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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生态链经过了多年的深耕后，已经日趋庞大和丰富。如今的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了“深潜”阶段，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也越来越多，对社会时空的重构也越来越彻底。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我们的生活网络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手机移动服务的全面普及，虚拟与现实的对接方式更为灵活，再加上主体实践的移动性大大提高，这势必带动了主体所处的“‘空间场’的流动……空间关系的搭建与重组呈现出一种液态的、流动化趋势”。
移动互联网社会的居民，如同游牧民一样，因为业缘、趣缘等因素，在线上空间实时集结，又很快解散赶往下一个空间，社会群体的流动性较传统社会更强，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数字社会的电子游牧民。
我国学者郭小平也援引约翰·厄里的“新的移动范式”，提出更具体的移动传播研究观点，他认为，“我们需要针对移动传播带来的特殊经验、社会实践、差异性的经历及多重社会关系的建立保持足够的关注，需要在社会流动、新媒介技术、受众体验和认知、劳资关系、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勾连中去探究‘无线连接’发生的动机、影响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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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奎尔在其著作《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中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关联空间”这一概念，认为在媒介城市中，流动状态的媒体集合已经日益渗透进城市的空间，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构成框架。依赖复杂的科技系统、智能手机、互动界面、智慧型的建筑与环境等，广泛地深入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空隙中。关联空间的积极性在于对个体差异的接纳和包容，给予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都市空间生存更多的选择。对受众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新型城市，信息流并没有对现有的地理和城市空间进行简单粗暴的抹杀。而是通过网络将之复杂地结合在一起，
“关联空间”的建立让我们看到，移动媒介带来的信息的流动、社会群体的流动对当代城市的转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理解当代城市生活的复杂模式和动态力量的重要工具。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我国网民人口红利呈现出“板块漂移”特征：一方面“从城到乡”迁移，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从东到西”迁移，截至2020年12月，中西部网民规模较2016年增长40%，增速较东部地区高12.4个百分点。
面对社会群体的“板块化”迁徙，第三节将不同于第二节以数据分析为主的呈现方式，转而通过汇总近年国内学界关于社会群体流动的典型质化研究案例，来展现移动互联网如何嵌入人们的活动，重塑了人们的流动模式，继而影响各种社会活动、社会机构和人们的生活形态，包括在流动过程中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移动媒体实现实时集结、社会阶层的流动、社会关系的重建等，因为群体集结、阶层流动和社会关系生产等都是深层议题，以个案分析和访谈为主的质化研究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挖掘出这些议题的内在价值。本节将从四个方面对材料进行论述：一是流动的群体与社会关系建构；二是流动的群体与空间位置共享；三是流动的群体与社会动员；四是流动的群体与社会分层。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加速了信息的流动性，也促进了空间的流动与社会群体的流动、社会阶层的流动、社会关系的流动等。移动媒体带来了群体流动的问题，也可以帮助群体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近两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因此不断涌现。比如，2019年年初的《传播与社会学刊》第47期就以“流动的人，流动的传播”为主题，收录了香港中文大学在2018年年初的“移动中的媒体与社会生活”工作坊中学者们的七篇研究论文，其中王艳的《移动连接与“可携带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会关系再嵌入》一文从一种积极的视角，探讨了移动社交媒体是如何帮助中国大城市中的“老漂族”实现在异地他乡的社会关系重建。研究者基于湖北省武汉市及鄂西某县老人们的网络民族志调查，发现“广场舞”微信群成为“老漂族”在异地“落脚”、建立新的交往关系的入口，并在网络社区里获得了新的温暖情谊。原先因流动而断裂的旧的社会关系也基于微信群继续得到了连接和维持，在流动中获得了新的地方感，获取了新的情感支持。微信群这种中介化的网络社群帮助这些离乡背井到异地生活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交往困境。
