的艺术需要。人类对艺术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是人对象性存在的延伸，也是脱离物质需要、必然性需要的自由需要。自由时间与自由活动的需要内在于其中。艺术活动的需要就是不可或缺的。赫勒解释说：“正如马克思在最创造性时期的作品中所清楚地阐明的，艺术活动在自由活动中具有引领作用。甚至在阶级社会，艺术活动已经关注自为的对象化并创造这些对象化，艺术活动是马克思关注的最单纯最清晰的范例：就是自为对象化的对象化需要，这种需要与人类物种相适应，是联合生产者社会的真正的人类需要。”
[9]
所以，对马克思来说，艺术对象化需要是理想社会的人的真正需要，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的标准形态。
三是人民的审美需要。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理论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的审美需要，既涉及资产阶级的审美需要，也关注无产阶级审美需要；不仅关注富人的审美需要，也关心穷人的审美需要。其中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是核心。马克思本人关注的工人大众真正作为人的审美需要，也就是人类感性和精神自由的文化艺术的需要。对工人的审美需要的确认也是确立社会主义的人的需要特征：“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马克思的审美需要是要解决现代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大众需要，即人民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重人民美学、人民文艺、人民文学，形成了人民的审美需要的系统观点，也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观，“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人民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是有丰富需要的，有审美需要的。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在新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起人民与需要的内在联系，“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以看到，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重视。这包括两个重要维度：一是人民需要文艺，需要精神文化，时刻需要审美。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且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人民的审美需要不断提高，要求更丰富多样、更具有品质的文艺作品。二是文艺需要人民，只有满足人民的需要，文艺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文艺不仅要扎根于人民生活，不仅要抒写人民的苦与乐，而且要真正考虑人民的时代需要。这种人民审美需要与文艺创作的内在关系，也是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审美需要的异化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展示了审美需要异化的普遍现象及其社会历史的根源。审美异化表现为感性的扭曲、欲望的贪婪、文化的幻想、审美需要的缺失等。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及其私有财产的分析出发，立足于普遍的需要的异化对审美需要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敏锐而深刻的揭示，为审美异化理论奠定了基础。异化劳动关乎着需要的异化，感性的外部世界不属于工人的劳动对象，也不提供给工人生活资料，这种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异化劳动失去感性的快乐，失去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之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私有财产建立于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实质上是一种异化的需要，内含一种异化的审美需要，因为私有财产体现出物质的、直接的感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体现了占有、拥有，是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人的全面本质的占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如果说私有财产受异化劳动与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那么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也是受私有财产的支配，是需要的异化表现，成为审美需要的异化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或者中介，从而形成审美需要的异化，因为货币以颠倒性的普遍力量，作为真正的创造力，扭曲审美感性，颠倒美丑关系，置换现实与观念的力量对比：“我是丑的，但是我能够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
绝对自律的艺术观念则是陶醉于孤芳自赏的审美需要的合法性论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这是现代人的异化的审美需要。这就事实上出现两个极端需要，一是欲望的贪婪，审美感性的欲望化、本能化、动物化，私有财产激发病态的欲望，只要拥有金钱就能够赴舞会、能去剧院、获得艺术、享受奢侈。需要的精致化不过是需要的贫乏与情感的贫瘠。这与工人的动物性需要一样，是异化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自我麻醉，这种对需要的虚假满足，这种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这是感觉需要的粗野化，沦为最粗糙的形式。二是审美需要的幻想化、神秘化、抽象化。马克思批判了宗教的虚幻鸦片、浪漫主义的幻想与创造性的需要神话。这些需要是从属于他者的需要，是从属于神秘的创造的需要，“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
这种幻觉性的需要无疑不是确证人的感性存在的，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需要。所以马克思诗意地表达了对真正的审美需要的肯定，对虚幻的审美需要的抛弃，“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
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激发的需要是虚假的异化的需要，“一种替代性满足” [10] ，成为一种神话式的需要，成为当代审美需要异化的典型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从审美需要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揭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敏锐地指出当代的文化借助于技术合理性而批量地生产，文化工业成为普遍的生产的重要分支。文化工业以再生产的形式形成标准化的产品，满足大众的相同的需要，审美需要成为同质化的，普遍认为“标准化的形式最初来自于消费者的需要” [11] ，而实质上这是技术与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是对文化需要的控制利用。好莱坞电影、肥皂剧、爵士乐、广播节目等都成为文化工业，激发并塑造人们的虚幻的幸福，无疑是审美需要的异化。马尔库塞诊断出审美需要的问题，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文化导致审美需要的异化，还进一步从技术支配的当代发达工业文明中看到审美需要的虚假化、极权化与异化。在当代社会，需要似乎更为富有，生活似乎更为美好，但是社会控制浸入了各种需要之中，审美需要是不幸中的幸福，是虚假的幸福愿望，是非合理性的表面上的合理性，是质性的摧毁，量化的同质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捣毁了人类需要的自由发展。他看到，“大多数普遍存在的需要：放松、逗乐、按照广告的举止与消费、爱其他人所爱、恨其他人所恨，都属于虚假需要的范畴”。 [12] 广告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虚假需要成为当代社会的典型形式，这是审美需要的异化，人们成为“文化—机器上的螺丝钉”。 [13] 在《欲望号街车》《洛丽塔》、好莱坞故事、商业游戏等大众审美文化中，人的爱欲沦为狭隘的、身体的、野蛮的性欲，而且是被社会主导的性欲，不再有审美升华的需要。对马尔库塞来说，“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放松’需要本身是压抑的”。 [14] 按照弗洛姆的看法，这种异化的需要就是“自我的病态”，是玩偶的需要，虚假的情爱恋物癖的需要。 [15]
