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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2020年1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马克·罗伯特·兰克主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布朗学院教授们撰写的《迈向宜居生活：社会工作的21世纪议程》（ Towards a Livable Life：A 21st Century Agenda for Social Work ）。
我们翻译这部著作，不仅因为我们与布朗学院有着特殊的缘分——郭申阳是该院的教授，彭瑾是校友，付琳赟也是校友并曾担任学院的国际项目经理，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在美国社会工作享有盛誉，这部著作有着很高影响力。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美国社会工作学界一直名列前茅。很长时间内，它与密歇根大学并列第一；三年前开始，位居第二。“美国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科学院”的183名院士中有16位来自布朗学院。 [1] 此书主编马克·罗伯特·兰克也是该院院士。他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Herbert S. Hadley社会福利杰出教授，全美享有盛誉的研究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学者。
本书是美国社会工作在转型关键期推出的引领整个行业从业方向的一部重要著作。美国社会工作正面临着重要转型。最近几年发生的三件大事标志着这个转型：（1）2012年由John Brekke 提出并随之展开的社会工作科学化运动；（2）由美国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科学院领导的“社会工作巨大挑战”研究；（3）为纪念Mary Ellon Richmond 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出版100周年和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诞生100周年而展开的“美国社会工作下一个百年走向何方”的大讨论。
这部著作，从社会工作的首要原则和特点出发，对这个行业所面临的挑战，美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和政策工作未来几十年的任务，用实证数据做支撑，做了深刻阐述。我们借此机会就此书所涉及的美国问题、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部著作对21世纪社会工作的意义，谈一些看法。
一 美国2020
2020年必将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载入史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整个美国陷入瘫痪。到2020年岁末（12月23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18238233，占世界总数的23.3%；累计死亡人数322849，占世界总数的18.8%；单日死亡人数自12月起一直在3000左右徘徊。 [2] 这个单日死亡人数一直持续到2021年1月底。美国9·11事件死亡3000人。也就是说，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底，美国每天都在经历9·11。
与此同时，美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由于疫情防控和居家隔离，美国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失业人数激增。3月27日国会通过了CARES法案，批准2万亿美元的救助。12月21日国会又通过了9000亿美元的救助法案。这是直接开支，还不包括由商业停滞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股票又遭遇大起大落的震荡。第二，由白人警察执法不当杀死黑人弗洛伊德及随后的类似事件，引起美国近百座城市民众的强烈抗议，掀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第三，特朗普虽然败选，但是仍然获得7400万张选民支持票（占比46.9%）；当选总统拜登获8100万张支持票（占比51.4%）。这说明，特朗普的政策仍然获得很多美国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支持。
这三件事都与疫情有关，但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迈向宜居生活：社会工作的21世纪议程》英文版出版在疫情之前，但它提供的翔实数据和精辟理论，似乎对美国2020有先见之明。该书对美国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所做的分析，对我们理解今日美国问题，有极大帮助。这里，不妨摘录几条，以飨读者。
第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历不断加深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几乎过去50年所有经济上获得的财富都集中于收入与财富分布的前1/5人群中，特别是最富有的1%—5%之中。
第二，1973年男性全职工作者的中位数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以后为55317美元。到2017年，他们的收入已经降到52146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典型的男性工作者在这段时间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事实上已经退步。今天，美国40%的工作属于低工资，即不到每小时16美元。
