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

本书利用2013年CSS数据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受收入约束，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将消费进一步区别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之后，显示的趋势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中产阶层与之相反，其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却很高。由此可见，在顶层设计居民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在生存性消费上瞄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瞄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当务之急的动力机制。而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为适应消费结构的新变化，政府近期持续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消费市场细化，使其对供给结构形成了多元诉求。

因此，为刺激内需和改善供给结构所进行的顶层设计，既需关注不同阶层的消费偏好，也要重视各阶层生活质量改善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在生产者和流通者以商品价格、商品质量和多样化个性特征供给市场的同时，消费者的消费也以其购买偏好逐渐形成等级性类属。这是消费社会学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不管是“夸富宴” ，还是“有闲阶级”的消费需求 ，抑或理性或非理性消费方式 都是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以阶层为变量分析人们的消费倾向，无论对需求侧改革，还是对供给侧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 理论背景、数据与变量

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将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传统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 1971年，鉴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他又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中，在“大众消费阶段”之后增加了“超大众消费阶段”，以解释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将自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消费结构。王宁认为，中国社会从总体上看仍是一个大众生产和精英消费并举的双轨社会，但城市正在步入消费社会。

的确，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后，已逐渐摆脱农业社会的短缺状态，以机器大生产方式开启了供给之路，增加了消费品的可选择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逐步从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 西美尔认为，在上层阶层强调消费异质性的同时，中间阶层和底层民众会通过对“时尚”的模仿拉近其与上层阶层的差距。 波德里亚认为，进入消费社会后，人们对物的消费已从使用价值转化为对其社会地位表征的追求。所以，消费才在宏大社会叙事中更加凸显阶层的符号化含义 ，人们开始不看重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而偏向于消费品的符号价值。对此，丹尼尔·贝尔也有过颇为精到的分析。 已有相关研究刻画了从商品短缺社会向商品过剩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开放型社会的转型及转型后的时代特征。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所导致的结果是极其复杂的。在经济上升时期，消费品的供给如萨伊定律一样，会自动产生需求；在经济下行时期，消费的“疲软”会使“剩余更为剩余”，这使政府不得不“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于是，在认可消费结构的阶层符号特征存在的同时，还需继续深化研究。在差异化市场需求的框架下，“匹配”出各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以满足或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使供给侧结构适用于需求侧结构的变化。毕竟，消费产生的满足感或消费差距相对缩小带来的获得感，才能最终影响大众的幸福感。

较早以指标形式描述消费阶层差异的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他发现伴随人们收入的增长，食品在其总消费中的占比会逐渐下降。国际粮农组织依据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将消费阶层划分为最贫困阶层、勉强度日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和最富裕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1978年城镇57.5%、农村67.7%下降到2000年城镇39.2%和农村49.1%。2010年进一步下降为城镇35.7%和农村41.1%。到2013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城镇35.0%，农村37.7%。 利用恩格尔系数的分层作用，李培林、张翼从学理意义层面讨论了阶层作为一个客观变量对东南亚危机时期中国内需启动的政策含义。

但恩格尔系数具有局限性。其一，伴随收入的上升，在长时段里，它的确会处于下降态势。可在短时段中，它有时会处于上升态势，有时会处于下降态势。其二，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比较稳定，但在某些特殊因素影响下，如因为供给市场结构的重大变化，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亦会发生转变。由于其他消费项占比的上升或下降，恩格尔系数会出现重大波动，使其失去对生活质量差异性的解释力。例如，消费者房租支出的上升、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较高教育费用的支出等，都可能会降低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非但不能说明当期生活质量的提升，反倒预示着人们可能会降低食品消费支出，抑或压缩其他项消费支出，从而影响当期生活质量。

事实上，通过节衣缩食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的确是有些人的消费偏好。另外，一般情况下，按揭贷款需用很长时间才能还清，但经济环境却处于周期性波动状态。因此，如果经济下行降低了人们的当前收入或预期收入，在按揭贷款不可能随之减免时，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就更与现实生活质量的提高相背离。食品价格的上升，非食品价格的下跌，或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上层阶层收入增速较快、下层阶层增速较慢等，都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变化。也就是说，有时它不会伴随收入的上升而处于绝对下降态势。

