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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是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科交叉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复杂性科学包括早期的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人工智能，以及后期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复杂性科学至今带给科学研究巨大的变革，其主要归因于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创新和变革。
协同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郝尔曼·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协同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并于1971年与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合作发表“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提出“无论何种对立的双方，只要在同一个统一体内，在同一目标下，都存在着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同年，协同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到1977年，哈肯教授正式发表了《协同学导论》一书，建立了协同学的理论框架，学科初步建立起来。1983年，哈肯教授又出版了《高等协同学》，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理论等为基础，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的方法，通过分析类比建立数学模型，描述事物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规律。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近二十本关于协同学的专著，协同学正式建立起来。
协同学是研究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质变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共同规律的科学，其中核心议题是探讨支配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结构或功能的自组织形成过程的普遍原理。哈肯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和无序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相互转化，无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由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如果在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产生合作效应，系统便处在自组织管理状态，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在自然科学中，无论是数学关系的和谐之美，还是物理的守恒定律，再到化学和生物的大小分子协同效应，都证明了运动的和谐性与协同性。
因此，协同学是描述各类非均衡相变的条件和规律，研究有序结构形成和演化的机制。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过程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协同系统在一定条件下会由无序转向有序，主导因素在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通过非线性的相互关系而产生协同效应。系统从无序转变为有序所需具备的前提条件包括：（1）系统最终演变的状态或结构从始至终都受到序参量的影响，序参量还起着支配子系统的作用。（2）系统内子系统间的有机联系和积极配合是系统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当系统关联作用占主导地位、子系统之间形成协同时，系统才能呈现出一定的有序结构。（3）除了系统内部协同作用机制外，还需要外部环境提供适当的控制参量，为系统自组织结构的形成与有序演化提供保障。（4）反馈机制的系统实现有序的重要保障。任何一个开放系统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都离不开反馈调节。
所谓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多个不同种类资源或主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特定目标的过程与能力。协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当技术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人们就越来越希望技术能够提供更多东西。协同可以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协调各子系统，协作产生拉动效应，推动整个事物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这种事物之间相互属性的增强、向积极方向发展的相互作用即为协调性。哈肯指出：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是产生“1+1＞2”的协同效应。随后管理研究者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企业管理中的各个领域，如产品研发、企业价值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互补或竞争企业的产品设计、制造、销售领域等。在传统的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之间存在（ n -1）/2个协作点，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之间就存在 n ×（ n -1）/2个协作点，因此协同创新的网络节点比传统创新的网络节点多了 n 倍，这就是协同效应网络节点的解释。
多元化战略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人力、设备、资金、知识、技能、关系、品牌等资源的开放共享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市场风险以及实现规模效益。哈佛大学教授莫斯·坎特甚至指出：多元化组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获取协同效应。协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不同学科都在不同的侧面研究协同现象，其提出的协同、有序度、快变量、慢变量、序参量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协同创新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整体性。创新生态系统是各种要素的有机集合而不是简单相加，其存在的方式、目标、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2）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创新具有不同性质的协同，它们遵循着不同的规律，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3）耗散性。创新生态系统会与外部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流。（4）动态性。创新生态系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5）复杂性。组成系统的各要素比较多，且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
科技、市场、文化是协同创新的三种驱动力。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推动了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之间的合作，技术的多元性又有利于促进企业家实现创新、增加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以及技术的多元性共同驱动了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不仅需要科技、市场外部驱动，而且需要文化的内部驱动。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软的驱动力，它影响到各个合作主体能否进行深层面的合作，缺少精神内核的协同创新必将是貌合神离的协同。科技与市场是协同创新的硬驱动力，文化是协同创新的软驱动力。
协同创新过程的激励及价值创造机制主要包括创新知识价值的创造、交易成本的实现、创新风险的分摊以及利益的分配四个维度，而它们并非按照以上时间顺序依次产生，四个子过程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相伴而生。作为创新组织的高级形式，协同创新的价值创造机制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有清晰地把握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中的运行机理，才能在控制风险水平和创新成本的基础上去实现最大化创新价值，进一步提升创新系统的绩效，体现协同创新的优越性。
协同创新的共享机制主要是在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等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之间，通过协同创新共享平台，进行跨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共享，包括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科学设施资源共享、科研人员开放式交流无间合作等，其核心就是协同创新通过共享进行知识创造的过程。协同创新的开放共享机制是调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深度合作的开放创新、提高创新效率的基石。
在实施协同创新模式之前，需要政府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尚未成型的资源协同创新进行引导，激发创新需求的外部需求驱动机制，实现突破性进展。协同创新平台在遵循“整合、共享、完善、提高”原则的创新资源和要素之间的有效汇聚整合，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活力，实现各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深层次合作和价值创造，从而引领创新活动的开展。协同创新平台是成功实施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坚实后盾。
协同创新的绩效用来衡量合作创新活动的实施结果。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是一套能够充分反映大型跨组织协同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并且相互补充的指标群体。在这个指标群体中，指标的设置、如何设置将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又关系到协同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关系到创新能力的构建和创新机制的完善。
[1] William Lazonick,“Financialized Corporations in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U.S.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47,No.3,June 2018; Kisoon Shin,Daeho Lee,Kwangsoo Shin,Eungdo Kim,“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U.S.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ased on Open Innovation Types”, 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Vol.32,No.3,June 2018; Beum-Nyun Kim,Nam S.Lee,Jong-Hyun Wi,Jong-Keon Lee,“The Effects of Slack Resources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Kore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 gy Innovation ,Vol.25,No.3,August 2017；徐怀伏、司洋：《医药企业关于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分析》，《中国医药技术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7期；张兆晖、茅宁莹：《关于评价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思考》，《中国新药杂志》2006年第6期；曹湘博、曹锦丹：《面向医药企业的个性化专利信息服务模式探讨》，《情报科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