第三，健康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领域。尽管在医学领域我们花费巨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美国在健康方面的状况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的健康照护系统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处于低下水平。男性白人45—54岁之间的期望寿命事实上下降了。此外，由于医疗照护的不对称，许多非优势群体不得不为健康地活着和过上有回报的生活而挣扎。低收入和低教育背景的人特别是有色人群等，在健康维持上通常遇到更大挑战而无法得到有品质的医疗照护。
第四，在高贫困普查区（40%或更高的贫困率）居住的黑人，几乎有50%十年之后仍然居住在那里。在美国最贫困的25%居民区长大的儿童，有72%在成人之后依然住在最贫困的25%居民区中。
第五，由于黑人房屋拥有者比白人更可能较晚买房子，他们的房屋净资产要远远低于白人。后果是，在2016年，白人总净资产中位数为171000美元，而黑人仅为17600美元。这个财产上的10∶1差距，对儿童的福祉和生命机遇造成的是更为深刻的累积效应。
第六，贫困与低收入进一步在成人年龄段造成许多健康风险——从增高了的心脏病发病率到严重的牙科疾病。收入分布最高的前5%美国人可以期望比收入最低的10%的美国人大约多活9年。
第七，那些接受较少教育和拥有较低技术的人在工作年份从事的是低薪酬工作。结果是，他们很可能获得不充分的退休储蓄或养老金。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到退休时得到的是非常少的财富和储蓄。2018年大约有21%的退休人口只拥有5000美元退休储蓄。
第八，社会正义的原则与美国历史上强调的机会平等息息相关。它的根本思想是，所有人都有某些基本机会，并能让他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把握机会。这些机会包括有质量的教育、对就业和房屋市场的开放式获取，以及其他。要快乐生活，实现所谓“机会的大地”这个美国代名词所隐含的目标，所有这些条件必须满足。
第九，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根植于经济学的强有力观点：让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变得没有价值或不对他们投资，整个社会将付出代价。所以，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切到每个人的利益。
第十，儿童贫困每年的总和代价大约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代价意味着什么呢？美国2015年总联邦预算为3.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儿童贫困每年的代价占到2015年所有预算的28%。此外，每一元用于降低儿童贫困的钱，大概可以帮助整个国家节省至少7美元用于反贫困的累积成本。
第十一，是认真讨论如何改革美国现行的税率和预算侧重点的时候了！美国目前是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对高收入人群收税最低的国家。此外，美国是世界所有国家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上花费最高的国家。尽管讨论增加税收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却是认真讨论税结构重组，特别是对高收入端提升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时候了。
第十二，美国1%的最富人口目前占有整个国家所有金融财产的46%，而人口末端的60%占有不足1%。
第十三，再将一个普通工作者的薪水与S&P 500强公司平均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做一比较。在1980年，平均首席执行官挣的钱大约是普通工作者的48倍。到2017年，这个差距高升到361倍。一个普通工作者今天比40年前或50年前更难得到同样的福利。健康保险、养老金、病假、工作保障性及其他许多福利日益变得遥不可及。
第十四，美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这样说道，“尽管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主要是白人和富人）接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但那些在高贫困居民区读书的人所接受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类似的教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公立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美国是少有的几个公立学校的主要财政拨款来源于州和地方税收而不是来自联邦政府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学区的房地产总价值是该学区拥有资源的关键因素。这样做的结果是，相对于富裕居民区的孩子，低收入居民区的儿童入读的学校资源匮乏、质量低下。
第十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学校事实上已经呈现出以种族和收入为基础的隔离。例如，在2002—2003学年，全国73%的黑人学生所读的学校由50%或更多少数族裔组成，38%的黑人学生所读的学校由90%或更多少数族裔组成。类似的关于拉丁族裔学生的百分比是77%和38%。
第十六，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说，就业市场上一系列微妙和非微妙的歧视性行动进一步加剧了累积劣势的效应。已有许多诉讼和研究案例显示了这些歧视性行动。其中最好的一个案例由两位经济学家Marianne Bertrand和Sendhil Mullainathan（2003）的最新研究展示。他们向芝加哥和波士顿不同的工作广告投送了同样的简历。这些简历的一项差别是，一些简历使用了“听上去像白人”的名字，而其他一些使用的是“听上去像黑人”的名字。尽管这些简历实际上都一样，但听上去像白人的简历比听上去像黑人的简历有高50%的概率收到雇主的联络。