另外，从恩格尔系数的基本原理中可以发现，在消费支出中，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占比会趋于下降，而非生活必需品和服务消费占比会趋于上升。因此，将消费划分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与用于未来发展所需两大类，更有利于对阶层消费变化状况的分析。很多人在研究收入构成与消费结构时，会将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与不同渠道的消费统合或分列，依据自己的理论偏好细化研究。

在理论上，人们都有不断改善消费水准的心理愿望，但在收入约束下，消费决策的优先序列会有所不同。所以，为满足实际需求而发生的消费结果会表现出层次性。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导言中，将消费资料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马斯洛在需求层次论中，也将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区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解，人们会率先满足生理与安全等方面的需求，然后再满足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求。因此，用于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对于下层阶层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人只有维持生命的存在，才可能追求未来的发展。所以，以定量方式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数据区别为当前用于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其他成员为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的基本消费——生存性消费，以及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机会而发生的消费——发展性消费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顶层设计意义，这不仅对消费市场的刺激有瞄准意义，而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指导意义。

与经济学家以货币方式抽象出消费支出的列项分析不同，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不同阶层对具象化商品的消费选择与消费地点的安排，以及消费的文化意义。 例如，问卷设计经常询问被访者在什么地方吃饭、在什么地方购买衣服，家里是否有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小轿车，等等。调查的基本假设是在大饭店吃饭、在品牌店购衣的人阶层地位较高。同理，家里有电脑、冰箱、洗衣机、电视、轿车等人的消费水平高，阶层地位也高。上述指标在卖方市场阶段，甚至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型的最初阶段，无疑具有阶层区分意义。但到了买方市场阶段后，因各类商品使用价值差别不大，但符号价值差异较大，因此商品种类作为阶层区分指标有时不一定灵敏。比如不同品牌的轿车、电视、冰箱、电脑的价格与品质存在很大区别。如果只粗略以这种分类变量来进行阶层区分，其间的差异就难以细化。但如果在问卷调查中询问每一被访家庭的某一耐用消费品如轿车的品牌、价格、配置、耗油量、购买地点等，无疑极其烦琐，而且这种数据也很难得到。 有关品牌与古董消费的调查，在“山寨”货充斥市场的大背景中，更难辨析真伪，也难以对数据做出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计阶层消费的具象品位差异，而假定著名的品牌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并假定成交价格能够反映阶层之间支付能力的差异，则可以家庭购买能力，或一个家庭当期支付的某类商品或服务的货币额度为标准，以阶层视角去研究人们的消费倾向与消费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具有市场针对性的刺激政策。加里·贝克尔通过量化模型分析，形象地将家庭或个人的消费行为视为一种“生产或再生产过程”，即可以通过对某消费品的消费而产生具有阶层意义的满足感，以使收入效用最大化。

本书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调查得到的CSS。该数据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全国采集了10206个案例资料，其中男性占50.77%，女性占49.23%。在样本的地区分布上，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分别占8.04%、12.08%、28.35%、29.47%、14.75%和7.32%。问卷详细询问了每一案例的阶层归属、收入与消费情况，对被访家庭的饮食、衣着、水电、房租、赡养，以及红白喜事、教育、旅游、卫生、娱乐、家用电器、房屋按揭、通信、交通等支出等进行了区分登录，研究者可据此分析被访对象的消费结构。

本研究以货币化的消费支出为分析对象，考察不同阶层的实际购买消费能力。通过平均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消费与收入的关系，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可能带来的弹性变化，从阶层分析的视角提出政策性建议。下面对主要变量进行具体说明。

