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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是社会结构优化的信号。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并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积极推动意义。随着这个群体规模继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为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中国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迈向橄榄型分配结构仍有发力空间。而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是让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自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启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征是社会“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发育成长。处于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这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既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压舱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及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等较具权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评估了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分析了其基本特征及其背后所潜藏的一些隐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概念不同，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以收入为单一维度和测量标准的群体划分方式。从国际上通常使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来看，主要有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两种。综合李春玲（2016）的研究表述，这两种测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相对标准模式是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数比例增减情况，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其中被广泛采用的绝对标准模式以世界银行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或10—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者。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为上限。
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以及本书的研究目的，采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方式是绝对标准模式。由于中国地区差距较大，因此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莫衷一是。但是，从全国层面上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的范畴标准，对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特征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因此，参照官方和学界划定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方法和标准，借鉴美、日、韩等其他已经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国家同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收入水平，在兼顾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或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6.7万元）这一收入区间作为当前一段时期评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依据。
按照这一标准，基于中国综合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抽样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约3亿，占全社会总人口的21.9%。此外，高收入群体约0.2亿，占全社会人口的2%；低收入群体10.3亿，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6.1%。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布结构见图1：
图1 基于收入分布的中国社会结构（2013）
此外，从过去这几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每年保持约1%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这一增速推算，预计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达到40%，初步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建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发展目标。
尽管从数量、规模及增速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逐步成长和壮大。但是，从总体社会结构，既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城乡分布、教育程度、行业和职业分布以及生活方式等衡量中等收入群体质量的维度上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还面临着一些挑战，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存在一些结构性瓶颈，这些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上：
（一）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尚小，在收入结构的底层累积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潜质层，他们集聚在中等收入界限的边缘，如果辅之以政策和制度扶持，即可在短期内顺利步入中等收入群体。据统计，在中等收入标准下限下方1万元区间（人均收入2.5万—3.5万元），中等收入潜质群体规模达到1.6亿人。如果这部分人的收入能提高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4.6亿人，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将提高到34%；而在中等收入标准下限的下方1.5万元区间里（人均年收入2万—3.5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潜质层的规模达到2.5亿人。根据李强等人（2015、2017）的研究，这些中等收入的潜质层主要包括技术工人、个体户、农民工等。如果这部分人的收入能提高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达到5.5亿人，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将达到40%，如此，橄榄型社会的分配格局将初步形成。
因此，如何从政策上扶持这些庞大的中等收入潜质层实现顺利过渡，是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着力点，也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统筹规划的关键议题。
（二）从城乡地域分布上看，中国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差距较大，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差距呈扩大趋势。如图2所示，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共7.26亿，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2.2亿，占城镇总人口的30.3%；农村人口约7.7亿，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0.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
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在2010年就已高达41.48%，率先实现了“橄榄”型社会结构。也正因如此，全国各地人口源源不断往这些地方聚集以谋求生存和发展机会，以实现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图2 中国城乡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情况（2013）
根据李强和王昊（2014）的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正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结构迥异，差距日趋拉大。
从城市内部结构来看，低收入群体较多聚集在中等收入下限的附近，中等收入潜质群体占多数，因此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后劲；而从农村内部结构来看，不仅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极小，而且中等收入潜质人群较少，发展后劲不足。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资源分布和发展机会地域分布不均衡。
（三）从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构成来看，在这一群体内部又形成了新的结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大部分集聚在中等收入的下层部分，其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其不下滑。如图3所示，如果将中等收入标准区间再三等份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上层占5.62%，中层占19.2%，下层占75.25%。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中的75.25%，约有2.3亿人还停留在中等收入的下层，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还很不稳定，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其不下滑。
图3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图示（2013）
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阵痛期里，各种经济社会风险往往相互叠加作用于这个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下层极易掉入底层，从而产生群体性社会剥夺感。因此，采取措施保护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下层，是建设橄榄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从受教育水平、职业和行业分布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较低，且大部分聚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及社会服务业领域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过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以初、高中学历为主，占比近60%，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23.3%；而从行业和职业分布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制造、批发零售、建筑、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市场营销员、售货员、司机、行政人员、办公室职员、厨师等传统职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就职领域，而以信息技术、教育科研、医疗护理、咨询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领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低（见图4）。因此，发展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措施。
图4 职业分布（2013）
图5 行业分布（2013）