第十七，美国儿童，居住在同一个大都市区，有些享受着一流的教育，有些却无法享受。说这些孩子都经历着教育平等，或人人机会均等，完全是荒唐的！
第十八，自英国20世纪60—70年代Whitehall项目 [3] 所做的突破性研究起，流行病学一项最一致的发现是，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强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特别是贫困），随之产生的对健康的有害效应越高。反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它对健康的正面效应也越高。过去几年的几百项研究都重复地证明了这种关系。此外，种族被发现是诸多因素之外对健康状况产生独立影响的因素。非洲裔、拉丁裔以及土著美国人比白人更可能遇到各种健康问题，这种关系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被控制后依然存在。
第十九，经济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持续加剧。政治两极化和诸多群体的不满在上升，特别在过去十年中。种族非正义持续并威胁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表现在有色人种负担沉重，特别是犯罪司法系统中的问题、选举萎缩、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的障碍。
这部著作对美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两极分化和贫困，收入不平等，健康资源不对称，种族主义，对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的歧视、污名化和社会排斥，都做出了深刻批判和揭露。读者从这部著作中看到的，不是曼哈顿的摩天高楼和奇幻夜色，不是对引领信息革命的超级行业如谷歌、特斯拉的赞美，不是密西西比河领航员马克·吐温式的现实主义批判（那条美国的“长江”横贯圣路易斯市），也不是颂扬令无数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和民主，而是对美国的搭脉诊病和基于数据和理论的实证分析。它发出鲁迅式的呐喊——“救救美国孩子”，它呼吁税务改革和削减军费，呼吁大家“为了15美元而战”（即参加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的斗争）。虽然全书探讨的是社会工作21世纪的工作议程，它对当今美国社会深刻的阶级和种族矛盾所做的分析，对所有关心美国的学者，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无疑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巨大挑战与三项基本原则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为弱势群体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业，在它100多年的历史中有过辉煌的记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变革，这个行业也面临着转型。如本书第十五章所说，它“处在一个十字路口”。2012年，由美国社会工作先驱Jane Addams于1889年创立的位于芝加哥市的社会服务机构Hull House Association遭到了关闭。这个久负盛名的社工机构的关闭，被业界称作“警讯性事件”（sentinel event）。它让许多学者认识到（见第十五章），完全依赖福利国家的传统解决方法将不再可行，由福利社会包括欧洲在过去近一百年间形成的社会工作模式在新形势下遭遇挑战、需要变革；我们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不充分的；纵观整个行业，有一个明显的需求，那就是，必须重振和重新提升我们在社会政策、社会安全服务网络方面的领导角色。那么，什么是社会工作最本质的特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定义了我们这个行业，使它能够重振这样的领导角色呢？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关注我们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2020只是世界发生的诸多变化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对社会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清醒认识。
1900年，德国数学家David Hilbert列出了数学领域悬而未决的二十三大难题，为数学领域下一个世纪研究的重点指出了方向，是为讨论巨大挑战的先驱。大约20年前美国工程学和一些国家的健康领域首先发起了他们行业关于巨大挑战的讨论，这个讨论，影响到美国社会工作领域。2013年，美国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科学院在时任主席Richard Barth的领导下，展开了我们行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讨论。布朗学院积极加入了这场讨论。经过若干年的工作，一共总结出了社会工作领域三大类共十三项巨大挑战。由社会工作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小组，对这十三项挑战的每一项都写出了概念论文（concept paper）和政策建议。这项成果见于https：//grandchallenges for social work.org/网页。这三大类十三项挑战是：（1）“个人与家庭福祉”——保证所有青年健康发展，缩小健康差距，构造健康人际关系并终止暴力，长寿与老有所为；（2）“更健硕的社会结构”——根除社会隔离，终止无家可归，对变化中的环境做出社会应对，利用技术做好社会工作；（3）“正义社会”——根除种族主义，提升智慧的监外执行，为所有人建设财务能力，降低极端经济不平等，实现机会平等和正义。
面对这些巨大挑战，《迈向宜居生活：社会工作的21世纪议程》的作者认为，有三项基本原则，定义了社会工作行业，是保证我们在21世纪做好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法宝。它们是：社会正义、环境中的个人，以及证据为本。