除了从生活和家庭关系角度分析，还有学者从移动媒体与工作关系的角度，分析移动科技的发展对于一些职业流动群体在社会关系建构方面的正、负面双重影响。胡杨涓和叶韦明以深圳网约车司机为研究对象，张玉璞以上海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从较为中立的角度，研究移动社交媒体对这些移动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积累的影响。胡杨涓和叶韦明从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时间安排、空间安排和关系结构等观察角度，探讨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背景下，这些劳动者如何移动式接入工作，以及由此发展出职业关系网络。最终研究发现：网约车平台虽然为一些人提供了弹性的兼职或全职工作机会，但由于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在平台方，司机被置于系统和算法的监控之下进行劳动，形成高度依赖；其社会交往也高度媒介化，多是一些基于工作上的即时交流，司机同行之间也多为松散的线上联系，没有深入的关系网络。
张玉璞则基于对302位上海市外卖骑手移动媒体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模型，分析后发现，外卖骑手具有“城乡流动者”和“移动工作者”的双重属性，因此在频繁的空间流动过程中，只能借由社交媒体维持跟家人和家乡朋友的联系；而在工作的城市中，由于流动的工作性质，虽然通过平台可以接触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但却无法建立有深度的社会关系，始终流动在城市边缘，很难积聚新的社会资本。
以上研究中，“老漂族”“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典型的流动群体，他们或因为亲情，或因为职业需要离乡背井到新的城市生活，因此被迫放弃了原先在家乡积累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来到陌生的城市后，基于微信群、QQ群等移动社交媒体，既有助于继续维持原先的社会关系，也可以借由新的社会交往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受限于自身的流动特点，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往往无法深入和长久维持，也很难形成长期可靠的社会资本。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移动社交媒体给流动的人群在社会关系建构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卞冬磊在《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一文中，以批判性的视角，阐释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当代城市中日常交流的影响。认为在现代城市空间中，随着手机媒体的介入，人群之中，“共处而不交流”已经升级为自然化的状态，加剧了移动空间中的消极关系，从而造成了“路上无风景”，群体的流动性虽然在增强，但是在城市中停留、接触和交谈的非正式交流越发寥寥，人们不大可能再投身于一种积极的公共生活。
张昱辰在《移动的身体和流动的城市：上海地铁中的日常交往、传播与社会关系建构》一文中认为，地铁作为重要的都市交通工具和技术—社会空间，既是人们身体移动的中介，同时也经历着信息、社交场景和社会关系的移动，以此塑造了流动的城市空间。并总结出：地铁乘客与运营者之间存在移动的契约关系；而乘客与乘客之间则是一种具身性交往，虽然同在公共空间，却以保持沉默居多。携带手机等移动媒介的乘客，则具有复合移动性，可以把乘坐地铁的“消极时间”转换为“积极时间”，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可供性（affordances）让乘客在移动中也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实现了移动中的“永恒的联结”；移动数字媒介为乘坐地铁的人随时随地地构建着“移动场景”。
因此，有了手机为我们营造的自我空间，无论是在路上行走，还是搭乘交通工具，人们就很容易沉浸于其中，浑然不觉外面的世界，无形中减少了不少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机会，这也的确是一个需要辩证来看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赋予了“共享”一词新的意义，借助移动媒体，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实现信息的共享、空间的共享、位置的共享、工具的共享等，而实质上，这些都是基于不同“场景”的共享。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为了研究电子媒介出现后对社会传播新模式的影响，采用了“场景”的方法来研究媒介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用媒介、场景和行为三者关系的一般原理，然后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从“印刷场景”转到“电子场景”后人们的表现。该书分析的内容是新媒体造成的新环境。
虽然梅罗维茨书中的“新媒体”指的是到如今已被认定为传统媒体的电视，但是该研究中关于媒介营造的“场景”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意义，即新媒体作为“信息系统”，是如何一步步影响社会变革的。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罗伯特·斯考伯等人继续坚持梅罗维茨的理论，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核心依旧是场景，而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及定位系统这五大核心力量，已促使（场景）时代加速到来。