因此，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体现了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丰富性与自由的重要维度。但是审美需要的异化是需要的神化、需要的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受到宗教、政治、经济等外在力量的操控，扭曲了人的感性存在与现实的力量，是人的存在的单一或者枯萎的镜像，也是社会问题的征兆。
审美需要的满足与审美需要异化的超越是审美需要的真正实现，是审美要求的现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审美需要的满足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包括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及其审美满足的社会政治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不能得到普遍的满足，审美的需要更是很难满足。立足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批判性接受，赫勒与费赫尔指出，现代社会是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社会。“‘不满足的社会’观念，是从需要的角度，或者更具体地说，从需要—创造、需要—感受、需要—分配和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竭力掌握我们的世界时代特性。” [16] 他们认为，不能满足的条件在于一个社会缺少需要感受的持续存在。社会上属于个人或群体的需要满足的手段（满足因素），不能为特有的个人或群体所获得，或者说满足因素原则上可以为特定个人范围之内达到，也创造了他的需要，然而他不能有效地掌握获得，或者说满足因素不能填补他的缺失，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型，是审美需要满足的根本条件。具体来说，审美需要的满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审美需要的满足条件是建立主体与客体的关联性。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理论是从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两个维度来讨论审美需要的满足的，也就是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所及的对象，二是需要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对象本身要成为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审美对象是人的现实性存在，对象的性质以及本质力量的性质形成客观的规定性，形成独特的存在方式。这是对审美对象的要求。只有对象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审美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同时需要审美主体性，需要人的感觉，需要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眼睛成为人的眼睛”。因而，主体能力是审美需要满足不可缺少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
而人的主体性与感受能力具有历史性的积淀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在历史实践中发展形成，这是审美需要的历史性条件。相反，如果仅仅是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那么就如忍受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成为粗糙的形式，甚至抽象的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等等。这些说明审美需要的满足需要具有适应审美对象的感受性。因此，审美需要的满足需要培养审美感受力，培养人的感性，解放人的感性。审美教育则是重要途径，旨在通过不断提高创作能力与鉴赏水平，形成更加完善的人格力量，从而使人有可能更大程度地促进审美需要的实现。
第二，审美需要离不开高质量的审美生产。马克思在论及消费与生产的时候，触及人类对艺术需要与艺术消费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艺术消费需要是与艺术作品的创造与生产密切联系的。生产产生消费需要，生产为需要创造材料对象，决定消费与需要的方式，激发消费需要，创造产品需要的主体。马克思把产品的生产消费关系与艺术生产与需要的分析结合起来：“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而，审美需要的满足需要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既要注重审美对象的品质与特性，需要审美生产与创造，也关乎需要主体的审美感性与基础。正因如此，审美需要的满足要依赖优秀的文艺作品。马尔库塞指出，审美愉悦的满足需要感性形式的艺术作品，“这种满足处于对象的纯粹形式之中”。
[17]
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能离开审美需要，就要生产时代精品力作，需要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传世之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第三，审美需要的满足不能脱离其他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把审美需要视为重要的质性需要，视为新型的需要系统的结构性元素之一，但是并不追求审美乌托邦，不是席勒的审美主义，因而把审美需要的满足与其他需要联系在一起，尤为不能脱离物质需要、直接需要。赫勒对物质需要与艺术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在她看来，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新的需要系统被建立起来，激进需要得到满足，需要系统从物质需要与非物质需要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在此，物质需要满足是生产并不断再生产产品，但是非物质生产需要的满足对象不是通过自然的有机交换产品生产进行的。尽管如此，审美需要的满足仍然需要物质生产：“为了满足艺术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生产是必要的：必须建房屋，必须出版图书。但是艺术需要本身不是房屋或者图书来满足的，而是被艺术作品来满足，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对象化不属于生产领域。” [18] 因此，审美需要的满足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也离不开物质生产。马尔库塞指出，物质生产的满足是自由精神满足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自由精神满足本身，在非技术支配的理想社会，思维与想象的自由游戏的精神需要具有主导的意义，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实现，物质需要满足成为自由的物质化，改变了技术对审美需要的满足的支配地位。 [19]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审美需要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生产条件，如果不能掌握互联网技术，如果没有电脑、手机的物质生产，要满足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欣赏需要，是不可能想象的。