第一，追求社会正义是我们行业的内在价值观。社会工作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行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追求为弱势群体伸张社会经济正义。社会工作认为，存在一个基本信条，那就是任何人都享有某些基本人权，包括：有权获得充足的食物和蔽身之所、健康照护、有质量的教育、安全的居住社区、挣取生活的手段，以及其他很多。为提升社会正义，社会工作必须努力减轻或最终消除所有影响这个目标实现的障碍，即实现让所有个体充分发挥他们所有潜能的目标。
第二，社会工作第二个标志性特征，是通过“环境中的个人”这样一个特殊视角理解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自它诞生的早期就意识到，他们看到和致力于解决的某些个体问题，其实都是由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更广意义上的环境所造成的。这类环境（也称作生态）包括社区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实体结构。唯理解这些系统以及它们影响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才有可能从本质上找到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才有可能从长远解决问题。
第三，社会工作第三项关键原则是证据为本的研究、实务和评估。应对社会问题最好的政策与实务方法就是通过严谨的研究生产有效证据。这些证据反过来又成为政策和实务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方法。21世纪的社会工作者，无论他们是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必须仰赖信息革命带来的高科技，用最新的手段（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统计方法）生产、传播证据，并将每一项服务于案主的治疗方案、改变社区结构的规划、改革现行法律和政策的倡议，植根于证据之中。
围绕这三项基本原则，这部著作阐述了21世纪社会工作服务十个关键领域的挑战、机遇和工作特点，总括起来，为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工作议程勾画了工作重点和策略。这十个领域是：应对不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第二章），减轻贫困（第三章），正视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第四章），降低累积性不平等（第五章），为低收入家庭开发金融资产（第六章），预防儿童虐待（第七章），培养整个人生中的公民参与（第八章），建设健康、多元和繁荣的社区（第九章），实现环境正义（第十章），以及促进老年人参与（第十一章）。除了这十个领域，本著作还提出了三项对我们这个行业实现宜居生活有重要意义的倡议：产生有效需求和社会服务的使用（第十二章），设计和实施政策与项目创新（第十三章），发挥大数据分析学和信息学杠杆作用（第十四章）。
三 社会正义的意义
那么，这部著作对21世纪社会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然围绕这三项基本原则展开讨论，从这些原则理解本书的意义。
提升社会正义，不是一个新命题。但是，这部著作将21世纪提升社会正义的工作重点置于宜居生活，特别是号召“为所有人过上这样的生活而奋斗”，是一个创新。在我们的工作中体现这一重点，要求社会工作者摒弃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投身到变革的大业中，从结构的层面解决社会不公正。
在过去两千年中，人类有过许多界定完美生活的尝试。本书作者对宜居生活的定义，主要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和马斯洛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美和满意的生活就是让人充分发挥真正的潜力；人类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环境，使人能够充分发展、发挥完全的潜能，并且幸福。中国的学者可能都比较熟悉马斯洛（Abraham Maslov）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满足所有人的这些基本需要，就是人类几千年梦寐以求的，21世纪仍然需要为之奋斗并构成社会工作核心任务的“宜居生活”。
根据亚里士多德和马斯洛理论、Amartya Sen的“能力视角”，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详细阐述的“第二代权利”，以及许多社会正义推动组织所提出的“尊严概念”，本书提出：“我们关于宜居生活的定义是：它是一种让个人有能力成功，并能以健康方式在生命周期中发挥完全潜力的生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才华、技术、能力和天赋。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引领我们过上完美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人格特征。宜居生活就是让所有这些特征充分发挥作用的生活。它的结果是：个人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目的感、成就感、参与感和控制感。肯尼迪总统在描述幸福时，曾简要地把这样的生活总结为‘在生命承载的范围内完全调动你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出彩’。” [4] 显然，在实现生活中，人的这些能力和天赋在人群中有很大差异。“宜居生活的意义，就是承认并且赞赏这种差异。宜居生活的目标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天赋。能力因人而异，但重要的是，所有能力都被允许充分发挥。马丁·路德·金的名言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某人应召做一个马路清扫工，他就必须把马路清扫干净，其精致和完美如米开朗基罗的画、贝多芬的音乐，或莎士比亚的诗。他必须这样做，以至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人都赞誉到，这儿居住着一位敬业的伟大清扫工。’” [5]