事实也的确如此，网民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往往是和某种具体的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的，基于对不同场景中的用户行为和位置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对受众的媒介接触使用习惯、生活形态、社会参与和社会行为等变量进行更好的分析。英国学者尼古拉斯·盖恩等人指出数字媒介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与传统电子媒介时代不同的城市居住体验，移动终端和植入式设备营造的媒介空间让位置化信息得以共享：“数字媒介在城市中的扩张构成了21世纪城市体验与早先城市居住模式之间最为主要的差异，从使用位置数据的智能手机到城市中心的各类LED屏幕，以新的方式将媒介空间化以后，构成了当代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移动和植入式设备连同被扩展后的各类数字网络，将城市重造为一个媒介空间，其中，‘位置化’信息在城市空间中支持并实现了各种新的社会实践和商业逻辑，位置感知媒介将受众在城市中的活动轨迹与大规模数据分析及位置追踪功能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城市逻辑。”
斯科特·麦奎尔在其最新著作《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中也指出，移动的数字媒介“一边有能力将人们从特定的本土性中‘拔除’出来以便将其与其他地方相连；另一边成为人们用新的模式制造本地地点、面对地方性生存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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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孙玮从城市传播的视角出发，基于媒介、地理、空间等多个元素，总结了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线上、线下空间的社会流动与变迁，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再嵌入，移动传播正在创造更多维度的空间、时间的连接与重组。传统大众媒介倚重的信息文本的虚拟叙事，日益为全息化的身体实践所替代，近年来出现的丰富多彩的共享实践，如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美食地图、网上购物、全球民宿、无人便利店、GPS定位系统应用等，都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应用。
“当千万个人每日在城市中的移动轨迹能够被数字媒体记录下来，空间位置在城市体验中就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位置追踪功能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城市逻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移动互联网传播加剧了时空重组，致使社会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关系不再植根于空间的生活形态，而是本质上成为‘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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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彭兰从终端网络、用户网络、内容网络、服务网络四个方面探讨了移动互联网对于社会时空的重构，认为移动终端的发展必将推动“人—物”合一的新时空的形成，特别是从服务网络的层面看，场景经济、数据经济和共享经济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的新思维或新模式。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降低了沟通和交易的成本，也为受众建立了更广泛的互惠分享的网络空间。从2014年开始，就有超过半数（比例为60.0%）的网民对于在互联网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其中非常愿意的占13.0%，比较愿意的占47.0%；我们可以看到，“10—29”岁的“数字原住民”已经日渐成为网络空间的中坚力量，有65.9%的网民表示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在网上分享。
通过共享，网民不仅降低了信息和资源方面互惠分享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社会价值。随着这个群体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移动互联网对互惠、分享、合作和创新的推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在分享生活风潮的影响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资源共享随处可见：上下班途中一起拼车的车友、共享单车帮助到达“最后一公里”、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甚至共享房屋（房屋短租/转租等），让更多人渐渐接受了“使用而不占有”的新生活理念。知识分享、劳务众包、仓储物流的分享等也成为新的热点领域。互联网的随处可及使分享变得更容易，也以分享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模式和规则。为个人的工作、生活、企业的运作等带来了新的变化。
OFO共享单车鼎盛之时，复旦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陈鑫盛、潘晨曦专门对复旦大学校园内小黄车的使用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两人通过深度访谈，加入学生的“OFO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红包群”进行深入观察后，认为共享单车在校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具备了新媒体的属性，改变了出行样态，更新了时空经验，生成了线上地方，最终打造了更强的地方认同感：OFO微信群的内容很快从发红包溢出到了更广泛的校园讯息交流，增进了不同学院之间学生的交流与合作；在复旦大学师生对于学校认同感的文化展演中，小黄车成了一种文化元素：比如，毕业季穿着学士服骑着小黄车拍照；期末考试期间给每辆车挂牌子为学生加油打气；圣诞节推出圣诞寻宝活动，鼓励学生骑小黄车在复旦“寻宝”；等等。
