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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从自然时空理论到社会时空理论
时间和空间，不仅仅意味着自然和宇宙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形式。而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时空特性是一个基本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中都有关于时空理论的经典论述。
数个世纪以来，从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的转变，象征着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转变。另外，还有海森堡的量子微观时空观，霍金的黑洞理论等，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关于时空理论的经典研究。而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时空理论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时空观、康德的虚空时空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吉登斯的时空分离—重组理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论、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社会”、曼纽尔·卡斯特的“流动的空间”等。因此，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前提，本章先对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三个领域的经典时空理论进行历时性梳理，而后结合媒介研究领域的内容进行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然时间的理解。在牛顿看来，时间和空间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概念，时间与空间只是衡量物体运动的外部条件，本身与外部运动的物质没有任何联系；而爱因斯坦的观点则摆脱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限制，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是随着物体运动发生变化的，时间和空间是塑造客观世界的内在因素，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融合到一个四维时空之中，“虫洞理论”不仅提出了时间旅行的可能性，也是相对时空观的象征。霍金认为，在黑洞附近，时间和空间都会由于巨大的吸引力而扭曲，甚至会引起时光倒流；并且空间和时间都已经成了动态的属性，天体的作用和时空的结构会相互影响。
海森堡的量子微观时空观则认为，由于光粒子波形运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时间和空间不再那么清楚，而是变得模糊起来，具有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并据此提出了超微观时空观的理念。
时间生物学家已经指出，体验到时间，或者沿循时间来组织自己生活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节律性已经被证明是自然界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既体现在有机体内部，又体现在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上……因此，生物的时间并不限于年龄的增长，而是表现出动态性和周期性的性质。
而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时间流是不可逆的。时间的不可逆性就是从混沌引出有序的机制。
哲学领域的时空观则更具有思辨的色彩。从古代到近代，关于时间与空间是否虚无的辩论延续多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虚空”的，其中并不存在任何物质；而亚里士多德则否定了这种“虚无”的时空观，认为时间是物质的运动，时间和物质以及运动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他的“空间”概念更接近于如今的“场所”和“情境”。德国数学家及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是虚构的，时空仅仅代表“关系”和“秩序”这两种同样非物质的存在。到了近现代后，哲学界关于时空观的研究也经历了转向：在法国，笛卡尔的时空观是物质的时空观，即认为虚无的空间是不存在的，现存的空间中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因此，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物质的空间，而我们生存的宇宙，也是由无数个物质空间所组成的宇宙，并据此提出了物质空间宇宙模型。
但到了19世纪初，柏格森强调将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整合为一体，主张时间是一种绵延（duration/duree），应当把人看作是处于时间之中，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此外，时间与身体之间还有着不可分解的关联。
而后，德国哲学界则开始更多从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方面和社会实践出发，对哲学时空观的讨论更为具体和具有实践意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指出，“如果时间性构成了此在的原始的存在意义，那么操心就需用‘时间’，并从而算计到了‘时间’。此在的时间性造就了‘计时’。在‘计时’中所经历的‘时间’是时间性的最切近的现象方面，从这一方面生长出日常流俗的时间领会。这种时间领会又发展成传统的时间概念”
。康德的时空观是一种先验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于一切的直观形式，时空意识并非从感觉和经验中得来。而黑格尔也认为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并从属于运动，时间和空间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是现代时空观的第一人。
在现代哲学谱系当中，以黑格尔的现代时空观为基础，马克思把时间和空间放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来考察，赋予时间和空间更多的社会意义。马克思把时间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等，认为人类的发展空间在于自由时间的多少，并提出了时间消灭空间的概念。