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很多美国人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已经很难过上这样一种宜居生活了。“因为各种障碍的存在，过上宜居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变成了一个躲躲闪闪的话题。在很多方面，这些障碍代表着今天和未来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6] 社会工作者在21世纪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投身到变革的大业和洪流中，为搬除阻碍所有人过上宜居生活的障碍而工作。这项工作的核心，就是伸张社会正义。
本书提出，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挑战陈规，在赞扬声中想到问题。或许，这就是21世纪社会工作区别于他们前辈的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思想，在布朗学院前任院长Khinduka 2001年的演讲中得到了精辟阐述：“我们使命的根本性质，要求社会工作者挑战社会广泛接受的陈规……当一些人抱怨是他们的不幸导致了他们被压迫的状况时，我们需要提出主导制度的不公平性。当一些人为我们国家（美国）史无前例的繁荣庆祝时，我们就提请人们关注所存在的不合理的贫困。要鼓励社会工作者成为社会的良心，而不是唱赞歌的人。我们精神上的满足，不来自被精英阶层、有权利的人、名人或魔力阶层赞许，而是来自那种感受，知道我们为擦干人类的眼泪做了一点工作，帮助了儿童和脆弱的老人，组织了对人的赋权活动，以及偶尔在一两次小冲突中为人类的尊严赢取了胜利。” [7]
要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社会工作者，我们必须有锐利的目光（当然还要有娴熟的技巧，包括经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工作方法和运用证据的能力）、时时看到工作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在结构层面的深层次原因，为解决这类问题从结构入手，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新政策或改变现有政策，做好智库和智囊的工作。在我们看来，为搬除结构障碍做好决策者的智囊，是新一代社会工作者与传统意义上仅为服务对象解决眼前问题而承担的“临床工作者”的最大区别，也是社会正义的本质所在。全书几乎在每一个社工领域、每一章，都对这样的社会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案例、规范和操作特点。这里，我们仅以第四章为例，对21世纪社会工作伸张社会正义的新特点，做一讨论。
本书第四章讨论了产生污名、歧视、社会排斥的社会根源，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数据，以及“新式操作”的特点。在伸张社会正义方面，本章有这样几个重要思想。第一，本章从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理论角度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做了深刻探讨。它提出了一个叫作“扩展了的防卫型另类”概念。“防卫型另类”最早是受压迫群体的成员对他们群体中的某些人如何对其他人或其他受压迫群体施展力量的过程所做的一种工具性描述。这个过程的产生，为的是应对污名威胁及主导群体的信条，通常伴随着消极的陈规化，让某些人得以提升自己在“低级”群体面前的地位。本章提出了扩展了的防卫型另类概念，提请人们注意种族主义贬低非洲裔男性的价值、对他们非人性化的过程，是通过“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形成的。在美国，贫穷主要被看作是个人和品行上的失败。这种个人失败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对贫穷的普遍理解。本章作者把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对贫困和穷人的通行观点，解释为美国统治群体对防卫型另类的另一种使用（即“扩展了的概念”）：它“防卫”了从我们经济体系中获利的人的地位，却同时把那些在这个经济中最脆弱的人当作了“另类”。理论上同样可以将这个由看到威胁而被迫采取保护措施的概念，用到主导群体的成员中去。这一过程可以是有意也可以是无意的，但它最终将社会中居于特权地位的人与其他人拉开距离，特别是与那些对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的人、有可能威胁社会结构的潜在行动拉开距离。
第二，为阻断社会结构负面力量，社会工作者必须使用一种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的批判方法。本章引用了Mary Kondrat（1999）的思想，她认为，社会工作者通常依赖的是那些并没有完全将自身置放到更宏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中的自我觉察方法。例如，许多社会工作者努力用自己的感觉来理解他们对案主所做的工作，或从同事那里听取对他们所做工作的反馈，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的是，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审视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是否在工作中（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压迫性的社会规范，伤害了他们所服务的案主和社区。