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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在21世纪的食物需求

一 21世纪的中国人口数量与食物需求

人口数量是影响食物需求的首要因素。21世纪的前30年,中国人口还处于爬坡上升的阶段。据《柳叶刀》杂志对21世纪全球人口“中方案”的预测,2029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4.42亿的峰值,2030年以后会缓慢下降。 人口变化虽然缓慢,但势大力沉。据《柳叶刀》杂志的“中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为12.7亿,2100年人口可能降为7.42亿。2100年时,中国将降为全球第三人口大国,印度(10.9亿)和尼日利亚(7.9亿)将分列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提供的高、中、低三大方案,则更全面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人口数量在1950—2020年间的实际变化,以及在21世纪的变化趋势预测(见图1-1)。

图1-1 中国人口数量及2020年后的多方案预测(1950—2100年)
注:人口预测基于总生育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概率预测。“中方案”是采取预期人口出生率的中位数值作为预测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显示了概率中位数以及概率总体预测的80%和95%的预测间隔,以及60样本轨迹(60 Samples Trajectories)预测。此外,中位数的高和低变异(+/-0.5个孩子),分别形成“高方案”和“低方案”。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其中,对于中国的人口预测基于针对总生育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贝叶斯层次模型概率预测。具体的数据来源为:https://population.un.org/wpp/Graphs/Probabilistic/POP/TOT/156。

依据图1-1和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的数据判断,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出现在三个时间段。根据“低方案”推算,2024年为中国人口峰值,人口数量约为14.49亿,同期印度为14.22亿。若根据“中方案”推算,人口峰值在2031年出现,为14.64亿;印度人口在2027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并在2031年达到15.14亿。若根据“高方案”推算,中国将出现两个人口峰值。第一个峰值在2044年,达到15.17亿,而印度人口在2026年就超过中国,并在2044年达到17.30亿。第二个峰值则在2070年后逐渐攀升,在2100年人口达到15.83亿,并可能持续保持增长,同期,印度人口则可能高达21.79亿(见表1-1)。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的尼日利亚虽然面积只有92.4万平方千米,不足中国十分之一,但由于不采取任何控制人口措施,2020年人口已达2.06亿,很可能在2100年以“中方案”(7.33亿)和“高方案”(9.85亿)的人口数量,跟随印度超越或接近中国的“低方案”(6.84亿)和“中方案”(10.65亿)。

表1-1 21世纪三个主要人口大国的人口数量多方案预测

21世纪中国粮食需求的趋势性变化,将随着人口数量和消费升级先上升,在持续高位运行后缓慢下降。按照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有关学者进行的关于2020—2050年中国食物用粮需求的测算,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时,食物用粮会达到3.9亿吨的峰值。 这仅指人口的食物用粮,并不包括饲料用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农业大学有关学者使用标准人消费指数估算,2030年粮食需求总量峰值为6.5亿吨。 政府层面更认可的测算结果是,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峰值为7.1亿吨。 粮食需求峰值与人口峰值会接近同步出现,并维持很长一段时期。但到2050年以后,无论从哪个方案看,中国的人口都将比印度少2亿人或以上,粮食消费量和进口量很可能不再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粮食消费峰值将伴随人口峰值和完成营养升级而度过,在2050年后食物需求紧平衡状况将有所缓解。

二 21世纪的中国膳食结构与营养升级

粮食需求数量不仅受人口数量影响,还受第二大因素,即膳食结构的影响。养活21世纪的中国,并非如很多预测方案那样简单地推断因收入增加而带来不断的营养升级,即食物需求升级,而是要看到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的不均衡和不合理,推动居民膳食结构朝着合理的方向调整。在满足第一层次的数量安全后,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开始关注食物的质量安全——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但由于长期以来“吃饱”问题(“以粮为纲”的数量安全)主导了中国粮食政策,对“吃好”问题(以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为主的质量安全)有所忽略。这一方面表现为食品安全问题(此处暂不讨论),另一方面表现为膳食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使得谁来养活中国(吃饱)问题解决的同时,怎样养活中国、养好中国(吃好、吃得健康)成为新问题。 展望21世纪,食物需求不仅应当包括人们对食物的质量安全需求,还应进一步考虑更高层级的食物主权需求。

从膳食结构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倡导的合理膳食目标还有不小距离(见图1-2)。