第四，审美需要与满足的历史性的品质提升。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论是历史地审视审美需要的维度及其丰富性，审美对象是历史性地向需要主体敞开，审美主体性也是历史性地构建形成，“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因此，审美需要的每一次满足都具有历史性限度。满足是历史过程中的推进。这意味着，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展开的丰富性，随着审美对象的不断生产与创造，随着审美主体的丰富性彰显，更多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审美需要的满足可以不断进行品质提升。习近平指出：“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这里提出的审美要求与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就是属于审美需要的新特点与新要求，要满足这些需要，就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文艺生产方式进行，而是要不断进行审美观念革新、生产方式创新、媒介技术创新，否则就难以得到审美需要的充分彻底的满足。按照赫勒所说：“新需要的对象化越多，这些新需要的认可和满足的机会就越好。”
[20]
在这里，对象化就是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客观产品，就是审美需要的对象本身。只有不断提升审美需要的品质，马斯洛所谓的“高峰体验”瞬间才能在最充实的意义上实现，需要得到最终极的意义上的满足，人的本质力量获得现实的展现，人也就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把人的审美需要作为重要的美学命题，以此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悖论，看到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对人的需要的扭曲与异化，对人的需要进行专制性统治，因为这使人不成为人，丧失人的本质力量的生命感性。要超越这种社会形态，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充分确证人的丰富性的审美需要，并不断地高质量地满足审美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需要的维度及其满足的程度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镜像。
虽然审美需要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得到一些理论的探讨，但是它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空白。文学需要无疑是不能回避的理论命题，在此笔者试图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需要论”这个命题。一般认为，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重要领域。审美需要论可以切入这三个领域，形成文学研究的新观点、新形态、新价值、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基于意义的文学阐释学的转型。
第一，从审美需要论思考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本身可以得到新的理解。目前关于文学的理解主要为文学反映论、形式结构论、精神分析论、阅读接受论。反映论重在典型的真理性，形式结构论关注客观的本体，精神分析论强调无意识，接受美学则探究审美经验的交互性意义。这些文学论断从不同维度阐释文学，深化了对文学的观照，但是忽视或者说淡化了人的审美需要的维度。从审美需要的角度审视文学，就是把文学纳入到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联的文学活动或者文学事件之中，把文学视为一种人的需要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是人的历史的现实的审美需要的对象化。基于此，文学的创作与生产则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活动，文学文本是审美需要的客观对象，阅读与欣赏也是满足审美需要的具体过程。甚至可以说，文学活动领域是创作和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领域。卢卡奇的《审美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作，其核心命题之一就是把文艺审美的本体论定位于人的需要。审美反映的历史生成与演变、文艺样式的规范性构建以及文艺作品的审美接受，都与人在日常生活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艺术和科学作为纯粹的形式来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来源于处于第一性的日常生活这条长河：“这条长河不断地用人类精神的最高成果丰富着，并使这些成果适应人的日常实际需要，再由这种需要出发作为问题和要求，形成了更高的对象性形式的新分歧。在此，必须深入研究在科学和艺术作品内在完整性与其赖以产生的各种社会需要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涉及“审美需要的基础的最一般形式”，“这是对世界进行体验的需要，它是实在而客观的，同时与人（人类）的存在的最深刻的要求相适应”。
因此，从审美需要出发，可以对文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文学是人学”的论断进行深入的阐发。社会主义文艺观是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我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的“文化需要”是日益增长的，是历史性演进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需要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我们不断向未来涌动，这种需要更为重要。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比“物质文化需要”更为丰富，包含了更多元的需要维度，这是对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阐释，无疑更突出了美的需要或者说审美需要。习近平在2014年深刻认识到需要与文艺观的内在关联，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这表明，文艺的根本价值是人民的需要，倘若不涉及需要，文艺则似乎不存在，文学无疑会走向死亡。因此，文学需要论是社会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这既是人的存在丰富性的历史确证，也是文学价值的根本，包含了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话语表达，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丰富性存在的当代发展。可以说，从审美需要角度理解文学，文学能够摆脱神秘化的模糊性，它如食物一样更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世俗化的感性基础。