例如，一些社会工作者，尽管他们有接受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酷儿（queer）（通常称作LGBTQ，取以上单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意识，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还是不知不觉地遵从社会在性别上的规范，有“跨性别恐惧”（transphobia），即本质上还是不接受LGBTQ。这种潜意识，不仅不能服务好我们的案主，而且是对现有“规范”（社会陈式）的投降，本质上是与我们社会正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第三，为说明上述思想，笔者引用了一个实例。有位女同性恋者，接近60岁，通常以兼具两性的形式出现在公众前（例如，她不化妆，剪短发，穿中性服装）。她告诉她的一位新治疗师，她通常在公共厕所中惊吓了其他妇女，这种经历让她不安并产生焦虑。这位治疗师建议，她可能需要考虑改变一下穿戴，让别人不要将她错当作男人。这位案主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质疑这位治疗专家为LGBTQ老人服务的能力，并很快终止了与这位治疗师的关系。如本章所说，在这个案例中，这位治疗师有良好的愿望，可能在工作中也用到了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方法。确实，如果戴上耳环可能就把这个“问题”轻易解决了。但是，改变性别外观的建议，让人立刻觉察到，这位治疗师是社会异性恋规则的产物，而且也在推崇这种规则。将此事归结为个人选择，而不正视异性恋规则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规则对性别少数群体的污名，这位治疗师错过了在这个案例中将“宏观”与“微观”力量结合起来，为这位案主做释放性治疗的好机会。如果社会工作者想要正视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他们必须严谨地检查自己，包括他们自己的想法、感觉、行为和行业的优先点，也许他们做的正好加强了他们所要反对的东西。这当然具有挑战性，是项艰巨的工作；它要求社会工作的实务有一种结构性取向。
第四，本章通过这些对少数族裔、性别取向弱势群体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进一步提出，21世纪的社会工作是一种“新结构社会工作”（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社会工作者必须采取“激进人文主义”（radical humanism）和“激进结构主义”（radical structuralism）。这个由一位加拿大社会工作学者Bob Mullaly提出的思想，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实务取向，即在一个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neo-liberal societies）解决结构性非正义问题时，社会工作者必须在实务中找到导致人类痛苦的真正原因，从结构上做出改变，而不能无意之中加入对弱势群体指责的行动中。从这个模式出发，Mullaly认为，传统的三段论式的社工模式（提出问题、田野工作并测试干预模式、推广干预模式）将不再有效。激进人文主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个案工作或临床工作可以是解放性的而不是压迫性的，必须在微观层面有意识地提升这种结构改造理念。社会工作者在21世纪要采纳激进结构主义，以达到两个目的：减轻一个剥削型和让人边缘化的社会秩序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提供释放），同时改变造成这些负面影响的条件和社会结构。
以上这些讨论，展示了新形势下社会工作的特点，是理解本书宜居生活理念特别是传统“社会正义”原则如何为实现这个理念提供指导的重要示例。虽然，这里讨论的是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但我们认为，作者的思想、他们提出的伸张社会正义的原则，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 环境中的个人的意义
社会工作的生态方法，即“环境中的个人”视角，一直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方法。但是，如前一节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所示，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使这个方法也经历着重要变革，赋予这项原则以新意。我们认为，这个新意就在于它必须与其他两项原则在21世纪的“新意”一同考察：“环境中的个人”，在巨大挑战之下要求我们关注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态，关注结构，通过激进人文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的操作，伸张社会正义；这个原则在21世纪中，要求我们运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带给我们的巨大方便，运用所有高科技的手段生产、传播并使用证据。
为说明这个思想，我们想用本书第二章的例子做一说明。美国的高种族隔离限制了健康资源的分配，如对新鲜食品、安全的健身场所的获取，以及方便地获取预防性健康照护。本书通过一系列发表的文章展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第一，健康的、买得起的食物供应链不容易获取，而且在某些地区聚集了很多快餐店和售卖高热量食品、无营养价值食品的商店。被称为“食品沙漠”的场所总是聚集于低收入、非白人居民区。美国农业部将这些地区定义为低收入地区，在城市地区要一英里（约1.6千米）之外才能找到全服务杂货店或超市，在农村社区十英里之外才能找到全服务杂货店或超市。第二，尽管促进公共卫生的运动催促人民进行体质锻炼，但是生活在高犯罪率居民区的人们只能做室内运动或坐式运动。因此他们不能安全地在社区进行散步或骑自行车等活动。