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时空问题就一直是社会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30年代，索罗金和默顿在关于社会时间研究的开山之作《社会时间：一个方法和功能的分析》中，首次把研究视角从天文时间投向社会时间，认为天文时间（即自然时间）与哲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时间不同，因此应基于社会现象来研究时间单位，所有的日历时间都是产生于社会需求并持续受其影响，起因于不同的社会属性以及广义范围内的社会互动。社会时间研究方法的引入，将有助于发现更多社会周期性发展的规律。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结合澳大利亚土著宗教文化的研究，从社会范畴而非自然范畴出发，对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属性进行了论述。
爱德华·汤普森则提出在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至关重要的特征是对时间的取向，而不是对工作任务或社会活动的取向。
米德在论述时间的主要著作《关于现在的哲学》中认为，人们行动的能量如同时间—空间变量一样，是一个持续转换的变量，因此要基于本地时间、空间基础上来衡量社会个体的行为。此外，也要把时间放在社会行动、事件和角色之中来讨论，而不仅仅是把时间看作一种抽象的框架。
爱德华·索贾通过对比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三四十年里，虽然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彻底的技术和文化变迁（包括电报、电话、电影、广播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和X光、自行车、内燃机等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当时生活的空间基础，但是这些变迁并没有反映在当时大多数的社会学理论里，而是反映在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当代社会学中的时空研究中，吉登斯在赫格斯特兰德的时空地理学的基础上，把时空理论引入了社会结构的研究范畴。在结构化理论的建构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认为关于时空观的研究才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总结了时空延伸、时空交汇、时空分离和时空分区等概念，提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这三个要素是现代性的主要动力。时空分离指的是跨越时间与空间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联合；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指的是脱离了固定场所的社会互动机制；制度性反思则指的是如何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
从吉登斯的研究角度来看，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尽管吉登斯基于现代性的发展提出了这一系列具有奠基意义的理论和概念，仍然还存有一些缺陷，比如对于特定场所或社会中具体的时空组织机制几乎没有什么分析，所有的社会时空组织都被看作是一样的；此外，没有看到现代社会里时间和空间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面，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型的社会时空分析开始兴起。
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社会”，则更像是一个比喻。作为最具独创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鲍曼在社会由现代性向后现代，也即第二现代性社会转型过程中，试图寻求转型的轨迹，并且评估这种转型给普通个体的生活状况带来的影响。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继续了前人对现代性的讨论。鲍曼认为，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流动的现代性已经以一种激进的速度，改变了时空的关系，“现代时代”已经成为征服空间的武器。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哈特穆特·罗萨
在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的“竞速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加速理论。罗萨曾援引美国社会学者孔立德的“现代性所牵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
及其他学者关于现代性和速度的论述，来阐述和分析现代社会时间结构显著改变的现状。
认为有了技术发展的助力，“加速”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当代对于时间加速的探讨，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反对或赞成速度的二元辩论。
罗萨从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三个方面，以批判的思维，分析了社会加速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变革以及“异化”现象：包括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及社会异化六个方面。
这种因社会加速而带来的社会时间、空间全方位异化现象，是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关注的核心，不过尽管罗萨在《共鸣》这本书中提出了消除“异化”现象的措施之一就是提倡社会不同阶层的“共鸣”，但从实际环境来看，如何建立共鸣，却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问题。
当我们讨论媒介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时，必然离不开城市社会学的宏大架构与微观叙事背景。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来分析。从传统的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到人类生态学，再到城市生态学的变迁，“城市空间”的理论论述和应用研究，已作为主导，不仅仅出现在新城市社会学中，也出现在城市研究的其他多种学科中。
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派进行了许多经典的城市空间方面的研究，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城市社会大规模发展，形成了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时空理论。
