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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疫情危机下粮食安全形势基本判断

一 全球已经存在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至少应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权利安全三个方面。数量安全(“吃饱”),即中国人常理解的狭义粮食安全,也是布朗命题重点强调的。在国家政策中,更多表达为能力安全,尤其是综合生产能力与供应能力安全。质量安全(“吃好”),可以理解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后者主要体现为膳食结构多样性和均衡性。权利安全(“都吃”或“可持续吃”),即联合国层面理解的食物安全,尤其关注全球10%饥饿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

当前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已经比2008年全球37国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引发的骚乱 [2] 更加严重,只是世界各国的注意力深陷在疫情应对、美国大选等众多吸睛事件中,对于粮食安全(长期问题)和10%饥饿人口(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远远不及2008年。早在1300年前,诗圣杜甫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020年4月,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也发出警告:疫情可能引发创纪录的粮食危机。在一系列工作简报中,FAO指出,疫情对粮食供给产生了严重影响:阻碍小规模生产者的市场渠道; 给粮食供应链带来压力; 导致劳动力减少,影响整地、播种、作物养护和收获,推动经济作物生产转为粮食作物生产,进而对家庭收入和粮食安全形成冲击。

事实确实如此,至少有三个例证可以说明。一是粮食民族主义的出现。2020年,全球至少有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塞尔维亚、俄罗斯等13个国家为保证本国供应,叫停过粮食出口。二是饥饿人口增加。2020年9月,FAO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引用发布的《2020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表示,疫情蔓延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得不到基本食物,全球将新增8300万到1.32亿的营养不良人口,即饥饿人口。虽然FAO将中国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由2004—2006年的8%大幅度下调至2017—2019年的低于2.5% ,并因中国的巨型规模效应,2014年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由一直以来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10%下调为8.9%,但到2030年,仍可能有超过9亿人会面临食物供给不足和营养不良问题。三是笔者的个人经历。2020年4—5月,笔者组织团队做疫情国际援助,其中包括柬埔寨、肯尼亚等一些低收入国家。笔者于2019年访问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上百万人的贫民窟,知晓人员密集、无任何防疫卫生条件的贫民窟,将面临严峻的交叉传染风险,故此想基于疫情防控进行援助。但当地受援组织表示,相对于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他们更需要食物,由此我们的疫情援助转向了食物援助。2020年7月笔者参与南南论坛45国国际网络会议中,更得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面临洪灾、蝗灾、疫情封锁等困境,得不到和买不起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如笔者调研过的印度,数千万在城市失去生计的农民,为得到基本食物供应而选择数百甚至数千公里步行回家。食物权利被剥夺和供应链被阻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多地出现了粮食危机。

二 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危机,但有三大结构性紧张

布朗命题影响下,中国适度回归了“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这使得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十七连丰”。因此,从总量上看,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危机。就粮食产能、国家库存和食物流通等层面看,中国有足够的粮食安全保障和供应能力。但不可否认,中国食物供求系统总量上长期的紧平衡,伴随着结构性高紧张。疫情影响下,粮食安全至少存在三大结构性紧张:品种结构紧张、长期结构紧张,以及疫情加剧的区域和层级结构性紧张。

首先是品种结构性紧张。种粮效益低、农业气象偏差、传统病虫害与输入性虫害叠加、国际经贸形势日趋复杂等挑战交织,是确保粮食产量、供应稳定的主要挑战。 缺乏政策支持和国际竞争力的大豆、玉米等副食品加工和饲料用量,面临着巨大的品种结构性短缺,这些农产品进口须防控国际市场波动风险,存在国内、国外两大市场的结构性紧张。 其次是长期结构性紧张。这体现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与食物需求将长期处于高位,伴随着膳食结构调整、食物消费升级和老龄化进程,中国食物消费需求的紧张将在2050年之前长期存在(下文将重点论述)。最后是疫情加剧的区域与层级结构性紧张。全球量化宽松已造成食物价格上涨,国内封村、封户及封闭小区等临时管控措施,也会暂时阻断供应链,导致食物价格临时波动,这种食物价格波动会带来区域性紧张。食物市场四大主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又会带来政府应急管理的层级性紧张。从粮食安全保障制度看,中央将粮食安全责任压到省一级,但地方层面更注重土地财政,胜于农地保护;更注重金融投资,胜于粮食安全。比如,对于“米袋子工程”,已经不仅是省长负责制,现在又加上书记负责制。 这正是层级性紧张的例证。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数千年的饥饿经历,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底层焦虑。疫情危机凸显了当前全球化格局和政治动员防控体系的脆弱性与临时性,我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更新。基于疫情危机下上述粮食安全的两大基本判断,笔者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布朗式“谁来养活中国”的危机意识,但更需要放眼整个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食物需求,来考虑“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这一现实问题。就此,下文将这一命题具体分解为三个层次的问题进行论述:21世纪的中国粮食形势如何;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怎样养活21世纪的中国。 eBs5J+QNiwNV6LYSBZlMPc6O/1ElFmL/hhZgqPHxDZSWzNEVewQl4ckPQHQA9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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