第一，在操作性概念中，以被访者的阶层代表家庭的阶层。有研究认为个人的阶层并不能代表家庭的阶层，但质疑者提不出替代方案。同时，有更多研究发现，父亲的阶层地位对子女的阶层地位有正向的影响，丈夫的阶层地位与妻子的阶层地位高度正相关。 本书以被访者的财产占有状况是否属于业主阶层、工作岗位的技术需要程度、工作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等为标准，将阶层变量分类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

这里的阶层建构与赖特的阶层框架设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区别。 比如说，因土地占有方式的差异，中国的农民阶层与西方语境中的农民阶层存在某种程度的区别。在赖特的框架中，农民阶层更像是农场主阶层，占有土地并雇佣农业工人（farmer workers）耕作。但中国的农民却更像自耕农——在村民小组内以相对均等的承包地、以家庭为单位自我安排生产与再生产。所以，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中，“农民”（farmer）是相对富裕的人，而农业工人则收入较低。正因为如此，需要将操作性概念区别如下。

业主阶层指拥有产业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层。 赖特更加看重雇佣人数的多寡。但在CSS问卷调查中，整个业主阶层的人数相对较少，所以这里不区别大业主阶层和小业主阶层，而将其统一合并为业主阶层。中产阶层又可分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学理上，之所以将中产阶层区分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是因为这两个阶层不仅存在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而且还在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生产劳动组织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

工人阶层指受雇于各类企业的蓝领劳动者。这一阶层既包括半技术半体力劳动阶层，也包括主要依靠体力挣取工资的劳动阶层。

农民阶层指以农林牧渔业为业的种植农、养殖农和渔民，即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基础形成的农业、牧业、渔业从业人员。如果被访者属于农业雇佣工人，在分析中将其并入工人阶层如果是农场主，则将其并入业主阶层。

第二，在消费中，将家庭人均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等支出定义为家庭成员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即生存性消费。将家庭人均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即发展性消费。如果不计消费品的品牌，而从支出结构这一维度去考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问题时，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消费无疑具有更积极的预示发展的意义。一个家庭一般会先支出生存性消费，再考虑发展性消费。应该指出的是，住房消费既存在生存性消费支出，也存在为投资而购买的发展性消费支出。但问卷调查中没有区别这一点，故难以做出更为细致的判断并对数据进行分类计算，这一问题将留待随后调查加以改进。

本研究将消费定义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当期消费支出与家庭当期收入的弹性变化状况。 分析时，先用绝对收入假说模型分析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然后在控制家庭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分析各阶层在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 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受收入结构的影响。人们的收入会通过家庭进行再分配，那些收入较高的家庭成员，会在利他主义原则下，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贡献给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其他家庭成员。 所以，家庭人均消费的额度在消费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可按照自己的偏好购买商品的款式，但必须在家庭人均收入的限制下完成当期的消费支付。 在这一维度上，阶层消费分析具有了市场购买意义的约束力。将各阶层区别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后，从表1中可以发现，在劳动力总人口中，业主阶层占4.67%，新中产阶层占12.98%，老中产阶层占13.92%，工人阶层占33.60%，农民阶层占34.83%。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占比大体相当的社会。如果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合并，将业主阶层也并入中产阶层中，则中产及以上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人口各占劳动力总人口比重的1/3左右。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这一变化结果，是理解当前所有社会政策配置的基础。

无疑，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强化了社会转型的趋势，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明确的中产化趋势。可以说，中国处于有史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增速最快的时期。将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速率的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其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中，工人阶层的数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处于“徘徊”状态，即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失去迅速增长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工人阶层会维持原有规模。老中产阶层的数量会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占据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唯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攀升。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业主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都不可能太大。

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一转型是渐进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消费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展开。虽然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趋于缩小，但截至2015年年末，还仍高达0.462 ，这意味着中国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由收入所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也显示了这种差距的影响。从表1中可知，业主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为44.47%，新中产阶层为76.23%，老中产阶层为83.24%，工人阶层为83.94%，农民阶层为101.53%。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之所以超过100%，原因在于对某些最贫困的家庭而言，即使没有当期收入，也必须支出一定金额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在这里，凯恩斯所论述的平均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会趋于降低。收入较高的人，比如业主阶层只会将少部分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其他部分会用于储蓄或投资。收入较低阶层必须将当前的大多数或全部收入花费掉以供所需，维持与社会发展同步所必需的消费标准。