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如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阿莫斯·霍利等无不围绕“社会空间”这一主题观点来讨论特定论题：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论、阿莫斯·霍利的新人类生态学理论，到卡斯特的“流动的空间”论等，从城市空间中社会关系的生产，到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性推动的时间对空间的克服，再到基于共生关系推动的生态社区内部分层和功能分区
，城市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与社会空间观点紧密相连，而媒体技术的发展，则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区隔，时空的交融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创新或破坏式重构，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写了《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齐美尔，描述了新兴大都市的生活是如何在高度的计划之下精确地进行。并认为如果没有精确的时间表来安排各种社会活动，那么都市生活就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城市社会学最重要的经典作家之一，齐美尔对于“大都市”空间的研究同样具有代表性，齐美尔更注重研究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互动，他的相关著述更像是基于现代的流动模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理论界开始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社会时空的本体论意义，并将时空的存在理解为社会性的建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空间的多重属性（如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等）日益丰富，转型期的城市面临着社会时空的转向，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行。
作为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列斐伏尔的空间（关系）生产理论是对传统社会政治理论中对于空间过于简单的看法的纠正。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产品，是既实际存在又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的生活空间。“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时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
为了改变传统研究只关注时间的做法，使之转移到对空间的关注上来，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界定了几十种社会空间，如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建筑空间、构想空间、制度空间、工具空间、休闲空间、乌托邦空间等，用来验证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蕴含着某种意义的。
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将城市理解为时间、空间和人的集合体，并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而后爱德华·苏贾在对老师列斐伏尔的思想理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认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三者是有机结合的三元空间，并将之置于都市空间中来讨论，进一步提出了空间本体论等空间思想。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提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认为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和通信工具的进步，人们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都发生了改变，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多交通和交流上的便捷，即时性流动的加剧缩小了时空的距离，时间和空间被压缩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应付这种势不可当的感觉：空间世界和时间世界的压缩。
哈维的时空压缩更接近于描述，呈现的是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挑战和焦虑。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这种加速趋势，海德格尔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也预见到了，认为随着时空压缩的加剧，传统社会的“等候型文化”日渐式微，即时性电子脉冲为各种流动的空间提供了物质支撑，产生出一种“无时间之时间”，资本挣脱了时间的束缚。
作为都市社会学的主要学者之一，曼纽尔·卡斯特对于流动的空间的描述与分析，从传统互联网社会到移动互联网社会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卡斯特认为，现代社会流动空间的形成，实质上指的是信息空间的社会重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发展，信息空间正在逐渐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催生了新的都市形式——信息化城市。正如其在早期的著作《网络社会崛起》一书中分析的那样，空间转型（基于巨型大城市群的兴起）、文化转型（从基于大众媒体的大众传播到基于互联网的大众自传播的转换）带来了个体化、全球化。但个体化并不意味着隔离与社群的终结，相反，社交被网络化的个人主义与社群所重构，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网络技术就是这种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媒介，这也就是全球性的网络社会，而全球化正是其中的一种网络。
多年后，在《传播力》一书中，卡斯特重新审视了数字网络与自治文化当中的权力议题，认为社交被网络化的个人主义与社群所重构，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基于权力关系建构中权力（机构）与反权力（公民社会）的互动，新的社会运动空间得以重新建构，数字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形成了第三空间，即“自治空间”。