第二，从审美需要论审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形态得以嬗变，文学价值判断由此得到重新审视。作为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风起云涌，流派纷呈，模式迭起，话语驳杂，概念交错，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与影响力，文学现象得到深入的阐释，文学的意义不断被挖掘。但是其中问题亦昭然，正如张江所言，强制阐释则成为必然的后果。赫勒在这种现代性动力支配的西方阐释学中看到了深刻的危机，意义被耗尽的危机。不过，赫勒通过需要理论，更新了阐释学的形态，从而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转型。在赫勒看来，阐释学作为对意义的理解是现代性的产物和特征，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阐释的精神成为时代精神，实现了鲍曼提出的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型。赫勒把这种意义理解视为涉及精神需要的文化处理制度：“文化也处理和分配精神的食物和饮料。这项任务过去是被正规地通过诸如哲学流派、工作作坊和教堂以及日常节日进行——现在仍然有一部分如此。这些制度有选择地处理文化，它们区分健康的精神食粮和不健康的、难吃的食物。” [21] 现代意义的阐释是内在于本体偶然的存在条件，内在于当代人的精神需要。赫勒把这种文化处理制度作为“杂食的现代性”，是对文化食物的分配处理的新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对人的意义需要的发掘与满足。赫勒把解释立足于偶然存在的人的条件的意义需要，既揭示了阐释学的社会机制，又彰显出解释的合法性基础。这不同于伽达默尔立足于语言基础上追求艺术经验的真理内涵的本体论解释学，而是体现出深刻的人的意义需要和价值维度。因此，以审美需要理论理解文学批评，要重新回应文学批评的必要性、文学批评方法的有效性、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等核心命题，重新思考阐释意义与人的需要尤其是审美需要的内在关系。倘若在文学批评中考量这些命题，文学批评的形态与价值内涵会呈现新的面貌，文学批评的人性光辉更为彰显，文学批评的活力更为突出。
第三，审美需要论改变了文学史的面貌。波兰美学家丽莎（Zofia Lissa）在20世纪60年代探讨卢那察尔斯基的音乐与革命观时，关注到人类的艺术审美需要的历史发展的命题。她指出，革命扰乱了既有艺术的形式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从而预示着新时期的到来，新阶级催生并建构新的主导文化需要：“社会变革使得具有另一种审美需要的阶级接近权力，艺术家也定会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之下，十分痛苦地觉察到需要的变化，以及新阶级的表达。” [22] 这事实上预示了一种新的文艺史观。随着文学观念的新理解的接连出现，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也相应发生嬗变，文学史的单一书写模式也发生变化。以审美主义为核心的纯文学观念催生纯文学史的写作，弥补了社会历史主导的文学史模式的缺陷；以接受美学为核心的文学观改变了以作家为中心和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模式，开创了文学接受史。审美需要论形成了文学需要观，为新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性与合理性，这促使我们对文学的永恒性和历史性的理解，重新梳理文学与需要的历史形态及其转型特征。这表明，文学需要史成为文学史的新形态。这是还没有深入开采的领域。这是历史过程、历史意识、物质生产等综合因素在人的需要的深度与广度的历史性演进。如果说人类社会是历史演变的，那么人类的需要是基于历史的，人的审美需要也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是人用语言媒介进行审美需要激发与满足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审美需要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原创性思想之一。文学需要论是审美需要论的延伸，内含历史的描述性与价值的规范性，它提出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构建新的文学批评形态，书写基于审美需要的文学演变史。它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框架中理解人类的审美需要，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文学思想路径与具体实践的实验。
[1] 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pp.50，370-396.
[2]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ér，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UK：Polity Press，1988，p.21.
[3] 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in Agnes Heller & Ferenc Fehé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15.
[4] 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in Agnes Heller & Ferenc Fehé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53.
[5] 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in Agnes Heller & Ferenc Fehé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23.
[6] A.H.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USA：Harper & Row，1954，p.2
[7] Herbert Marcuse，“The New Sensibility”，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Beaon Press，1969，pp.27-28.
[8] Herbert Marcuse，“Art as Form of Reality”，Douglas Kellner ed.， Art and Liberation：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4，London：Routledge，2007，p.143.
[9] 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in Agnes Heller & Ferenc Fehé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93.
[10] Theodor W.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trans.Anson G.Rabinbach， New German Critique ，Oct.1975，6（6）：12.
[11] 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5.
[12] Herbert Marcuse， One - Dimensional Man ，Boston：Beacon，1964，p.7.
[13] Herbert Marcuse， One - Dimensional Man ，Boston：Beacon，1964，p.68.
[14]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Beacon Press，1955，p.224.
[15]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2，p.41.
[16]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ér，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UK：Polity Press，1988，p.14.
[17]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Beacon Press，1955，p.185.
[18] 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in Agnes Heller & Ferenc Fehé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70.
[19] Herbert Marcuse， One - Dimensional Man ，Boston：Beacon，1964，p.239.
[20] Agnes Heller， The Power of Shame：A R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299.
[21]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Modernity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9，p.141.
[22] Zofia Lissa， Aufsätze zur Musik sthetik ，Berlin：Henschel Verlag，1969，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