这两个实例，说明了环境中的个人视角，在新的环境或巨大挑战下，发生了实质变化。它的意义至少有四点。首先，面对巨大挑战，研究者的选题是受立场（伸张社会正义的立场）决定的。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关注、产生高影响力的研究，必定是影响到国计民生特别是不被广大民众注意到的弱势群体的社会课题。它既是责任，也是生存所必需。我们这里讲的“生存”，是就研究者而言。今天，在一流杂志发表文章，是所有学术机构考核研究者业绩的重要指标。而要发文章，对社会工作者而言，必须是那些最接地气的选题；伸张社会正义，无疑是这类题目之首选。其次，这两个研究，把食物供应链的地理分布和体质锻炼的环境，与穷人、生活于高犯罪社区居民联系在一起，无疑是一个研究的大智慧。它在生产证据时，用到科技成果的最新手段，如大数据、管理型数据、地理信息科学GIS、各种尖端统计模型包括因果分析模型，无疑成为我们证据为本的典范。再次，现代社会工作必须使用“跨学科型”（transdisciplinary）方法。这方面，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公共卫生研究者的紧密合作，带来巨大成果，也值得借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证据的使用将带来社会工作本质的变革，将实现激进人文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将对政策制定者改变政策（如规划食物链的社区分布、降低居民区犯罪率）做出重要影响。当然，有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时日，也有待弱势群体及其利益相关者、倡导者的艰苦奋斗。
五 证据为本的意义
证据为本的实务，在百年前社会工作创始人Mary Ellen Richmond的著作中，就已做了经典阐述。当时，在她脑海中，社会工作的模式就是医学的模式，所有对病症的检测、诊断、处方、治疗和效益评估，都必须使用通过科学方法生产出来的证据。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光有一颗慈善之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提供优质服务的精湛技术。没有技术的服务，有时不仅不能帮到案主，还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而所有这些技术，都来自于用科学手段生产的证据。
21世纪是一个科技革命的世纪，我们今天经历的呈指数级数增长的科技变革，它带给人类的便利和福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星球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生产证据的方式也在经历着变革。本书第十四章，讨论了科技革命对证据生产的影响，特别是对如何使用大数据，如何运用社会工作引以自豪的、在同行中较早使用的管理型数据做社工服务，大数据的缺陷及挑战，都做出了饶有深意的解读。
读者可以惊喜地发现，大数据这个常用词汇的最初含义，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特指的“超大规模信息”状况，即电脑使用中出现的一种数据超出了硬件（也包括软件）承受能力的状况。这一定义，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今天，一枚花费15美元的128千兆字节U盘，可以在不到2000美元的电脑上花几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完成复杂的资料管理，或完成对几百万例个案和几百个变量的分析。由电脑空间/时间带来的限制在今天的大数据应用中已经越来越不成为问题。那么，大数据是指什么呢？它的最准确的含义，或许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信息技术实验室最近做出的一个定义，指包含四V的数据：大数据背景下，容量（volume）指数据的规模、储藏或数据生成的超大规模；高速（velocity），指这类数据的生成和传播的飞快性；种类（variety），指数据的类型、储藏的广阔范围；变异度（variability），泛指数据的高变异性（NIST，2015）。社会工作在所有使用大数据的行业中，是较早走在前列的行业，主要反映在其运用管理型数据将社区的社会经济、犯罪状况放到网上，让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实时”看到并使用数据。从实时角度说，社会工作者是最早将数据变为“活的数据”（life data）的先驱。
证据为本在新时期的重大意义，通过大数据，可见一斑。为了说明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我们还想在这里与读者分享我们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我们曾发过一篇论文《社会工作科学化：定量研究工作者应当做些什么？》 [8] 。我们认为，定量研究者在社会工作科学化过程中应当承担三项重要任务：（1）依循实证研究（包括孔德的传统实证主义和卡尔·波普尔的后实证主义），使用经验数据检验理论假设；（2）吸收邻近学科包括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计量心理学的最新方法，生产、评估社会工作的证据；（3）解决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中最紧迫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该文通过对美国社会工作五份核心期刊在两年内（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16日）发表的定量研究文章所做的系统评审，发现：为生产和评估证据，社会工作用到了一系列现代和当代的前沿统计分析方法。除了传统的回归分析外，使用的模型有：logistic或probit模型、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HLM或其他多层次模型、增长曲线模型、潜增长曲线模型、生存分析、差中差方法、倾向值分析、工具变量模型等。现代统计科学的成果正在并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到社会工作研究中。