提出“新移动范式”的英国社会家约翰·厄里指出，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对于社会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一般把社会看成是内生性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既非时间结构，也非空间结构。但是这些理应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空间作为战略竞争资源的属性：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的交叉融合，也因此带来了更广泛的注意力争夺和认同感的竞争。
接下来，我们将综合之前回顾的时空理论，结合媒介研究，从“时空加速”、“时空分层”和“时空延伸”（社会关系生产）三个方面，对媒介特别是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社会时空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为本书的研究框架奠定理论基础。
约翰·厄里在其关于传统媒介与社会的研究中认为，相比传统社会时期固定不变的认同感，后现代社会带来了更开放、更流动的社会认同。后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迅速加快交融，电视媒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时间机制和空间机制。
此后，不同的媒介陆续扮演了重构社会时间的工具，每一种媒介被发明出来，都会延续一段时间，把人们带入新的时空认知模式。然后再由新的媒介接棒。到了传统PC互联网时代后，尼戈洛庞蒂认为，当计算机把反应时间缩减为以毫微秒计时，已经把我们带入即时性时代。这种即时性时间根源于从原子到比特的转换。
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已经进入了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地球村”模式。在这样的时空结构中，基于时间的同时性的“多媒体”应用技能，替代了传统社会中基于线性时间观的单媒体使用技能。
“时空加速”是社会时空重组的第一个前提。20世纪末，全世界开始兴起“慢生活”运动，目的在于呼吁人们从快节奏的生活中时不时停下来，享受生命本真的美好。但即便如此，“加速”仍然是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主题。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
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竞速学”理论，开创了社会科学界对于速度学的批评性分析，哈维的“时空压缩论”，指的是由于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带来的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的缩小，人们的时间概念和空间都因此而改变，流动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成为主流，人类社会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化；而哈特穆特·罗萨则通过社会批判理论三部曲《加速》、《新异化的诞生》和《共鸣》，描述并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加速给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影响，并指出，虽然加速是现代化进程的主题特征，但和加速同时存在的还有“反加速”现象，加速和减速并不完全是对立的概念，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社会整体加速前进的同时，对慢节奏生活的追求也并行不悖。
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整体节奏加快，对受众的生活结构和社会行为造成直接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时间紧迫感和匆忙感的增强，以及人们为了适应这种快节奏、多信源的生活而自发形成的多任务处理、多媒体共用行为。
因科技发展和交通发达带来时空压缩，固然会提升人们的即时感和现场感，但是也容易带来时间紧张感和焦虑感。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通过总结媒介给社会带来的“内爆”形成的“地球村”现象，这是电子媒介压缩时空的典型反映，即电子媒介的时空压缩作用。“内爆”则是电子媒介在信息传播上消除了时空距离的具体反映。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使用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主要表现为对速度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时间荒”现象和匆忙感、即时性和共同在场性的提高、复式活动
（多任务处理）的增加等。
麦克卢汉指出：“在电子媒介对现存社会形式的冲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速度与断裂。”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媒介研究。一切交换与人类联结的工具都倾向于为加速所改善。就网络与手机等电子媒介的实时速度而言，非实时则意味着等待。而在整体人类的生活节奏已然加速的情形下，在同样的时间过程中可以达致的目标或完成的事务也随之增加。
齐美尔认为，价值的实现是为某种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紧张状态，那么相应地，在实时性电子媒介为主的时代，等待所蕴含的代价也就跟着提高。故而，我们渴望随时都能够立即与他人取得联络，等待也随之更令人难以忍受。
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这是一种瞬息即变的文化，各种信息呈跳跃的、碎片化的状态极速涌来，很多人对此非常恼火又无所适从。
保罗·维利里奥多次在著作中提到了速度和加速是现代科技的发展重点，同时也是电子媒介影响社会文化的核心机制，因此，电脑会不懈地提高中央处理器的运算频率，而网络也会不断地拓宽传输带宽。
约翰·厄里以“瞬时时间”（Instantaneous time）来形容新的信息科技带来的时间体验，具体表现为：信息与想法可以实时传递到几乎全球各地；日与夜、工作日与周末的间隔不再明显，越来越多即时消费的产品与转瞬即逝的流行现象，劳动过程变化无常，实时的工作文化，缩短的劳动契约、每个人都必须培养多种技能，极端加速的生活步调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学会了以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和多媒体共用（Multiple media use）的方式，来应对信息爆炸和无时无处不在的各种干扰。乔丹·艾米等人用日记卡的调查方式，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这两个青年群体进行了调研，发现这两个群体的多任务处理和多媒体共用的特点。
