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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当今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出发研究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对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有过深刻的洞见和预言。正如荷兰学者舒尔曼指出的那样：“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资本和无产阶级等问题，但他们所思考的领域必然涉及大工业生产特别是科技带来的剩余价值以及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如果不对物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科技的大量应用有足够的敏感性，就不能很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6年手稿）》《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经典作家们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入手，分析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科技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科学技术时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为今天研究文学与科技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点。
与德国古典哲学主要限于理论思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现实物质生产中的应用，并且明确把自然科学和与之相应的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文中所提到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就是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是最早进行和完成产业革命的国家，法、德紧随其后。18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先后开始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各种新工具（如珍妮纺纱机）、新能源（如焦炭）、新技术（如在炼铁中运用鼓风设备去除硫黄和杂质）、新动力（如蒸汽）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它所展示的前景被认为“已经超出了理智所能达到的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科学技术以及新的工业生产机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作用，对英法出现的这些科学技术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并对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发出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科学技术不仅内在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变了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市场格局，促使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发生深刻变化。“‘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密切相联，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直接影响到社会性质，“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科学技术还通过介入生产并支配生产关系，成为构建社会体制的要素。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一文中认为，正是铁路建设促进了印度社会性质的变化。因为有了铁路，才使印度从一个个小邦贯穿了起来。甚至革命的主力——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也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一点也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通过作用于生产关系，改变着经济基础，并带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科学技术时，强调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了不同门类的科学出现的顺序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源于社会，但并不是一直依附于社会，而是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变得强大而抽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数学的例子揭示了科学走向抽象和独立的过程。“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
而“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看到了作为独立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并涉及科学技术与政治、法律等的复杂关系。“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
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做了辩证的说明，而且指出了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乃至国家机器的影响，这些观点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研究空间。
尽管科学技术与社会存在密切联系，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异化。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技术使劳动异化的思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做了比较：“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科学技术以大分工提高效率，但实际上掩盖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由于分工，使每个人的劳动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大工业生产的最大弊端是导致了人的片面性，“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这正是马克思要着力批判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大工业生产还使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受到限制和伤害。“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
。
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所涉及。不过，面对大工业生产带来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把异化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马克思还以火药这类技术的使用为例，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掌握技术的人，“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尽管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鉴于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科学技术一旦被人掌握，就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这是科技的宿命。并且，从劳动异化的角度看，科学技术还具有规约主体的一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通过科技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但科学技术在支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和技能，由此逐步形成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消极主体形式，这种对主体的规约使得科学技术不再具有“中立性”的特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劳动异化研究本身就进入价值层面，使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在论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时，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向前的力量。“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
，这里的“观念的财富”的含义是，每个时代的科学成果背后都有科学思想的支撑，而特定的科学思想代表着特定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都内含富有卓见的“观念的财富”。同时，科学技术具有革命和解放的功能。在马克思看来，“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财富也将成为埋葬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且，科学技术在带来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的同时为人类全面解放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走向人的全面解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技术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同样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总体框架下展开的，他们既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和非同步性，而后者更显示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睿智和深刻。
关于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认为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可以单独发展。在谈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恩格斯指出了科学技术对哲学的影响：“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也就是说，从笛卡尔到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并不仅限于哲学的传承，其中“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刺激了思想家。以往我们多是从哲学史内部考察哲学家的扬弃，而忽略了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即哲学家们真正受到启发的或许不完全是哲学本身，而在哲学之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馈赠。恩格斯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文学研究不仅仅要看到文学内部的继承和翻新，而且应该看到文学之外的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如今科学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文学存在和变革的物质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曾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繁荣为例，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与他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有关。“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
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冲击，文学艺术不可能独善其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摧毁童年的想象，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社会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对想象力的摧毁，随着科技的发展，先民们的一些想象和幻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导致古希腊的神话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史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被继续创造出来的。
关于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例如，希腊神话和史诗的繁荣只能产生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古希腊时期。另一方面，这些在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古老艺术形式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它们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其艺术魅力。
为什么古典艺术会具有长久的魅力？这种非历史性的文学现象如何解释？马克思自己也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古希腊的神话、悲剧、喜剧，不仅在当时是高峰，而且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美妙的艺术享受，并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范本。马克思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对童年的怀念和偏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从这个角度讲，也许这类艺术与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具备产生这类艺术的土壤了。
我们也可以从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中找出部分答案：“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主张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领域起最终支配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与依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物质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生产的“非物质价值”存在差异，它们不受同一规律支配。
例如在特定时期，社会政治黑暗而文学昌盛；或者特定时期社会的物质生活丰裕，而艺术精神则显得苍白，这些现象说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这表明艺术除了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外，它还有自身的规律。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一个经典观点即“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答案。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解释古典艺术之所以具有长久魅力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阶段的“永不复返”，而且需要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文学作品的不可重复性、天才作家的不可模仿性乃至其艺术形式的不可复现性，这些特性使得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很难用“进步”作为尺度来衡量。而这样一来，我们的视野则从历史进入价值层面，文学艺术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可以跳出特定的历史而指向未来。这种超越性所蕴含的某种普遍性冲破了时空的限制，而这种弥足珍贵的超越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追求的目标。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永久的魅力”给我们的启示。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天才地预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为更多的人提供闲暇和工具，从而极大地促使文学艺术更为广泛的生产和消费。由于科学技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恩格斯预言，工业革命后的未来，“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这是经典作家们对科学技术发达后的未来社会的畅想。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机器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在论及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时也多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对文学创造力的限制。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技性质的研究以及科技与文艺关系的论断，在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借鉴和参照的同时，也为中国学者今天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