不同阶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没有伴随阶层地位的提高而趋于降低，而呈现出中产阶层高、业主阶层与农民阶层低的态势，如图1所示。即在收入增加过程中，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小。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业主阶层和农民阶层消费弹性相对较低，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相对较高。上述数据所呈现的态势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试分析如下。

第一，要以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必须首先提高较低地位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处于较高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会高于较低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即上层阶层消费者会消费更高的人均净值，但其人口少、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这部分人的消费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难以继续创造有效需求。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因全社会收入中业主阶层占据较大比重，下层会因为缺钱而“消费不足”、上层则会因为“消费饱和”而失去消费冲动。当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不能满足上层阶层之需时，海外旅游与海外购物包括网络邮购就会成为这一阶层的选择偏好，他们会将在国内市场不能获得的满足感释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需求外溢”。这种将内需转化为外需的行为对全球市场的刺激很明显，但对国内市场的刺激则可能是负面的。要避免上层阶层将可能的内需转化为外需，就需要加强国内商品的品牌竞争力，在供给侧增加上层选择的可替代性。如果国内的消费品品牌价值或服务品牌价值及其竞争力难以快速提升，则上层阶层的海外购买偏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反过来会影响内需刺激政策的效果。

从平均消费倾向的数据看，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都显示了较高的消费积极性，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潜力更大。这三个阶层的人数达全部就业参与人口的80%多（见表1）。他们收入的增加，不仅会提升全社会的需求能力，还会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全社会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提升较低阶层的收入水平，更能刺激内需的增长，但提升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收入的过程是漫长的。一个社会的收入结构一旦形成，或分配机制一旦固化，调整起来就非常艰难。此外，在企业的整体管理能力与技术含量不高时，单纯提升人工成本的做法，还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工成本的上升速度超过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使得企业竞争力无法继续提升的陷阱。所以，不管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其收入的提升需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步。消费结构的变化依赖于收入结构的变化；收入结构的变化，依赖于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依赖于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速率。

第二，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形特征 ，不仅证明业主阶层收入的提高难以刺激消费的弹性增长，而且说明农民阶层的收入增长可能只会提升部分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弹性。只有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其中，老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原因在于老中产阶层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可以比较稳定地维持既有生活。此外，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来源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那些在城市安置了一片店面而形成自雇状态的、由农民市民化而来的人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置业与消费冲动。

为什么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边际消费倾向则较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民阶层还存在自给自足的成分，比如很大一部分农民的蔬菜、粮食以及部分水果等是自己生产和自己消费的，未发生商品化买卖过程。另外，其对社会服务类商品的消费则少之又少。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广覆盖、低保障模式，还迫使他们自己不得不为自己准备未来的“保险”。到现在为止，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给付额远远低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给付额。农村的医疗保险——新农合，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完善，但报销额度与收费结构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很多承保医院，不能报销的药物的使用比例比较高，不能报销的检查费还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阶层的消费能力。在中西部偏远的农村地区，节衣缩食现象还很突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农村老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子女养老，但人口流动已将成年子女拉入城市或周边的城镇。成年子女进入城镇或城市后的置业消费通常数额较大，使他们很难再通过收入的转移比较有力地支持父母的老年生活。这就使得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老龄人口的空巢化、村庄的空洞化以及村庄社会公共物品与服务的稀缺化同时发生。一方面，老年农民希望存钱以供生活不能自理时所需；另一方面，村庄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日渐向城镇和县城集中，降低了农村人口消费的可及性，这会限制和约束农民阶层的当前消费需求。

