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这一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体现出坚定的文化立场、强烈的文化问题意识、浓厚的文化情怀、宽阔的文化视野，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攀登新的时代高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诚如学者所言，“习近平总书记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文化频率最高、篇幅最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 而任何一种理论，乃至任何一种学说、主张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经典论断，客观决定主观，认识源自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出发点便根源于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根源于中国人民的客观现实诉求。古往今来，有关文化的思想理论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精彩绝伦，乃至精深博大者，但或为所谓纯粹的理性建构而失之于实，或为所谓精致的精英主义情志而失之于诚。真正直面当下人心需要，并有勇气一肩挑起普罗大众生命需要的文化主张却并不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述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者。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而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批评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016年4月19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进而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2016年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更是重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由此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述乃以人民的现实需要为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民心是其理论的灵魂与精髓。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法律制度及文化法律治理，便不仅需要遵循文化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规律，更需要持守人民的立场，将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及文化制度与文化治理的需要，融入文化的法律制度建构及文化的法律治理完善当中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此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述的源流脉络梳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分尊重，多一分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名，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总书记之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看重，究其原因，正如我国《宪法》开篇所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这既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基本国家事实，更是作为中华民族后来人的我们所无法回避的历史传承责任。也正是因为如此，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乃正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国家根本任务条目。这是从法文义逻辑上，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华文明古今关系的完整法规范述事结构。亦即八二现行宪法“拟议中的宪法所规范、塑造之政治体，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的共同体。” [3]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儿女的革命斗争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全民族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形成了一部反对不公，反抗侵略，追求富强民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革命斗争史。中国革命文化真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的高度文化凝聚，展示了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国革命文化。 [4]
也正因为如此，现行宪法开篇不仅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更明确指出，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其中所形成的诸多文化内涵也早已融入今日中国的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当中。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便成为今日中国一切国家机关工作和国家权力运行的根本宗旨，也是今日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最初政法伦理精神。又或如作为今日国家机构改革基本目标之一的机构精简原则，便可追溯到革命年代的精兵简政。而今日中国的党内法规建设，其诸多理念精神更是一秉乎革命时期所形成的诸多法纪原则和纲要。另外，时下各种以红色文化为题的公共文化乃至私人博物馆场，同样也是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设施。诚如学者所论，“中国革命文化所具有的推动力，能让华夏儿女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 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主义文化法治所调整和规制。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是因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是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又要取各国文化所长，弃其糟粕，不断创新融合，使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而言，面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性的重要体现；面向世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放性的重要体现，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需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文化交融整合、吸收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创新性的重要体现，须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指导文化建设面向未来。
具体到今日中国的文化法制体系建设，便须在笃定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恢宏包容尊重的中道精神，敞亮包容大气的人文情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文化创作，保障文化权利。更要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法制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努力开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光明的前景，以文明的未来复兴文明的国家。既要敢于同外来错误思想理论做斗争，也要敢于同外来正确思想学说共融合，坚持两条腿走路，勇于斗争，勇于融合。在斗争与融合的两手功夫当中真正恢宏文化自信的中国力量。
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又多次提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又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文化自信得到特别的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并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事实诚如学者所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因这种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使异域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涌入，是当今中国文化自信的多重保障机制。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着多重的挑战与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以全新的方式出场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加以否定与虚化。”因此，“新一代领导人深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内在机理和理论形式背后的政治诉求，力图对其本质加以揭露并从根本上解构它，以构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石与政治共识。” [6]
但说践行文化自信，则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同时让世界优秀文化走入中国，逐步形成以发展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为主，积极吸收外来有益文明成果的文化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中国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 [7] “且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当今文明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发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思考，形成了世界文明观的基本轮廓。这种文明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以交流互鉴为重要动力，以多元平等为基本特点，以包容共享为根本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崭新的文明观预示着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基本遵循。” [8] 这就要求我国的文化法制体制建设，一方面须以捍卫国家文化安全为己任，另一方面又须方便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夯实对外文化交流的法律法规保障制度，构筑对外文化交流的制度性渠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更是高度重视，早在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便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谈到，“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社会主义文化法制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中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治理问题，是涉及文化领域中的法律规制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文化法制改革和完善便当以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为指针和方向。同时，作为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主义法律科学，其研究也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也须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价值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多有论述，如说“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甚至有学者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可以考虑用‘共有、共治、共享’作为主题表述”，因为“‘共有、共治、共享’中蕴含的更加普遍的内核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才会有共有、共治、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天下为公。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也是能够在国际上推得出、叫得响的合适口号，因此直接推出这个主题有利于与国际接轨” [9] 。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对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其内容之一即是在第二十四条内容中增加“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不仅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战略举措，而且是我国宪法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选择。 [10] 同时这也就成为公共文化治理领域当中必须遵循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原则。甚至如学者所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依托宪法主权协商结构，以执政党的道德秉性发扬、国家目标动员和群众路线方法，推进家庭、社区等伦理实体对主权结构的濡化，将主权的正当性逻辑延伸到价值多元时代的意识同一性、精神凝聚性和文化公共性的意义构建，并凝聚为‘国家—社会—个体’三元同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精神文明的实质载体。” [11]
“文化的中轴与灵魂是价值追求，文化对文化人来说最重要的体现是高尚道德情操的养成。” [12] 早在2001年，我国便已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良法善治”的基本理念，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2015年考察山东时又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并最终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正式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诚如学者所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离不开“道德建设”即“人的建设”。 [13] 其实，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本就孕育于特殊的社会道德母体。正所谓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而道德是最崇高的法；道德是法的正当性来源，法需以道德为合理性依据；德治为法治提供精神理论资源，法治为德治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均说明了德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建立在民众已经具备基本道德素养的基础上，如果民众没有认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也就不会尊重和遵循法律。” [14] 文化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便更需紧密围绕德法互济的目标，坚持德法兼治、引德入法，在高度尊重中华文明道德传统的基础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制理论与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就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集中体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14年10月2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等讲话或文件中，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体系，即习近平文艺观。” [15]
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有利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得以弘扬的文化法律制度建设。一方面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创新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方法。如说“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16] 。另外必须通过优化创作环境来保障文艺创新，即“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17] 另一方面必须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首创精神。在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尊重文艺创作自由，确保公民文化权利最大程度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通过文艺引领丰富人们的精神力量，同时主张人民大众来评判改革发展成果，体现了鲜明的认同性” [18]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然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改革与完善从根本上来说还涉及一个所谓“文化公平”的问题。实际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又指出“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而在这“三个公平”中，权利公平是核心，机会公平是前提，规则公平是必要保障。 [19]
目前，文化事业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也已然成为完善我国各项文化制度的重中之重，成为完善我国各项文化制度的具体抓手。虽已初步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法律制度格局，但各中法律制度，特别是各中法律治理还亟待体系化、系统化、精细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制度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清晰化、衔接化；文化立法中立、改、废、释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细化，甚至“进化”；文化综合执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制度化和效力化。文化市场的法律规范治理亦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外文化交往交流的法制化服务亦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成形。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法制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