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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生产和制造已经在地域上高度分离，很多产品的内涵要素如增加值、资源、劳动力等涉及多个国家。世界贸易组织指出，由于中间产品贸易的存在，简单的贸易总量核算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各类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流动情况。 [1]
D.L.Hummels 提出了测度国际分工的量化指标，即一国出口产品里包含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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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指出，中国的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核算时应予特殊对待，即中国的外贸出口中含有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的内涵要素。
R.Koopman的研究发现，是否区分加工贸易，对于正确应用Hummels方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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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间产品贸易流向具有多向性、反复性，单一国家模型难以准确分辨中间产品的精确去向和内涵要素量度。
针对单地区模型的缺陷，R.C.Johnson 和G.Noguera较早在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MRIO的基础上建立了中间产品增加值核算模型，其模型参考电子产品供应链，对国际贸易做了一定的简化，没有考虑出口中间产品在境外加工后作为最终产品回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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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oopman等在Johnson和 Noguera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所有方向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出口的三国贸易模型，从而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成9个具体指标，实现了一国出口的完全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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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ang 等研究了双边和部门层面的出口分解问题。
王直等则对 Koopman等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拓展，基于三国模型提出了一国出口的16项指标分解法。实际上，Koopman等和王直等的方法在数学上是等价的，16项指标经过归纳后可以与9项指标相对应。
在 Koopman 的基础上，Bart Los等进一步提出了假设抽取法，利用一国数据即可将其总出口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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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uradov则把与王直等类似的对角分块矩阵方法应用于Leontief逆矩阵，提出了一种8项指标的分解法，相对简练且可应用于任意国家数模型，但其解释性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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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Koopman 和王直的方法已经对模型实现了完全分解，后来的研究基本仍在其框架内。
但从理论和应用上来看，Koopman 和王直的模型（以下简称KW模型）仍然存在缺陷：（1）其模型基础只包含了三个国家，本质上是所有双边贸易的总和，难以解释更长的贸易链条；（2）研究的贸易方向为一国出口，没有建立进口模型；（3）能够计算内涵要素，但难以计算实际货值；（4）其分解项目繁多，过于烦琐。其中，第（1）点限制了对国际贸易中全部复杂的中间产品内涵能源流动的追踪；第（2）点限制了对外贸中间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计算；第（3）点限制了对外贸中间产品能源强度的计算。Muradov的模型能够方便应用于任意国家模型中，但其只能追踪中间产品的跨国次数，却难以追踪中间产品的不同流向，且仍然没有解决上述第（2）和第（3）点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