新中产阶层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也有着较为固定的收入与社会保险，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这决定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这个阶层的消费大体摆脱了对使用价值的简单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中，他们更关注消费的符号价值。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特征的逐渐凸显，还会继续强化新中产阶层对消费品符号价值的喜好。当消费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其次，其表征价值上升到较高地位时，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抑或全球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就会在阶层分化的市场中富有针对性地展开。

在新中产阶层迅速成长、老中产阶层维持一定规模、工人阶层壮大到一定程度而农民阶层趋于缩小的阶层分化格局中，伴随着整个社会“中高收入阶段特征”的强化，中国更需重视消费品的阶层消费针对性，在与国际厂商、国际品牌的竞争中培养自己的消费群体。如果中国厂商的市场瞄准人群不够细化，就不可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三 不同阶层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生存性消费占比较大时，人们处于生存型消费状态。发展性消费占比较大时，人们处于发展型消费状态。显而易见，一个阶层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其生活质量的提升趋势就越显著。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生存性消费扩展模型中，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分别达到0.249、0.241和0.302，新中产阶层在生存性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只有0.168。业主阶层在生存性开支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只有0.002，且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在当前中国社会，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主要消费需求仍集中于对生存性需求的满足。受收入约束的影响，这两个阶层会将更多的支出花费在衣、食、住，以及日常的水电、医疗、对老人的赡养和红白喜事等方面。

对农村来说，红白喜事的开支是一个绕不开的必要花销。在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维护、朋友之间的来往、亲缘家庭之间的支持等，都需要通过固定的仪式性事件加以维护。农民之所以可以节俭当期消费的其他项目，但却难以消减人情开支，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差序格局中，根据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不同的人会为亲友/朋友拿出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人情金额 ，以满足人情交换所需，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红白喜事等方面的支出，但却为人们织结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支持网——在其处于某种困境时，可以获得乡邻的帮助。另外，伴随着耕地价值的攀升与新农村建设速率的加快，农民花费在住房方面的投资也大幅上升。从土木结构到砖石结构再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的变化，从平层院落结构到多层楼房结构的转型，显示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进步。但对那些贫困家庭来说，如果其院落与住房“跟不上形势”翻新，会在村落中形成“对比性压力”，这与“夸富宴”的功能大体一致。最近几年，各级政府配套的乡村道路硬化与危房改造费用，也对农村村落的整治和房屋的修建起了“诱致性”作用。花费在老人身上的医疗费与赡养费，也是农民阶层的一个主要开支。尽管新农合已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农民使用医疗资源的能力与机会，但农民信得过的医院却主要集中在县城与地方中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病人住院治疗，就得有好几个人随同轮流护理。于是不得不产生一些药品外的开销，比如护理者居住在县城或中小城市的旅馆的费用、购买食品的花销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阶层的负担。这种约束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阶层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表2中可知，这一数值只有0.096。

工人阶层是一个生活水平正在提升的阶层。这一阶层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农民工，也有少数国企工人。 国企工人的收入是稳定的，且会随着当地物价水平的变化得到“调资”政策的保护。近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连续11年，以每年10%的速率提升 ，增加了受惠企业工人未来生活的“保险性”，逐渐提升了他们的消费信心，推动了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国企工人毕竟数量有限。经由农民工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在市场波动中虽增加了收入，名义工资有了提升，但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却伴随着房租的上涨和食品价格的攀升而加大了。青年农民工要结婚，对男性而言，如果在家乡的县城没有住房，就难以娶进媳妇。城市房价推高在一定程度上掏空了购买者的家庭积蓄，压缩了购买者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一个农民工或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全部劳动力，需要积攒多年的打工收入，才能达到“首付”额度。而完成首付之后的按揭，则会长期挤压当期消费。因生存性消费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标准，所以，用于进一步改善与提升生活质量的发展性消费就很难得到满足。需要强调的是，由农民工转化来的工人阶层因没有户口而不能融入当地城市，其消费需求还很难完全释放。他们徘徊于不同的城市之间，缺少居留的确定性心理，往往不得不关注生存性消费，而难以追求发展性消费。其家庭的留守性与分离性并存的特征，也抑制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消费动力。在模型中，工人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于农民阶层，但却低于老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仅为0.146。