六 前景光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虽然，过去的2020年，美国社会工作与其服务的人民经历了生死考验，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社会工作的前景是光明的。本书结尾第十五章由曾经在布朗学院担任过或至今仍然担任的三任院长写成。他们认为，社会工作是一个有生命力、有社会需求，并在21世纪为最广大人民过上宜居生活提供必不可少帮助的重要行业。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社会工作行业在上升之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5年自我认定的社会工作者有85万人，他们中有65万人拥有社会工作学位，有35万人拥有从业执照。进一步说，过去15年，进入社会工作项目的学生数明显增长。2005—2015年，获得社工硕士（MSW）的人数从16956人增长到26329人，或增长55.3%；获得学士社工学位（BSW）的人从13939人增至21164人，或增长51.8%；此外，很多服务领域都接纳了社会工作者。三位院长认为：“在我们迈向未来时，我们这个行业正在积蓄有力的动能。我们相信，这个领域有广泛需求，并将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正处在许多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变革的边缘。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巨大的挑战。但是，同样，我们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机遇、这样大的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我们真的是一个‘有动力的行业’，一个急于在21世纪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知识并训练有素的行业。这样的世界，无疑是宜居生活得以实现、每一个儿童都期盼的世界！”
最后，作为本书译者和社会工作的一员，我们还想说几句话。
第一，我们翻译并向中国同行郑重推荐这部著作，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因为是科学，所以它是跨国界、跨意识形态、某种意义上也是跨越文化和制度的。在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中美关系出现了少有的挫折，跌到了40年来的最低谷。这种状况与地缘政治特别是美国右翼政客刻意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一定会改观。从另一角度说，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关注美国社会工作的最新发展。
第二，本书对美国2020现象的深刻分析，写在该现象出现之前，但反映的是美国一流学者对体制的深刻反思，是我们了解今日美国不可多得的一本参考书。此书对所有研究美国的学者有用，是一个机缘巧合，也是我们翻译之初没有料到的。如我们在第一节所述，我们相信此书对社会工作以外的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第三，在介绍美国社会工作时，我们尽量避免使用价值评判的语言。我们想强调，如本书作者所言，美国的社会工作也从世界吸收养料，学习增强自己工作的能力。过去20年中美社会工作同行的交流，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从中学到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宝贵经验，已经也必将越来越深远地影响到美国社会工作。
第四，同理，我们所有的介绍，用的都是原著的内容，而没有讨论这些内容对中国社工的意义。中美制度不同，许多方面、很多思想不可照搬。中国社会工作者已经在社会工作本土化方面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将这部著作对中国社工的影响，如何使用它的核心思想来认识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社工的发展，当作一个研究题目，交给我们中国同行。一言以蔽之，我们囿于知识的浅薄和视野的狭窄，没有讨论本土化问题，望国内同行海涵。
本书第一、二、四、五、十四、十五章由郭申阳翻译，第三、七、八、九、十章由彭瑾翻译，第六、十一、十二、十三章和索引等文字由付琳赟翻译。付琳赟担任此翻译项目经理。
此书每页的脚注为翻译者添加，以帮助读者理解重要词汇或概念的国外背景。
郭申阳、彭瑾、付琳赟
2022年5月31日
[1] 按照2021年1月的统计。
[2] 截至2022年5月底，美国累计确诊病历8500多万，累计死亡人数超100万。——编者注
[3] Whitehall 项目是英国学者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所做的研究。该项目的“一期队列研究”（Whitehall研究I）对 17500名年龄在20—60岁的男性公务员的健康状况从1967年起做了十年的跟踪调查。该项目的“二期队列研究”（Whitehall研究II）对10308名年龄在35—55岁的公务员（2/3为男性，1/3为女性）的健康状况从1985年起做了三年的跟踪调查。对这两个队列的长期跟踪目前仍在进行中。如本书第024页所言，这项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高度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特别是贫困），影响健康的有害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反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影响健康的积极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参见Wikipedia，“Whitehall Study”，https：//en.wikipedia.org/wiki/Whitehall_Study#：～：text=The%20first%20of%20the%20Whitehall，to%20men%20in%20higher%20grades。
[4] 摘自本书第一章。
[5] 摘自本书第一章。
[6] 摘自本书第一章。
[7] 摘自本书第十五章。
[8] 彭瑾、李娜、郭申阳：《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及其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