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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历日益加剧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过去50年几乎所有经济上获得的财富都集中于收入与财富分布的前五分之一人群中，特别是最富有的1%—5%。许多美国人在过去50年辛苦工作，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在财产上远远落后。
例如，1973年男性全职工作者的中位数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以后为55317美元。到2017年，他们的收入已经降到52146美元（U.S.Census Bureau，2018）。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典型的男性工作者在这段时间中的实际工资事实上已经退步。今天，美国40%的工作属于低工资，即不到每小时16美元（U.S.Census Bureau，2018）。
此外，许多这类工作无法提供基本福利。最显著的是，适当的和能够承受的健康保险日益变得不可获及。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只能做兼职工作，尽管他们想得到的是全职工作。
伴随工资窒滞，个人的经济风险和脆弱日益增长。工作保障性弱化，收入不稳定性强化，消费债务水平达到历史最高纪录。这种日益增长的经济脆弱性，反过来又加深了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紧张。
健康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领域。尽管在医学领域我们花费巨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美国在健康方面的状况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一项联邦基金会（Commonwealth Fund）的研究（Schneider et al.，2017）发现，美国的健康照护系统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处于低下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男性白人在45—54岁之间的期望寿命事实上下降了（Case and Deaton，2015）。此外，由于医疗照护的不对称，许多弱势群体不得不为健康地活着和过上有回报的生活而挣扎。低收入和低教育背景的人、有色人群等，在健康维持上通常遇到更大挑战而无法得到有品质的医疗照护。
与此同时，社会安全网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受到侵蚀，导致中低收入家庭在社会经济保障上退化。许多社会项目遭到削减。也就在这同一时期，公共政策通过对富人的大幅度减税、对有房产者高额的资产建设津贴、退休储蓄计划以及其他一些社会项目，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中低收入家庭在这些大幅度资产建设津贴中获益甚微或完全无所获。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实现宜居生活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么，什么是宜居生活，为过上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在过去两千年中，有许多界定完美生活的尝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美和满意的生活就是让人充分发挥真正的潜力。如Edith Hall在她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一书中所言：“亚里士多德最近被重新界定为乌托邦类思想家，因为他关于伦理和政策的主张假定：人类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环境，使人能够充分发展、发挥完全的潜力并且幸福。”（2018：50）Hall继续说道：“一个为实现亚里士多德发挥人的充分潜能而制定的普遍承诺，或许就能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
较近的定义完美生活的尝试包括Abraham Maslov（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Amartya Sen 的“能力视角”、联合国（2018）《人权宣言》中详细阐述的“第二代权利”，以及许多社会正义推动组织所提出的“尊严（decency）概念”。
将以上重要思想考虑在内，我们关于宜居生活的定义是：它是一种让个人有能力成功，并能以健康方式在生命周期中发挥完全潜力的生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才华、技术、能力和天赋。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引领我们过上完美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人格特征。宜居生活就是让所有这些特征充分发挥作用的生活。它的结果是：个人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目的感、成就感、参与感和控制感。肯尼迪总统在描述幸福时，曾简要地把这样的生活总结为“在生命承载的范围内完全调动你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出彩”。
显然，这些能力和天赋在人群中有很大差异。宜居生活的意义，就是承认并且赞赏这种差异。宜居生活的目标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天赋。能力因人而异，但重要的是，所有能力都被允许充分发挥。马丁·路德·金的名言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某人应召做一个马路清扫工，他就必须把马路清扫干净，其精致和完美如米切朗基罗（Michelangelo）画的画，贝多芬（Beethoven）谱的音乐，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写的诗。他必须这样做，以至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人都赞誉道，“这儿居住着一位敬业的伟大清扫工”。
宜居生活的概念也与社会工作赋能的理念相重合。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强调对案主赋能的目标，以使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在宜居生活中，事实上个人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这样的作用。有能力感觉到并同时控制自己的命运，是心理学总体福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宜居生活概念紧密相关的是Amartya Sen关于能力的讨论。Sen认为，提升人类的各种能力可以让“人们过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并且增加他们的实际选择”（1999：293）。Sen提出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保证个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以过上那样的生活。如他所言，如果扩展人的自由能够让个人“过上一种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生活的话，那么，在扩展机会中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必须整合于对发展过程更基础的理解，因为人类能力的拓展会导致更有价值和更自由的生活。”（1999：295）
Martha Nussbaum（1995）进一步注意到，这些能力有广义特征，包括良好的体质和精神健康、有力的情绪管控、创造力、成熟的道德观念等等。
所以，宜居生活让个人在发展中感到丰富多彩，能对自己的生活发挥作用，最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Michael Reisch在讨论社会工作和社会正义的作用时写道：
从一个最理想的状态看，社会工作代表着创建一个社会，在那里，无论个人还是社区，人人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并有充分的可能发挥其潜能。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消除不利于人们自己管控自己生活的政策，以及不把有限资源用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拓展能够增加个人自由的项目，消除人们对经济和实体灾难的恐惧，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一个内在部分。（2002：351）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人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已经很难过上这样一种宜居生活了。如前所述，因为各种障碍的存在，过上宜居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变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话题。在很多方面，这些障碍代表着今天和未来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将这些障碍归纳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物理环境等几个方面。
也许最显著的挑战就是经济的不安全性、脆弱性以及贫穷。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述（Rank，2004），这些问题阻碍了人类的发展，特别是儿童的发展。经济贫困的状况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焦虑，从而产生了体质和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此外，贫困以及收入不足直接威胁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阻止人们过上宜居生活。例如，Sen把贫困定义为缺乏自由。在很多欧洲国家，贫困被看作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或社会权利剥夺（social disenfranchisement）。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削弱了人们过上完美生活的能力。
从社会环境看，一座障碍的金字塔阻碍了宜居生活。它们包括各种形式的偏见和歧视、家庭发展的机能障碍、低质量教育制度、文化规范和暴力范式等等。所有这些社会障碍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和宏观的各个层面。
实现宜居生活的障碍也见诸政治层面。这些障碍的表现形式是各式各样的政策、项目，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法律促使不平等加深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它包括对收入分布的顶端人口做回归性税务减免，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司法，现存的移民政策，以及最近最高法院做出的限制竞选活动和财政改革的决定。所有这一切，对许多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物理环境对实现宜居生活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环境正义的研究显示，低收入和有色族裔人口更可能接触环境毒物。同样道理，这些人口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中有更高的可能性遭遇暴力风险。在国际背景下，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更可能对世界上的低收入人口产生与人口占比不匹配的负面影响。所有这些环境风险构成对宜居生活的严重威胁。
当然，这些经济、社会、政治、物理障碍对宜居生活的影响是交织在一起的。譬如，环境恶化会引起经济机遇的丢失，反过来，它又加重了社会问题，导致了为降低犯罪而制定的惩罚性法律。显然，所有这些经济、社会、政治和物理障碍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本书以后各章将讨论许多这类障碍。如我们将阐述的，这些障碍削弱了个体和家庭在成长与发展环境中为实现健康生活所必需的营养。它们代表了社会工作在未来若干年将遇到的许多关键挑战。一言以蔽之，它们是阻碍人类实现宜居生活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