该研究分析了移动媒体和交通工具结合对地方认同感进行再打造的意义，趣味十足又不失深度。
我国台湾学者卢鸿毅结合人们喜欢在Facebook上记录旅行的习惯和行为，通过深度访谈进行分析认为，人们旅途中在社交媒体上的书写和分享，与网友进行实时互动，是一种感觉“自我存在”的过程，也是一种“展演”，可以改变旅行的意义和实践。
旅行这种私人活动，因为有了个人移动媒体的展演，所以也具备了与他人共享的属性。我们出游时在朋友圈晒出的自拍，既是个人生活的展演，也是基于空间位置的信息共享。
除了通过公众主动使用移动互联网分享信息、资源这类显性的社会性共享行为外，还有一些基于移动互联网后台数据的隐性的空间位置共享。学者钮心毅从手机信令数据
中提取了上海居民日常活动的位置大数据，并以此为基础，从中挖掘分析了上海中心城区的“居住—就业”“居住—游憩”功能联系，并由此总结了上海中心城区的居民就业通勤关系、游憩活动空间特征及公共活动中心空间等。
该研究结合移动互联网位置大数据的“精确的模糊”的特点，可以有效跟踪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对我们今后合理采用移动互联网位置大数据进行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
克莱·舍基在《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未来是湿的》中说：“协同生产，即人们必须协调合作才能完成某件事，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得多，但结果可能更加深远……现在我们能够和陌生人互惠互利，相关代价如此之低，使这类行为更具吸引力，而它们的影响将超出彼此最初贡献的范畴。”
克莱·舍基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借由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动的协同合作力量称为“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认为这是一种潜力巨大的力量，代表新生的、基于分享与合作的、有黏性的社会关系，有助于简单快速的群体形成，消除集体行动的障碍。如果协调跟合作得当，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为未来社会提供催生变革的集体力量和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
我们可以看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人们基于移动媒体，通过线上、线下灵活多元的沟通渠道进行协同合作，展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移动互联网的这种瞬时集结能力得到了完整体现。比如，早期百度贴吧网友的“帝吧出征”声讨“台独”活动，到近期香港修例风波中“饭圈女孩”为“阿中哥哥”打call，怒怼“港独”势力，体现出粉丝群体、饭圈文化在宣传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表现爱国行为上的独特优势。
2016年8月，权威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举办了“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工作坊，围绕我国网民自发在蔡英文脸书（Facebook）主页抗议台独言论的各种活动，和多位学者展开了探讨。学者郭小安提出“表情包”作为帝吧出征及其后的网络动员中使用的重要“武器”，同时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种，既融入了政治社会热点，也把传统文化和流动文化结合起来，表现出与传统的网络民族运动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戏谑化的符号表达中，既软化了冲突，也促进了交流。而学者王喆则通过分析蔡英文Facebook主页的访客留言后发现，集体行动的最高峰在其页面上只持续了一个小时，这证明行动的主体是一个流动的群聚，缺乏中心性。但是该行动用游戏化的行动策略有效地组织，体现出的是文化同一感，用“过渡客体”达到了身份认同。
此外，还有多位学者从“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互动仪式视角下的网络空间集体行为”等角度来分析这一独特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帝吧出征”只是一个开始，后来的“饭圈女孩”为维护祖国统一，刷超话、做数据以及集体“出征”海外媒体，直面对抗“港独”言论，可以看作是前期“帝吧出征”活动的延续和升级，展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年轻群体独特的网络动员模式。
移动互联网时代，日常生活中的网络群体动员也体现出强大的瞬时性和流动性特点。比如粉丝群体的集结，常常是以原子化
的形式进行即时的集结和解散，同时体现出一定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因此常常需要加以正确引导。
学者崔迪等通过对热门选秀节目《创造101》的参与式观察，研究了当代粉丝“数据化实践模式”为偶像带来的“流量效应”。通过对“饭圈”中粉丝行为的观察，发现数据行为作为一种新的实践逻辑正在进入当下粉丝的日常实践中，并引发了粉丝群体的自动分层效应。粉丝在饭圈的实践活动，除了传统的文本性活动（看剧、看电影、视频剪辑、流传照片、创作同人文等）和经济性活动（粉丝消费行为，包括购买代言产品、专辑、演出门票和应援活动等）以外，数据性活动也开始成为饭圈的日常，主要表现为通过打榜、投票、轮博、控评、反黑
等行为给偶像制造和增加“流量”，提升影响力。
