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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全球食物供求总量看，粮食供给总体上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消费需求。众多饥饿人口的出现，并非因为没有粮食，而是缺少食物权利。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兴起的食物主权运动相关。下文将介绍食物主权安全作为一项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危机对人类最基本需求提出的一项新命题。在全球粮食产量能够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的基本背景下，为何全球还有10%的饥饿人口？为何粮食安全依旧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在2015—2030年间努力解决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对全球化危机的根源进行反思，并从全球本土化的思维出发，基于食物主权与食物权利概念，重新认识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权利安全问题。
全球化危机，一定程度上来自“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与国家危机、国际危机在范围和层次上有所不同，全球化危机指全球各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共同危机。其主要特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重危机并发；二是破坏力大，持续时间长；三是不分国界、扩散范围广和难以控制。
责任与风险密切相关。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自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世界风险社会的书籍、文章，提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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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强调在各种类型的风险面前，大家都倾向于推诿。由个人与组织之间，到组织与组织之间，再到国家之间，都在发生责任与风险不匹配的情况。全球化过程中，纷至沓来的各种类型风险充斥，形成了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世界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全球化危机的风险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被界定为处理现代化自身诱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与一般的危险不同，世界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导致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可以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正是积聚全球风险、产生全球化危机的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中，全球多国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有组织地推卸责任”，甚至“有组织地制造风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疫情也加速了新一轮去全球化的浪潮。各国政府纷纷选择关门自保、暂缓贸易、各自为政。应该说，当下全球或主权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出现“有组织地负起责任”的例子。具体到全球粮食危机应对上，也是一样。全球性粮食危机发生时，既没有全球性的政府，也没有负有全球性责任的风险共同体，能够出面解决。这些因“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而形成的全球治理困局，促使全球本土化的理念，作为一种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新思路，进入人们的视野。
全球本土化最初是指“全球化思维，本土化实践”（think globally and do locall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日本学者三吉将夫（Masao Miyoshi）和哈路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在1989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后来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将其纳入《后现代化主义与日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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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科学界为理解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文化同质，以及价值融合等现象，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新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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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尝试引入同质化的文化和社会元素，以更大限度地提高产品收益与企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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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本土化不仅说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各自进程，还通过突出双向互动的意义，揭示出此前被遮蔽的地方经验对全球化进程的能动作用。
全球本土化不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开展的学术讨论中独树一帜，还力主应从社会、文化等方面推进研究。这一思路受到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等研究全球化学者的赞同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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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
显然，与全球化理论相比，全球本土化的理念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能体现出更深刻的洞见。
全球本土化的特点是，用本土创造与地方创新的事物来更好地服务于全球需求。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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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在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只要各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不缺位，就可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这为寻找解决粮食危机的全球本土化方案开辟了一条出路。
尽管在粮食安全和国家战略的方案选择上，中国可对标的国家不多，但以日本和美国为主的国际经验，也足够让中国完成自身定位并认清前进方向。日本在资源、历史、文化、社会和食物结构上与中国类似，但它不具有完整的国家粮食主权，总体上只有30%的粮食自给率，更谈不上操控全球格局的粮食战略。但日本在一二三产业融合（或称“六次产业”）、农业多功能性、农业支持体系、农田综合整治、营养安全与膳食结构、综合合作的农民组织、科技投入与丘陵地区老人农业的小型机械化等诸多方面，都值得中国学习模仿。相比较而言，美国则在经济规模、超级大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影响力方面，与中国类似。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与美国会有一段长时期的战略僵持时期。中国极大概率能超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须秉持谦虚与批判并重的态度，学习借鉴美国的产业化、规模化、国际综合战略、农业补贴休耕与能力保育、高度组织化的专业合作等多方面经验，同时避免马首是瞻、食洋不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可能简单地推行美国式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因为不具备美国的资源基础、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抛开资源与技术条件不论，仅仅中国两亿多农户的“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以及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危机应对经验，就决定了它必须从自身国情出发，开拓一条中国道路。我们需要将对标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全球本土化应对方案，为应对全球化危机寻找出路。
全球化危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重，也由此加速走向全球本土化时代。这需要我们在全球本土化背景下，重新思考立足自主的粮食安全体系的制度基础。
全球化本应如自由贸易理论所描绘的那样，为食物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但事实却是，它为全球粮食危机的产生积聚了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全球化脱钩，使得全球食物供应链的重构难以避免，更多食物将由本土供应，全球主义将让位于区域主义。
但这只是全球化危机的应对策略，并不是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和解决之道。如何保障食物主权，并由此建立起“有组织地负起责任”的体系，才是解决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关键。因而，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向全球本土化的转型，呼唤中国本土化的食物主权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概念由拉美NGO组织“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
在1996年墨西哥特斯卡拉会议上提出：“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以尊重我们自己和地球、食物主权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乡村经济。”之后，这些主张提交到意大利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组织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orld Food Summit）。该组织在《食物主权：创造没有饥饿的未来（1996）》的报告中指出，食物主权是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食物主权将食物体系的基本功能归结为食物权利，并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和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认为粮食不应该被当作武器，加剧贫困、种族歧视、小农户歧视及被迫城市化等状况，确保小农户应有的参与决策，尤其是生产决策的权利。
这些概念的早期实践，主要来自“农民之路”组织，强调了食物权利被压迫者（主要是生产者，后来加入消费者）的权利抗争。但受制于农民组织和拉丁美洲政治抗争的视野局限，其内涵并不完整，急需在更多层次的实践舞台上得到拓展。
2002年，罗马举行了新一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来自全球200多个NGO组织提交了报告《食物主权：所有人的权利》，给出了食物主权的新定义：食物主权是给予个人、社区团体、国家以定义自身农业、劳动力、渔业、粮食和土地政策的权利，上述方面都应该从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文化方面符合当地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具体来说，它包括获得食物和生产食物的权利，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安全的、有营养的、符合文化传统的食物和生产性资源，还拥有维系自身生存和社会安定的能力。2008年，食物主权出现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全球报告》中。这项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世界各地数百名专家参与、历时几年磋商研讨的评估报告，介绍并弘扬了“农民之路”的理念，指出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
食物主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
。同年，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了该报告。
食物主权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演进，其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目前的食物主权已经涵盖食物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权利安全，涵盖了生产和消费，涵盖了人民、社会组织和国家等不同层面，并且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国际影响。食物主权不仅认识到食物权利，更体现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生态可持续的认识觉醒，与人类尝试解决气候和能源等长期可持续发展议题紧密关联。 [10] 正如“农民之路”的创始成员保罗·尼科尔森（Paul Nicholson）所说：“这场运动的贡献是各国人民形成共识，团结力量的积累过程。” [11] 食物主权将粮食安全由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更进一步引向了权利安全，使得解决根本问题的讨论可以在食物主权的框架下展开。
综上，放眼21世纪，回答“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这一新命题，需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全球本土化的中期趋势上讨论解决之道。21世纪的中国，需要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粮食安全方面，需要立足自主，建立完整的多层次食物主权体系，在全球化出现危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盛行的当今世界，“有组织地负起责任”才能养活和养好中国，同时担负起中国的世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