老中产阶层是以自雇方式维持生计的阶层，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出的个体户等小本自雇经营者。还有一部分积累了少量资金的农民工，在城市或家乡的城镇开店创业，成为开夫妻店的个体经营人员，城镇或城市的老龄化过程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空间。有些失地农民也因获得了拆迁补偿的“底商”而加入到这类低端服务业中。因为处于服务业的低端，且处于阶层内部的密集竞争状态，他们的收入相对有限。但这一阶层的家庭成员可以团聚在一起，故其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也有发展性消费的冲动，他们的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低于新中产阶层，达到0.204。

新中产阶层是一个迅速提升了生活水平的阶层。他们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教育，在收入上高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工作上属于白领劳动者。这一阶层的新进入者往往会因为需要在就业城市购置房屋而心存压力，但当其完成这一消费过程之后，则会逐渐突破生存性消费的约束。从总体上看，其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最高。所以，中国当前的消费升级与消费的个性化趋势，显著地体现在这个阶层身上。他们深明人力资本的含义，舍得在教育上投资，更愿意花钱供子女出国留学。他们极其重视身心健康，已成为美容和保健消费的主力。他们了解商品的特殊符号含义，追求品牌的市场价值。他们在电器革命过程中，已经更换过好几代家用电器。他们也是轿车消费的主力军，逐渐使中国成为“轮子上”的国家，并拉动了自驾游，活跃了旅游经济。他们也开启了周末的消费市场，繁荣了城市宾馆、餐饮与郊区乡村的“农家乐”。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展性消费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达到了0.257，是所有阶层中弹性最高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模型中业主阶层既没有显示出生存性消费的显著性，也没有显示出发展性消费的显著性。为什么理论上应该比较富裕的业主阶层，在消费支出的弹性上，尤其在控制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等变量后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失去统计显著意义。原初的设想是，雇佣他人劳动的业主阶层，在平均意义上收入居于社会的最上层，应该更多地追求发展性消费，由此也应该在模型中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性消费弹性。但数据处理结果却有违初衷。原因何在？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业主阶层的部分发展性消费被计入了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业主阶层惯常的做法，比如某些家用电器、汽车、以企业名义购买的改善型住房等 ，可以计入企业固定资产。另一方面，业主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出国旅游费用、教育培训费用、娱乐费用、通信与交通费用等也可以变相计入企业日常经营性支出。对于某些家族化的小业主阶层来说，家庭生活成本与企业经营成本混在一起。因此，统计数据的不显著并不一定表示这个阶层在发展性消费方面存在保守性。

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生存性消费的边际弹性较大，老中产阶层既有较强的生存性消费弹性，也有较强的发展性消费冲动。新中产阶层已将主要消费动力转移到发展性消费方面。业主阶层这一新富阶层的消费可能已超越了发展性消费阶段，而达到了较高的享乐型阶段，将主要消费目标设定在某些特殊的服务类商品上享乐消费也应属于发展性消费。虽然媒体经常报道业主阶层的炫富案例，但2013年CSS数据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故难以进一步分析。