近年来，粉丝群体为偶像打榜、刷数据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代表性的事件如“80后”“90后”群体为周杰伦集体“超话”打榜赶超蔡徐坤引发的全民关注等。我们要看到年轻群体网络动员背后的巨大力量，但同时也要警惕一旦行为过火引起的负面现象，比如，发生在深圳的《青春有你第三季》粉丝群体为了给爱豆投票，购买赞助商牛奶而后大量倒掉的事件，据统计每天倒掉的牛奶多达27万瓶，持续了多日。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年轻粉丝群体的乱象，也提醒我们更要注意规范线上、线下社群的集体社会行为，并施以积极的、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我国台湾学者黄厚铭以“原住民”的身份，对虚拟现实增强游戏Pokermon Go进行了长期参与式的观察。应用流动性的概念从三方面来理解Pokemon Go游戏如何结合了虚拟和现实，该游戏的流动性体现在结合游戏的GPS定位功能，将许多地表设成了PokeStop和道馆，玩家需要在不同的城市中不停地移动，同时在游戏过程中玩家们也建立起了动态的关系，此外游戏机制也是持续变化的。由此，基于游戏地点、群体和规则的转变，游戏玩家们形成了真正意义上“流动的集群”，展示了当下社会中人们对个体性和集体性并存的需求。
此外，线上视频观看时的弹幕现象、直播室粉丝的集结则表现了兴趣族群的流动与狂欢。研究者通过线上参与观察，也就是以网络民族志的方式，考察了“弹幕”现象体现出的社群互动现象和“直播”参与体现出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寻求过程：弹幕给受众带来的围观式观看体验形成了即时性线上群聚现象，弹幕语言作为一种数字交往的互动语言，事实上体现出其社交属性，根本上就是受众在寻求互动。“弹幕族”同样在追求圈层中的身份认同，在追求认同感的过程中，因为用户隐去了现实身份，所以在弹幕群体中要重新进行权力的建构，比如“up主”的地位认同。此外，弹幕中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互动，既有抵抗，也有交流。也体现出在虚拟环境中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协商共存。
而在“玩直播”的过程中，玩家同样是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用户可以基于匿名状态重新在线上打造鲜明的身份，从而成为“自己的创造者”。通过主播的组织，相似的角色关系更容易形成群组纽带联结，通过“秀”和“场”的结合，玩家就在直播场景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获得了理想状态中的自我认同，加入接纳理想自己的集体，从而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的迷茫与身份缺失。因此，当“流动”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找位置”便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
移动互联网社会，伴随在现实中的流动和网络中的停留，每个人都不断在“脱域”和“再嵌入”中一次次地轮转，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多地来自电子网络的连接，就像游牧民族一般处于不停地行走于线上和线下的世界之间，难有停息。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的流动不仅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构、空间位置的共享以及更多的社会动员，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这一分层现象也表现在移动媒体的使用当中。比如，学者王成军及其研究团队以“社会阶层与数字媒体中的注意力”为主题，分析了移动阅读和移动App应用中的社会分层现象。研究者通过分析不同阶层手机用户的阅读数据，发现社会阶层高的人由于有良好的生活方式等原因，往往拥有更良好的阅读习惯，并会持续阅读，同时阅读范围也较广，会长期“畅游于书海”；而社会阶层低的人，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阅读时间波动较大，也更容易陷入“注意力黑洞”，困在“信息茧房”中，并陷入社会底层的死循环。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还通过追踪一定规模的智能手机数据，构建了注意力网络和移动网络，来对每个用户的移动轨迹进行描绘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由于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注意力流动和物理位置移动都大不相同，因此移动轨迹也有很大差异：拥有社会更高阶层地位的手机用户，在注意力网络上会更多浏览常见组合的App，对于App的选择也更大众化；而在移动网络中，却更多停留在不常见组合的地理位置，对于公共场所少有人问津；社会阶层低的用户则恰恰与此相反。因此，基于手机应用，对于自身有限资源的管理是区分社会阶层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阶层高的拥有更规律的作息，较少去公共场所，会把注意力放在更大众化和更满足自己需求的应用上；而社会阶层低的用户则面临着注意力更加碎片化和分散化的事实，固有的阶级限制了他们向更多地理空间探索（如旅游等），只能停留在常见的场所。
社会阶层流动，包括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都是移动互联网社会的重要议题，有利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秩序维护及空间治理。彭兰老师提到了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窄化”与“信息病毒”问题，认为“新媒体在促进人们彼此连接的同时，也在以某种方式造成人群的分化，这不仅是阶层的分化，更是价值观、政治立场、文化等的分化……信息窄化也意味着在社交媒体中，一些公共信息难以穿透个人的‘茧房’，不能到达足够广泛的用户，平等、理性的公共交流也变得更为困难”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分层，本质上也是信息分层，关于这一现象，本书将在第五章时空分层中结合案例再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