图1-2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升级需求与《纲要》目标的差距(2019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与《纲要》整理计算。其中,肉类消费量是狭义的肉类(猪肉、牛肉和羊肉)和禽类的加总;脂肪供能和碳水化合物供能消费量的数据来自《2019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升级需求与《纲要》目标的差距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局部升级过度、膳食结构趋于不合理,具体表现为肉类和脂肪摄入超标,城镇居民显然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肉类摄入量竟然已经超过《纲要》建议的1/3,农村也接近20%,加上人群间结构的极不均衡,使得肉类消费结构需要花费很大力量进行再平衡。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居民油脂摄入是否超标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消费需求量存在超标现象,卫生部门的许多报告就将这一因素与日益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趋势相关联;另一方面,部分营养学家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油类消费更接近于摄入(“吃进肚里”)的标准,这一标准低于《纲要》目标的消费量。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植物油的消费量,若将农村居民普遍使用的动物油脂统计在内,油脂供能显然会超过《纲要》的膳食标准。

在营养学界,食物摄入缺乏多样性被称为“隐性饥饿”,在中国具体表现为肉类和油脂类消费过多。这种趋势性特征,使得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患上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和高尿酸为基本诱因的“发达病”。据国家卫健委等联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2019年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8.5%,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为80.7%。报告还强调,成年男性和女性平均体重分别为69.6千克和59千克,相比2015年,分别增加了3.4千克和1.7千克,一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或者肥胖。肥胖已是中国居民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问题。 对标中国的东邻日本,可以清楚发现问题所在。中国和日本均属于典型的“动植物兼用型”消费模式,具有以谷物为主的主食消费理念,食物消费结构类似。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83.7岁,高于中国(76.1岁)7.6岁之多,位列世界第一,而这些均离不开日本政府对国民营养工作和食物结构调整的重视。 可以预见,膳食结构的平衡与改善,将成为中国食物需求数量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适度减少肉类和油脂的消费,有助于大量调减过腹转化这种饲料用粮的消费需求,而这是大豆和玉米等饲料进口的主要原因。例如,若按《纲要》标准调减30%的肉类消费,则意味着2020年超过1亿吨的大豆进口,可以减少大约三成,从而使得总体进口量因膳食结构改变而发生很大改变,也会舒缓2050年前人口峰值和高位缓降中的粮食安全保障压力以及居民医疗健康保健支出。

三 21世纪的中国老龄化进程与食物结构变化

粮食需求数量的第三大影响因素是老龄化。结合21世纪中国各年龄段的人口变化趋势(见图1-3),可见65岁以上的老龄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相继承受“人口太多”“人口太老”“未富先老”的持续挑战。

在图1-3中,从(a)到(c)说明的是,65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在2020年后都呈阶段性下降的趋势,只有(d)中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且维持在高位,直至2100年。具体而言,2020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7%,而根据“中方案”预测,该比重在2030年为16.87%,2035年为20.68%,2050年为25.07%,2055年之后一直在30%左右,并在2100年缓慢攀升到31.85%。据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人士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年将达到25%,2050年或将达到35%。 另据《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

图1-3 中国老龄人口及2020年后老龄化进程的多方案预测(1950—2100年)
注:人口预测基于总生育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概率预测。“中方案”是采取预期人口出生率的中位数值作为预测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显示了概率中位数以及概率总体预测80%和95%的预测间隔,以及60样本轨迹(60 Samples Trajectories)预测。此外,中位数的高和低变异(+/-0.5个孩子),分别形成“高方案”和“低方案”,其中,对于中国的人口预测基于针对总生育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贝叶斯层次模型概率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具体的数据来源为https://population.un.org/wpp/Graphs/Probabilistic/POP/TOT/156。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双重挑战下的老龄化进程,将通过对食物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带来食物结构变迁。老龄化对食物结构和总量的影响机制,学界尚存在很大争论,甚至有方向性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在总量上有促进说。如蔡昉引用都杨等人的研究认为,老年家庭的食品消费比年轻家庭高21.4%,医疗保健消费更高出213%。 受到人口老龄化促进的居民消费有两种:医疗保健和食品类消费,贡献率分别为14.5%和3.3%。 这意味着,老龄化对食物需求升级和强大的支付意愿,可能会导致食物需求峰值不会过早出现,反而一步步推升和高位运行。但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则有抑制说。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对肉类等高热量食物需求渐趋下降,膳食结构随之调整,由此减少过腹转化的饲料用量需求,使得粮食供求压力趋缓。若据结构抑制说判断,老龄化程度加深或将适度减少粮食需求,使粮食需求峰值可能早于人口峰值和老龄化峰值到来。

展望整个21世纪,在2050年前,中国粮食安全基本形势是,还将保持生产、消费、进口“三大世界第一”。 但2050年之后,由于中国相继越过了人口峰值、食物消费峰值,老龄化峰值也将相对稳定,在粮食生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粮食消费量和进口量会高位缓降。只有在人口“高方案”中,我们需要为2070年后中国人口再次持续缓慢增长所带来的食物消费增长做足准备。

总体而言,中国在21世纪的食物需求不仅总量庞大,还将伴生长期的结构性紧张。近20年来,虽然中国粮食供求能保持基本平衡,但一直属于“紧平衡”,而以上的讨论说明,这个紧平衡状态还至少要维持到2050年。在此期间,不排除粮食自给率会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因此,从粮食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上看,“端好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的粮食政策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应当长期坚持。