各阶层在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消费刺激政策，另一方面有助于市场瞄准各阶层对改善当前生活质量的诉求现状，从而做出供给侧改革的尝试，因此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是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三个阶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5岁左右 ，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吃饱、穿暖、看电视，甚至农民阶层家庭的厨房开始装备煤气与电磁炉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随着土地的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张。在2009年的“家电下乡” 和“汽车下乡” 之后，可以继续引导农民阶层深化生存性消费。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后，在家庭装修方面也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新的收入水平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新需求层次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对消费品质量与安全程度的关注，这也会从需求端刺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当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使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向粮食和肉禽蛋奶糖菜等结合的消费转变，从依靠化肥和农药生产的食品消费向卫生、环保、安全的食品消费转变，从医疗保健服务水平较低的阶段向医疗保健服务水平较高的阶段转变。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正在或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始关心食品安全和食品营养。总体而言，农民阶层、工人阶层、老中产阶层等在奶类、肉类、糖类、茶类的消费方面，还与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等存在很大差距。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求等也应该是生存性消费的重要领域。有关这方面的需求，不用刺激也存在刚需空间，就看供给侧能不能有阶层针对性地完成供给过程。现在各地电视、广播电台等媒体广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老年人推销医疗保健产品，但真实、有效、安全的药物与保健产品却很有限，这给了投机钻营的药贩很大的盈利空间。只要看看城市老年人家里堆积的名目繁多的保健品，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所以，生存性消费的结构性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消费发展”的引导意义，也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但充斥于集市低端市场的价低质次、粗制滥造、蒙蔽欺骗的商品，却严重损害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权益。因此，中国的生存性消费市场，也在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存在重大的错位与矛盾。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发展性消费的过程中，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短缺，所以外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市场，外资都占据了很大份额。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从2015年的手机消费可以看出，尽管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苹果手机所开发的产品——iPhone 6s和iPhone 6s Plus却在几天内就被预订一空。在使用价值退居其次，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此外，发展性消费中的教育、保健、养生、娱乐与旅游等市场，还有待深度开发。那些开发得比较好的地方，在交通的可及性与服务质量的保障性方面还很欠缺。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工作效率，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节假日与周末的“有闲供给”，也应是启动消费升级的必要政策内容。从出国购物热潮的转向，从名牌奢侈品逐渐波及日用品和常用药物趋势看，中国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与供给的错配影响了需求端的扩延。这个问题不解决，海外购物的从众趋势就不会逆转。

四 结论

最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强化。这使投资驱动性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性增长的预期更为强烈。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全社会必须消费一定量产品才能维持发展的要件约束下，在促进GDP增长的因素中，主要因投资和出口的相对萎缩才使消费占比居高不下。在外需难以提振的大背景下，内需的作用还需要继续激励。消费升级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各阶层提高生活质量的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由此改变了需求侧的内部结构，也使各个阶层焕发出了改善当前生活质量的消费欲望。但厂商供给的商品却仍然难以满足消费市场结构的内在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全社会的需求，使其难以释放出现实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弥合商品配置与需求转型之间的裂隙。各个阶层对发展性消费和生存性消费的不同诉求，会开拓出极其广阔的市场动力。但充斥于市场的低端商品，尤其是那些存在安全隐患、质低易损的商品，不仅违背了上层阶层的消费观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下层阶层的消费权益。所以，只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需求侧结构的变化形成交易的积极回应。

综上，结合中国社会各阶层阶梯式改善消费结构的分析，通过对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中低阶层而言，收入提升是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从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消费改善当前的生存性生活质量，但收入水平限制了这几个阶层的消费。在收入增速有限的情况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越是“安稳”或“保险”，将越有助于消费，反之则难以释放消费活力。社会保障的“保险”功能还有待释放。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任何简单化、口号化地提升下层阶层收入水平的提法，在短期内都难以落实。

所以，对于农民阶层来说，在国际粮价低于国内粮价的大背景下，受人均种植面积较小的约束，依靠粮食增产以提高收入的办法已渐趋式微。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数额十分有限。通过转移支付建立的新农合和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红利，也已释放到尾声。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这种低保障广覆盖的模式所起的“保险”作用越来越低。经济下行影响了中央财政增速的可持续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以支持下层阶层发展的政策运行能力。农民阶层收入的提高，只能依赖农业现代化。农民阶层平均年龄的提升所导致的老龄化，正日益威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有益的土地流转、更大幅度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规模以提高人均种植面积，成为提升农民阶层收入的必由之路。而只有让农民或农业工人的收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时，年轻人才可能愿意回村种地，并借此保障自己的消费需求。