通过数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媒体使用的时间上要多于高中生，而且多任务处理和多媒体共用的比例也要高于高中生。并且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多任务处理和多媒体共用是普遍的趋势，并对导致这两种行为的媒介因素和受众因素进行了探索，发现年轻人更倾向于多任务处理和多媒体共用行为，在卧室中使用媒介也容易导致多媒体共用行为。受众寻求刺激的天性也容易导致多任务处理和多媒体共用行为等几点特征。
我国学者陈力丹、毛湛文在《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中提到，新媒体的使用一方面消除了时间的距离感和空间的隔离感，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当中，享有了近距离的亲密感；同时新媒体对于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的要求，又加快了社会整体的运行节奏，造成了时间上匆忙、紧迫的感觉以及“在场的缺席”。该研究总结了时空紧张感的具体表现有：原有的日常生活节奏被打乱，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呈现出边界的重置现象；手机的使用更是加剧了“随时待命”的感觉，会时不时受到打扰；因为频繁地受到干扰，而导致拖延症的形成，凡事总是不能按时完成；上网时的多界面处理模式，既能使工作处理变得高效，同时也考验着人们注意力的集中；网络的收藏功能造成了缓解时空紧张感的假象，但其实收藏的内容常常在很久过后也不会再去看，只是给人以虚假的信息获取满足感等。在面临新媒体使用带来的时空紧张感时，如何学会平衡新媒体使用与工作学习、闲暇时间的安排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卞冬磊则从电子媒介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影响层面，讨论了时空压缩的作用。在文中，提到了由于电子传播手段的进步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互联网和手机使即时通信成为家常便饭，各种社会机制和活动常常为了追求即时性、缩短时间差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人们的认知呈现出片段化的趋势，记忆呈现出短暂化的趋势，而行动呈现出速度化的趋势。如今，人们也努力地在即时速度和慢生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而梁颐则从更为积极的视角研究了新媒体的时空压缩效应对宗教传播的影响，认为新媒体的使用会促进媒体融合，媒体的交叉使用具有互补、互动的作用，为传播者和受众带来的是时空压缩、折叠的灵活性以及随意性，能够为宗教的大范围传播提供更高效的平台，赋予传播者和受众全新的感官体验。
李勇在《电子媒介·时空压缩·文化生产》中从时空压缩对于媒介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谈到由于有了电子媒介的参与，所以原有的时空压缩现象在电子媒介主导的环境中更趋向于极致，呈现出趋零化效果。意味着对即时、流行和短暂文化的追求与强调，会使人过于沉迷当下，会造成历史感和未来感的流失。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接近，同时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他人和他国的影响，无法抗拒也无法逃脱，人们始终处于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之中。
地球村、信息“内爆”、“瞬时时间”、时空压缩、时空紧张感、复式流动、多媒体共用等，都是社会时空加速的产物，在媒介营造的无处不在的流动场景中，在人们对速度的极致追求与对慢生活的无限向往中，我们汲汲营营地、艰难而充满希望地曲折前行。
时空分层是基于吉登斯的时空分区理论，也是社会时空重组的第二个前提。指的是社会时间与空间的区域化和层级化。区域化会促进不同时间和空间区域内人们日常例行化行为的形成，形成不同的生活节律，以及基于群体差异和阶级差异的社会时间和空间分配的不同；层级化则是指人们线上、线下时间和空间的分化以及新的时空生产，同时也具有阶层性的特点。时空的分离与重组是社会前进扩张的动力之一。传统社会中，人们行动的时间和空间联系紧密。而18世纪后工业社会的时钟把全世界的时间都统一起来，空间则日益从实在的地点和场所中分离出来，成为蕴含各种象征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空间。
吉登斯借助赫格斯特兰的时空地理学，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例行行为的研究，提出了区域化的概念。区域化就是用来指某场所的时空组织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安排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之中。吉登斯把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分成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封闭区域和暴露区域等。不仅仅有使用功能上的区别，同时也有使用时间上的差异。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理论、公共时空和私人时空理论
也与此类似。关于吉登斯的时空分区理论，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诸多引申和阐释。
我国学者向德平、章娟认为，区域化不仅仅指空间的局部化，还泛指人们进行各种例行化行为的时空分区。在不同的时空分区中，人们进行不同的例行化活动。长此以往，人们的同一类行为，便在某个时空区域内定位，演化成例行化的行为模式；另外，当人们进入或处于某一时空区域时，便会自觉地表现出适合这一区域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节律。
美国学者刘易斯和威格特总结了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具有的不同的社会时间分配和空间。比如，对应个体层次的“自我时间”（Self-time）；对应非正式群体层次的“互动时间”（interaction time）；在宏观层次上，对应正式群体层次的“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对应社会文化层次的“循环时间”（cyclic time），如日、周、月、季、年等。
再比如，戈夫曼把个体活动的时间分为焦点时间（focused time）和非焦点时间（unfocused time），个体的社会活动时间分为前台时间（front time）和后台时间（back time）
。
表2 社会时间结构