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清晰认识自身庞大食物需求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并非世界上普遍认为的“大国”,而是人口与市场超大规模的“巨国”,具有“巨国效应” 。须知,尽管每年全球粮食的贸易量都在增加,但这些贸易之和甚至不及中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 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的中国,手里只能端着中国碗,碗里也只能主要装着中国粮。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和全球意识,当前也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各城市还建立了应急成品储备粮机制,储备量大体上能够满足一年的食物消费量,远远高于国际上17%的安全线。 因此,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充分供应的战略选择,不仅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国家责任,也是对全球陷入营养不足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和10%饥饿人口的国际责任。

四 疫情危机、粮食民族主义与饥饿出口的不可持续

疫情危机无差别地席卷全球,使得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了“同呼吸、共命运”这一中国话语的真实含义。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抗疫过程中表现了出来,也需要在保障粮食安全上表现出来。但名义上是共同体,各国在疫情应对和粮食安全保障上显然“不同心”。

首当其冲的是粮食民族主义。一些粮食比较紧张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疫情爆发时担心国内供应不足,出现粮食出口叫停的政策,其中包括越南、泰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埃及等13个国家(见表1-2)。粮食民族主义政策必然会造成国际市场动荡不安。若引发各国纷纷效仿,价格增幅扩大,将会造成全球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加剧。这对依赖进口的贫困国家以及人道主义机构的物资采购工作,伤害尤甚。此外,中长期来看,价格大幅波动和政策环境不明朗,将抑制粮食生产积极性,限制出口国家的投资积极性。 [3]

随着疫情预期趋稳,粮食民族主义稍有收敛。但与此同时,国际上还出现了反向的饥饿出口现象。 具体而言,为换取工业品和满足国内精英群体的需求,在部分国民饥饿的状况下,政府仍然力推出口粮食。这不仅暴露出一些国家的治理出现问题,也暴露出严重的食物权利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2020年,饥饿出口现象依然存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印度。笔者和所在研究团队,曾多次赴印度乡村实地调研,也参与主办了七届“南南论坛”,2020年特别为印度设置了一天的专门论坛,对印度情况有所了解。印度耕地面积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一年可以做到两熟或三熟。虽然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298万平方千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耕地总面积和人均面积都比中国多三成。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2亿公顷。印度则为1.6亿公顷,然而,印度的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而其人口规模却与中国基本相当,2020年已达13.8亿人。从粮食供需情况看,印度是粮食净出口国家,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稻谷第一出口国,2020财年的前6个月,印度大米出口量达到750万吨,大增70%。行业专家称,2020—2021年度,预期出口量可能大幅增加15%。 与此同时,印度却有27%的人口吃不饱饭,20%的人口营养不良。这使得在全球117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在世界饥饿指数的排名仅为102位。 常理上看,一个国家应该优先保障食物供给国内民众,再将多余的粮食用于出口。但印度为何要让国人忍饥挨饿,还要对外出口粮食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研究食物权利问题的顶级专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缺乏食物权利而引发的乱象却更多、更持续地发生在印度。受制于当地种姓制度、宗教制度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印度人的食物权利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与不平等特征,使得大量人口被排斥在食物供应体系之外。印度国内食物不足的原因,不是粮食供给量的短缺,而是食物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食物权利保障出了问题。

表1-2 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粮食民族主义政策例举

疫情危机下粮食民族主义和饥饿出口的矛盾现象,正在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粮食本身没有国界,但粮食贸易有国界。粮食的核心属性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生存必需品和战略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或贸易物资。多国政府迫于疫情压力,做出不利于国际上调剂粮食余缺的反市场行为,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化。为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粮食不仅仅是商品,也不首先是商品。立足粮食是生存必需品和战略品,才能将其当成国家公共物品,保障每一位国民的食物权利。 中国置身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更加不能期待用外国粮养活中国人。一旦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下降,粮食安全出现危机,也不能指望世界上任何国家有意愿、有能力出手相救。相反,若中国较大规模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必然导致国际粮价应声上涨,加重粮食采购成本,更加使很多低收入国家和饥饿人口陷入买不起粮食的困境,也对中国努力塑造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大为不利。2020年年初非洲蝗灾肆虐的时候,有人评论道,“击打器物,制造噪声,并不能够杀死任何的蝗虫,只是将麻烦传递给邻居而已”。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评论也能够形象地解释粮食民族主义和饥饿出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模式来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不仅将加剧疫情之下的饥饿状况,还将对现有全球化格局形成重大挑战。 xvLgOzk2uvkbCNS+49ypVvpTmmS0P3zrKxca5Ip+fOM3n8C8PW9eY0FZSodEp2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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