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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将尖底瓶的研究历程分为发现与初始研究阶段、深入研究阶段和实证研究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尖底瓶的研究均涉及形态演变、制作工艺、功能和使用方法三个方面。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实验考古、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成果的交叉使用，尖底瓶各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相关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首先，有关尖底瓶的形态演变一般认为仅有一个序列。
虽说基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陇县原子头等遗址的地层序列，尖底瓶从杯形口经葫芦口、重唇口发展为喇叭口的演变特点基本可以成立，但不够全面准确。尽管宝鸡福临堡及高陵杨官寨遗址所出尖底瓶均以规格大小等分为两型，
也有学者注意到尖底瓶存在有耳和无耳的区别，
但却都未就形态演变序列及不同类尖底瓶使用功能方面的差异展开讨论。诸多发现证实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关中地区的尖底瓶就有大小之别。河南、山西等地的考古资料虽然较为零散，但出土的尖底瓶也明显具有大小差异。尤其河南地区大型尖底瓶的容积不仅是中小型的2—4倍，而且两者的演变特点也不完全一致，明显不宜等同视之，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其次，关于尖底瓶的制作工艺研究。尽管有综合性、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工艺有了一定认识，如以手制为主，可能采用了慢轮修整技术。其中制坯技术又包括捏塑法、泥条筑成法、泥片贴筑法等多种形式，不同器类的成型方法不尽相同，
但尖底瓶是仰韶文化陶器中形态结构最为复杂的器类，其制作工艺也应较为复杂。学术界对尖底瓶的成型工艺虽有研究，但始终局限于成型工艺本身，并未将工艺本身与尖底瓶的形态结构、使用特点联系起来。而制坯成型工艺是否会影响到尖底瓶的形态结构及其使用特点，本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目前的研究普遍立足于制坯技术本身，极少针对特定器类的成型工艺，难免不够深入细致。在此背景下，对尖底瓶的制作工艺特别是成型工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最后，人们对尖底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基于研究对象和学术视野的局限性，人们对尖底瓶的关注往往局限于半坡遗址或者半坡类型。对于考古学者而言，尖底瓶多与夹砂陶罐、泥质陶钵等形成较为固定的随葬品组合，似乎构成了水器、炊器和食器的日常生活用具组合，符合“事死如生”的随葬观念。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而言，也许半坡博物馆的展示与传播功能，就是借以了解考古发现的主要途径，而其他的考古现象则不易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仰韶中晚期常见的大型无耳尖底瓶，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尖底瓶消失的原因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人们往往只关注尖底瓶的外部形态结构，而忽略了考古出土状况以及尖底瓶内部结构特征等方面的考察。曾有学者指出，半坡遗址出土的大型尖底瓶，器底部分多附着泥土，地面上也发现有大口尖底的坑穴，尖底附着的泥土应系埋藏于地下所致。
《西安半坡》报告中缺乏相关的内容，但据《半坡遗址画册》所发表的尖底瓶（未注编号）彩色照片来看，尖底外壁特征明显不同于双耳以上，显然附着有褐色的埋藏痕迹。然而，尖底瓶在居址中的出土状况及其所保留的使用痕迹等，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基于上述局限，关于尖底瓶功能和使用方法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而尖底瓶作为酒器或礼器的观点，既有古文字的依据，也有民族学和国外考古发现的依据，包括近几年学者对陕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尖底瓶做的残留物分析，都表明尖底瓶与酒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系，似乎较为合理。然而，这些依据更多的只能看作间接证据。尤其地中海沿岸地区发现的尖底瓶，一则绝对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二则是酿制或盛放的是葡萄酒；而葡萄酒传入中国腹地一般认为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所以还不能直接说明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一定就是酒器。而且作为酒器，尖底瓶在酿酒工艺的哪个环节使用、如何使用？为什么唯独仰韶文化使用尖底瓶而之后就消失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并没有获得合理的解释。
最应指出的是，上述各方面的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前人的研究中却存在割裂现象，鲜少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针对尖底瓶功能和使用方法的研究，研究者受制于自身专业和研究视野的局限，认知结果往往趋于片面。即便是近年来残留物分析技术勃然兴起，但检测结果只能证实，尖底瓶与酒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却无法解释尖底瓶的形态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尖底瓶成型工艺的研究亦是如此。因此，本书拟将尖底瓶的形态演变、成型工艺和功能及使用方法等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全面剖析尖底瓶。
考古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透物见人”，进而希冀能够复原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痕迹，揭示人类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变迁，找回人类失去的记忆。特别是对于史前时期而言，考古学研究可以帮助突破人类记忆的盲区，打破传说的局限性，更深入地挖掘历史信息。考古学文化是十分复杂的综合体，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研究，才能最大限度地揭示文化遗存的全貌，仰韶文化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尖底瓶全面透彻地研究或能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地质汇报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版，第11—21页；安特生：《河南史前遗址》（英文版）， BMFEN ，No.19，1947，pp.109-110。
[2] Wang，Jiajing，Li Liu，Terry Ball etc.，“Revealing a 5000-y-old Beer Recipe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3，No.23，2016，pp.6444-6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