（五）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来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生活与理想意义上的中产生活尚有差距，消费水平低。如表1所示，理论上讲，中等收入者应在收入、财产、消费结构、社会保障、休闲娱乐和社会心态等方面达到以下标准，才能维系和支撑体面的生活方式，从而真正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消费引擎”和“社会稳定器”作用。
表1 中等生活水平标准
然而，从2013年全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看，在收入达标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大部分尚未达到中等生活水平。数据显示，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财产储备达标的仅占4%；消费结构达标的仅占23%；社会保障达标的占23%；生活方式达标的仅占15%；主观态度达标的占68%。这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还处于成长发育过程中，其生活方式还比较落后，消费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心态也不够成熟和乐观。因此，要想充分彰显理论意义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引擎、社会稳定器和主流价值载体”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还有待从收入提升、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等多方面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品质。
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述显著特征实际上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遭遇了诸多结构性瓶颈，这很大程度上延滞了中国建设橄榄型社会格局的进程，制约了社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壮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统筹布局：
（一）适时启动中等收入群体培育计划，助力徘徊在中等收入下限边缘的2.5亿潜质群体顺利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上文分析中已指出，目前在中等收入下限以下的1.5万元收入内，聚集了2.5亿中等收入潜质层。这一中等收入潜质层是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部分。研究表明，这一潜质层主要包括技术工人、个体户、农民工等。众所周知，针对中国近8000万的贫困人口，党中央启动了“精准扶贫”战略，并在2020年实现全民脱贫。
而针对这2.5亿中等收入潜质群体，目前尚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未来10年是中国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期，因此应当瞄准这些中等收入潜质群体，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启动较为精准有效的中等收入群体培育计划，有针对性地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中等收入潜质层顺利步入中等收入群体。
（二）酌情实施国民收入增长计划，普遍提升全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从整体上发展壮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研究显示，近40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68%下降到2010年的41%，尽管2010—2015年期间有所上升，但并不明显，2015年才达到45%，2015—2020年期间再次下降，2020年达到41%。而在同等发展阶段的美国，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从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居民所得约占53%，而到2015年，中国居民所得占46%，减少了7个百分点。假设近25年来维持居民、政府和企业的财富初次分配比例不变，大约有10万亿原本应该分配给居民的财富分别流向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由此可见，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少，这是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的根本原因。按照2015年GDP和人口规模估算，如果企业出让4个百分点的利益，劳动者的税前年收入将增长3000元；如果政府出让3个百分点的利益，劳动者的税前年收入将增长2250元。两者合计劳动者收入共增加5250元，将有2500万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将提高2个百分点。
因此，整体上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尽快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实际上，在日本、韩国等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其历史上都曾有过国民收入增长计划，出台了相应的社会培育和保护制度。例如，1960年日本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该计划下，日本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了社会保障，完善了养老保险金，提高了健康保险付给率，增加了公共投资，等等。正是在推行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培育了近1亿“中产阶层”，成功实现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因此，建议国家酌情实施国民收入增长计划。
（三）利用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城乡资源共享互补平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特色小镇，统筹城乡发展，弥合区域差距。
从前文所述现阶段中国收入分布结构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城乡分布特征上可知，城乡、区域差距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社会结构的基本障碍。研究表明，“城市—农村”，“大城市—中小城市”四个世界的割裂导致中国资源和机会结构的畸形分布，由此造就了一些相互隔离的社会群体。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留守村民，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留守村民一方面缺乏职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大量土地和房产等闲置资本却不能转换为资产收益或创业的资本，因此陷入“僵局”无以自拔。二是进城农村人口，这一群体虽然年富力强，但由于职业技能缺乏，只能在城市从事中下层的职业，缺乏上升渠道，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其人力资源得不到较好开发，因而多数处于中等收入潜质层。三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城城流动人口，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但缺少与现代产业相匹配的职业技能，但中小城市的职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又普遍不能满足其发展预期。这意味着城乡和地区差距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错配，各个群体所拥有的优势和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和充分交换。
为此，迫切需要利用现代信息、交通和物流技术，搭建城乡资源共享互补平台，创新城乡社会资源交换机制，使各类群体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资源互换，实现增值，从而享受到自己所期望的另一个世界的资源与机会。比如，应探索让农民将土地、宅基地转换为资本和资源的机制，使得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有机会从土地中释放出来，通过土地入股或扩大经营等方式实现收入增长。此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特色小镇，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近城镇化和充分就业，推动“人的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弥合城乡差距。
（四）搭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育与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社会服务业相匹配的人才队伍，打造服务业领域的“工匠”，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低、中、高收入群体行业分布特征上可以看到，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领域，从事低端传统行业是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特征。劳动技能欠缺、缺乏与新兴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相匹配的技能和素质成为中等收入潜质层难以显著提升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现代社会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而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技能型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低端劳动力过剩，高技能、新兴产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应充分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打造学校系统教育、企业定向培养、政府公共培训相互支撑的职业教育体系和三方互动平台，提高中国劳动力技能水平，培养劳动者从业新技能和素质，培养一批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和现代社会服务业需求的人才队伍，从而助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大批低端产业从业者进入中高收入群体。
（五）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护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下层，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激发其消费活力，提升其生活品质和社会满意度。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偏低，一方面与公共领域过度市场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紧密相联。首先，公共领域的过渡市场化导致民众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的昂贵化；其次，社会保障力度还不足给予民众足够的安全感。国际上通常采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各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从近年来的数据看，英国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35%，美国超过了30%，2014年中国社保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1%。
可见，与已经实现橄榄型社会的国家相比，中国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居民的社会保障还需进一步加强。为了防范未来生活中的疾病风险、养老负担和育儿和子女教育负担，多数人都选择多储蓄少消费，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降低了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导致内需不足，消费动力不足，经济内外循环动力不足。
因此，一方面应当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普遍提升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构建起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增强民众社会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产品，特别是要建立起面向大学毕业生，新生代进城农民工和未充分市民化的“农转非”居民等重点中等收入潜质群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在大中城市建立起面向这些人群的廉租房、公租房等，通过相关措施加快推动其跨入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具有纲举目张的统领意义，需要协同多个部门从收入分配格局、产业转型、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等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方面综合施策，统筹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