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仔细想来，笔者迄今出版的关于信访问题的4部著作（3部独著，1部主编），最终都试图回应国家建设、国家治理问题。

大约10年前，笔者在《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一书中提出：农民上访研究要“找回国家”，要从社会中心范式转换为国家中心范式，探讨国家在农民上访中的角色和作用。在该书的结语部分，笔者还就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并回应了国家转型的政治学命题。该书曾展现了笔者的一点学术追求：通过对农村基层信访治理机制的探讨，呈现出当前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现状及其逻辑，在此基础上回应在一个去集体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时代中如何继续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建构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走向问题，从而尝试建构出一种关于农民上访的国家理论。

当然，该书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有：一是未能将国家变量进行操作化，国家在分析论证过程中仍然显得比较笼统、模糊；二是更多的以西方国家理论为参照，而对中国国家的特性理解不够；三是片面强调农民对国家权力的削弱作用，在分析时仍然沿循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此强彼弱的思维。

《治理基层中国》一书的主要田野调研单位是乡镇，兼顾村庄。该书完成后，我曾设想将自己的研究主要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往上，从乡镇上升到县域，研究县域信访治理问题；二是往下，从乡镇下沉到村庄，以村庄社会为基本单元理解农民上访。如此，便可尝试将县、乡、村打通，形成信访研究的“三部曲”。这一设想也得到诸多师友的鼓励和支持。此后，我曾经在华北某县信访局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但是，由于随后各种原因，我逐渐放弃了围绕县域信访治理撰写专著的想法。相较而言，村庄中的上访故事较为平和。所以，我继续践行着之前将研究单位下沉到村庄的设想。

在此期间，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时发现，信访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信访制度的诞生是以“群众”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访制度脱胎于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而学界仅有少量关于群众路线与信访制度关联问题的论述，远远谈不上系统和深入。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尝试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研究信访问题。

在随后的数年，笔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并于201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人民政治：基层信访治理的演绎与阐释》。该书也将信访问题放置于国家当中去理解，提出国家、官僚制与群众的分析框架，认为信访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官僚制与群众三者间关系的问题。“公民”逻辑与“群众”逻辑的此消彼长，不仅仅影响到信访制度改革取向问题，还攸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道路的选择。国家需要在“群众”逻辑和“公民”逻辑之间寻求平衡点。国家、官僚集团与群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国家的选择。

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个体政治角色经历了从臣民、群众到公民的演变。然而，个体政治角色的变化并不是一种线性替代关系。对中国个体政治角色变迁的研究，实际上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念，深深地渗透到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公民权利的成长，并不意味着群众路线的退却。公民观念与群众观念并不是一种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而是共同延存于现代国家建构之中。

2017年，笔者主编出版的《华中村治研究》（信访专题卷），标题就定名为《信访研究：国家治理的视角》。该书收录了华中村治研究学者有关信访问题的部分成果。该书出版时，适逢“国家治理”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话题。我们也意识到，信访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或者制度问题，而且跟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将信访问题放置于中国国家治理进程中去考量和探究，就非常必要。

本书《国家性、地方性与基层治理》，采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对国家塑造农民上访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探寻国家治理的深层密码，描绘中国国家特性，总结国家构建的微观经验和机制。本书尝试提出“复合型国家”的建构路径，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合型国家。一方面，国家越来越注重引入和创建现代治理规则，另一方面，传统规则仍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传统规则与现代规则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塑造国家治理的形态。它在形塑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的同时，也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之路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以上4部著作，都将信访问题与国家关联起来，这一结果，虽属“无心”，却为“有意”。说是“无心”，是之前未曾想到对“国家”问题的关怀会在笔者的信访研究中一以贯之。谓之“有意”，也许是因为它至少跟笔者的政治学学科背景分不开。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在西方，有关国家的论题涵盖极为广泛，包括国家形成、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建构、国家转型、找回国家、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在国内，学者们对中国国家成长、国家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基于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和实践，提出和建构了本土的国家治理理论。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自觉。

笔者多年来从事信访研究的学术旨趣，就是探讨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理解中国政治。当然，国家理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关文献浩如烟海，绝难在短时间内读深、悟透。不过，以“国家”为关怀的旨趣至少表明，我虽以信访问题为研究对象，但尝试思考和落脚的却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走向的宏大问题。以小见大，从“小切口”探讨“大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本书《国家性、地方性与基层治理》是这一学术路径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