工人阶层的收入在过去十多年已有很大的增长。农民工通过“以脚投票”和“弱者的反抗”，改变了20世纪末期的劳资关系格局，改善了自己的劳动环境。但由于企业技术升级过慢、劳动过程的工艺水平与自动化水平较低，限制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依靠“三方谈判”机制继续提升收入的可能性受到企业利润摊薄的影响。因此，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就成为工人阶层收入持续改善的前提条件。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增加了工人阶层的按揭压力和租房压力，“为银行打工”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抱怨。通货膨胀对收入较低阶层的消费约束力远远高于收入较高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控制衣食住行等生存性消费的成本，工人阶层发展性消费的开支能力就释放不出来，他们就难以持续改善自身生活品质。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工人阶层提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主要举措。

虽然老中产阶层既有生存性消费的冲动，也有扩展发展性消费的希望，但主要从事服务业的老中产阶层，其收入增长的空间逐渐收缩，经营的店面也在电商的冲击下门可罗雀。要转变为高端服务业，也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他们在低端服务业中的互相竞争，也收敛了利润。地方配置的鼓励创业的支持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虽然他们很想将自己的营生做大做强，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经济的波动等压缩了其发展的空间。他们不可能像市场转型初期那样赢得“以小博大”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的提高既有赖于自身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也有赖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的提升。

第二，较高的阶层——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已经基本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诉求而开始追求发展性消费。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是技术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先受益者，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强于下层阶层。这两个阶层在衣食住行等消费上会更看重消费品的内在价值。在发展性消费上，他们会更加追求高端服务业的品牌价值。在物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也会看重精神世界的满足程度，这会增强他们对文化产品的挑剔性。与高质量、个性化、凸显符号价值、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消费品的短缺相一致，高质量、有民族历史深度、具有较高艺术展现力的文学艺术、绘画艺术、电影、电视、话剧等文化产品，也处于短缺状态。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矛盾状况。一方面是为新中产阶层所拒斥的粗制滥造的剧目的批量生产，以及收视率与上座率的持续低下，另一方面却是进口大片的高票房。在这种消费结构的供给格局中，要刺激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就得解决这两个阶层消费品位的提升与民族产品产能供给差距的矛盾问题。另外，还需创新和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以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如果物质供给的繁荣不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伴，上层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观，消解整个社会的发展价值。

第三，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诉求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方面，所以，生存性商品的生产还可以延续类型化、批量式供给之路。毕竟收入较低阶层会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标准，这会继续维持生存性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却已过渡到特例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阶段，这就需要将生产工艺与信息技术结合，将消费品的生产与互联网结合，走私人化、定制化、特色化之路，逐渐从大批量生产阶段首先过渡到小批量定制阶段，再过渡到私人个性定制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能够使消费者在线追踪商品信息，也为该类消费的流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服务业中，也需要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品位定位。

事实上，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型，在发展性消费中从耐用消费品向服务类消费品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比如说，在农民阶层的工人化过程中，一个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迅速增加。在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向中产阶层的转化过程中，一个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更为迅猛地增加。甚至于原本在家庭内部形成的生产和服务功能，小到打扫卫生与厨房劳动，大到照看孩子和老人等，也会转而依靠社会服务业的扩张而获得满足。与此同时，阶层的品位特征与符合化诉求冲动，不仅会为“商品”带来个人定制的需求空间，而且还会为“服务”创造出更为便捷的个人定制的供给结构。

第四，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某些优惠政策的出台，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中国社会因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费不平等，正在向纵深演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会矫正刺激政策的收益分配方向。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当下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本书采用阶层结构视角，从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层级特征出发，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消费问题。在理论上，有助于社会学站在家庭人均消费结构的角度思考社会分层与消费分层问题。在实践上，也可以从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角度，发挥相关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配置有效性。事实上，只有瞄准不同阶层家庭的消费层级及其升级的可能性设计刺激措施，才能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以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激励出更大的消费市场，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尽可能快地传导到需求侧。 G/WZqW3whoBIAcFvRdOMnkXW+dmbXT+ZOje6emaER16caUdMD04+HK6yzaUW6j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