正如前面提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进行各种例行化活动的时空分区，在某一时间或空间区域内，人们会呈现出例行化的行为模式，并表现出属于特定时空区域的行为节律。国外学者通过研究传统大众媒体受众的媒介使用时间规律后指出，大众媒体不仅仅是散布消息的机构，还可以帮助人们维持社会网络、参与经济活动，提供日常例行行为的基础。媒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形塑了个人在社会时空中每天的行动韵律和节奏。首先是使用媒体并维系规律的行为，例如，一出门就读报纸，开车时听广播，吃完晚饭后一定要看晚间新闻和电视剧等，通过媒体接触来形成有规律的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媒体虽然只是作为背景，但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韵律和节奏的依据。如做家务、用餐的时候听广播或看电视，泡澡时读书或看杂志等，即使并未关注媒介内容，但却习惯有媒介的陪伴。最后是把媒体本身的韵律内化至日常活动中。比如报纸版面的安排，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以及播出长度，广播节目的时段安排等，这些都是媒体的韵律，人们久而久之就会将这些原本属于媒体的韵律内化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节律当中，使自己的生活节律与之趋于一致。
吉登斯进一步指出，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后，知识与经验传递更加便利，然而“越来越复杂交织的印刷媒体与电子传播媒体科技发展才是高度现代性的起源”
。大众媒体将发生在各地的新闻集中呈现，由记者、编辑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和选取，将众多彼此发生时间相近但却没有特定关联的新闻事件介绍给大众，互不相识的读者们经由大众媒体有了同时性的共同媒体经验。远方的事件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话题，未曾亲身接触的事物却感觉耳熟能详，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大大扩展了。这种现象，吉登斯称为时间的“拼贴效应”（collage effect）。
卡斯特指出，互联网不仅扩大了“同时性”（simultaneity）、提供前所未有的立即性，且打破时间序列的线性关系，还带来了“无时间性的时间”（timeless time）。
也就是说，网络提供汇流的空间，更进一步容许不同类型、主题与内容的混杂，并具有超文本（hypertext）叙事超脱线性与循环的特质。“同时性”与“无时间性之时间”都是从传统互联网时代开始的现象。
英国学者列别农等通过研究认为，与广播和电视有固定的播放时段不同，网络服务器具有永远开放的恒时性，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入和使用，这种碎片化、无韵律的媒介接触方式，打破了人们工作和休闲的分区界限，无限制地延长了工作时间，也把工作的空间延续到了生活空间中。
我国学者刘燕南在早期的研究中，把分离性作为媒介的时空特性之一，认为媒介的时空特性包括有限性、抽象性、规则性、分离性以及组合性五点。认为事物都是客观统一的整体，而媒介内容则是事物从时间到空间都整体分离后的结果。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适当的描述和反映。
而学者刘少杰分析了网络社会所引起的社会空间的双层化现象，认为网络社会既是现实性很强的社会，又具有跟传统社会不同的特质。传统社会为“在场社会”，网络社会则是“缺场社会”，在场与缺场同时并存，使当代社会空间发生了双层分化，并且这种双层分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化，而是具有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网络的“缺场空间”是超越了诸多条件或环境限制的信息流动空间，同时又同“在场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虽然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有诸多的不同，却不能据此认为其是虚构出来“虚拟社会”，因为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种种行为与思维，正在越来越大地扩展到线下的现实社会，并对社会共识和情绪共振形成导引和助燃作用。
学者郑中玉等认为，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促进了社会交往和互动行为的时空分离（sepe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实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在这一过程中，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全球性事件与地方性场景的交织，构成了一个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的空间
。
而唐爱琳则通过对微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信任关系的分析，认为微博发展的动力机制得益于时空分离和脱域机制，微博的快速发展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脱域再嵌入的最好体现，人们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时地进行信息获取以及交流互动。
所以，时间的区域化和社会空间的分层是时空分离的体现，也是时空重组的前提之一。时空分区效应的产物即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时空区域的例行化活动、行为方式和行为节律。受媒介使用影响，人们会将外在的集体节律或媒体活动的韵律内化至自己生活的节律当中，从而和集体节律保持一致，形成属于不同群体的时间分配特点或是阶层时间差异，也或者按照媒体内容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自我时间和制度时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交融。
时空延伸是社会时空重组的第三个前提，表现为人们生活空间功能的异化和扩展，以及空间关系的生产，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积累。网络社会，无论是传统PC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都促进了社会空间关系的再生产。
吉登斯认为，人们应该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如何在结构上融入具有广泛时空延伸的系统。即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系统，是如何在广袤的时空范围中伸展开来的。列斐伏尔反对纯自然空间的观念，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同理，福柯也把当代的社会空间理解为“基地空间”，认为社会空间的本质是关系生产。基地（site）指关系空间或关系网络，如咖啡馆、电影院、海滩等。而住宅、卧室等这些封闭或半封闭的休息场所，实际上都凝结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延伸，即在共同在场的场景下，人们的互动系统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延伸、扩展的过程、结构和系统。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受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社会时空关系日益抽象化，时间成为钟点时间，空间成为生产的要素，人的行动明显具有即时性特征，时空的边界模糊了，通过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开始连接到外部更广阔的区域，整个时空发展主要表现为线性化延伸趋势。并且，时空延伸不是一种观念模型，而是一种实践结构。
时空延伸的交界面可以理解为私人性或公共性的“场所”（locale）、“场景”（setting），这里的场所、场景还可以理解为人身与自然地点分离后的关系网络，即关系空间，空间生产的内容就是关系网络。综合吉登斯和列斐伏尔、索贾等人的观点，在本书中，媒介的时空延伸效应不仅意味着时空领域的功能的扩展，还包括空间关系的生产。
从媒介研究角度来看，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的概念，正是基于媒介的时空延伸功能属性提出的。莱文森认为，任何一种新出现的媒介都是对旧媒介或者某种旧功能的不足的弥补或是扩展。媒介的进化都伴随着功能的延伸，也会把受众引入新的时空领域。并指出，手机是一种完全摆脱了场所束缚（room-leash）的媒介。传统PC终端限制了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时间和场所，而手机则可以不限时间、地域随时接入，手机的普及使用使人们真正实现了所谓的无时空界限或天涯若比邻的媒介发展目标。
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手机具有“时间软化”（softening time）功能，即手机的使用对人际关系的协调作用：由于人们可用手机随时随地与人保持联系，这种灵活而即时的通信功能使得迟到、等待等情况不再是令人焦虑和无聊的问题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使用带来的时空的软化或缓和，其实就是鲍曼所谓的液态的社会关系，是流动性的、灵活的和柔软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鲍曼所谓的“液态的生活”（liquid life）在手机普及以后才得以真正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
雷蒙德·威廉姆通过“流动的藏私”概念，来比喻电子媒介环境下工业社会人际关系所呈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交错现象。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交叉和越界现象更为普遍。有学者分析了手机对于时空的“边界重置”功能，认为手机这类移动设备是个人化的媒介，因此潜在地将公共与私人的沟通活动都耦合在了一起，打破了既有的公、私领域区划，并使得空间与时间的“边界重置”（boundary rearrangement）成为可能。公共活动与责任也可以并入家庭生活的节奏中，而私人关系也可以被整合入公共领域中。
我国学者刘少杰特别强调：在互联网引起的各种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时空扩展。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差异性和扩张性为特点，社会节奏在加快，信息内容迅速膨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乡村小镇也出现了明显扩张，甚至家庭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内容也获得了空前的扩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和心理状态。线下现实生活中的群体行为，在一定的条件允许下，也可以发生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从而产生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
郑中玉总结道：电子媒介重新整合了空间与地域的关系，信息流动空间推动了社会行为的重组。并且，时空分离具有全球化纬度时空的延伸和地方化纬度时空的重构两个纬度。时空分离的双向纬度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的脱域与再嵌入、全球化和本土化以及网络社区和本地社区的融合等，通过对北京“回龙观”线上社区和线下社区的研究，指出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会消除虚拟社区带来的孤独感和隔离感等负面效应，发挥再地方化的时空重组效应，重建社会关系社会网络。
张潇潇、尉天骄认为，手机对时空的延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人际传播双方必须同时在场的空间限制消弭于无形，地方空间为流动空间所取代；二是将人与人的“点对点”传播扩散至“点对面”传播；三是手机在信息传播上的同步性、伴随性和异步性。即时接受和动态传播的特点都赋予手机更多媒体的功能。
王斌指出，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机制，经历了一个“家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媒介与人之间的距离的缩小。新的移动媒介持续不断地对个人的生活进行入侵，在各个层面上，新的社会组织和连接正在形成；随着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记录并进入信息流通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正如吉登斯所预言的，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电子媒介生产另一类社会交往空间，新的社会关系也因此产生。
肖荣春通过对时空理论的梳理和微博自媒体的研究，认为“自传播”的兴起对旧的传播空间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新的传播生态和传播文明正在孕育过程中。“自传播”把每个参与的个体都卷入了流动的空间关系中。
近年来，短视频、Vlog等经历了“火山爆发”式的增长，进入了深度整合与发展时期，在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空间的过程中，短视频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化”作为底色，进入公共传播空间后，生活化也是一种基本的表达策略。
彭兰的研究指出了移动短视频媒体的本质，即生活化媒介向公共传播媒介的延伸。
从最初作为传统大众媒体补充的“补偿性媒介”，到“时空软化”以及“边界重置”“社区再造”等多重功能的增加，再过渡到“家用化”和“生活化”媒介，最终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公共传播媒介，手机作为“流动的藏私”的融合型媒体，也赋予人们社会及生活空间新的功能，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空间关系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