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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证了资产对我们生活的多方面影响，它的影响包含了从我们的日常金融事务到长期生活结果再到决策方式的方方面面。尽管事实上获得基本资产的水平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人们在获取资产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在现代美国经济中，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来，财富不平等一直都是最为严重的（Saez and Zucman，2016）。虽然不平等本身并非完全是坏事（即，如果人口的财富和福祉在总体上得到改善），但这种不平等的增长伴随着美国财富持有率最低的90%人群的储蓄率持续低下。导致这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储蓄率持续偏低的因素非常复杂。这些因素包括：阻碍许多群体（尤其是少数族裔群体）世代独立建立财富的历史原因；导致工资增长水平低下的结构性因素；使富人相对于穷人更容易积累储蓄和获得廉价信贷的制度性因素；以及阻碍低收入家庭储蓄的政策结构。
在历史上，这种巨大的差异在被剥夺权利的群体中特别明显，尤其是少数族裔群体，这一事实为在整个人口中开发资产的经济需求增加了道义成分：如果资产是宜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巨大差异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排除总人口中的大多数人，使得他们无法过上宜居生活，而这样做的后果则加剧了历史性的不平等。
本节侧重于理解导致资产建设机会不均的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将探讨经济结构、制度和政策如何阻碍美国低收入家庭积累财富。我们去理解这些因素并克服资产建设的困难并不能立刻缩小观察到的巨大财富差异，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确保每个人在资产建设、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以及充分实现自我潜能的开发上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
导致低收入家庭储蓄和财富积累水平低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现金流有限，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虽然将收入转化为资产取决于许多行为和制度因素（例如，储蓄意愿和投资产品的可及性），而现实却是收入低于可持续性最低水平的家庭难以储蓄。尽管低收入和低储蓄水平之间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都很明显，但过去二十年来，收入增长一直处于停滞让这个问题尤为凸显。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后，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自1999年以来变化不大（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停滞的收入对美国储蓄水平的影响令人担忧。没有广泛的收入增长，就没有理由指望家庭会在未来比现在更有能力储蓄，而在我们进行消费和储蓄的决策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政策干预或文化转变。
美国许多低收入家庭都依靠薪水生活，经常无力承担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一个人的收入完全被房租、购买食物、给汽车加油和为小孩买衣服的需求所消耗时，他就根本没有足够的金融储备来建立（哪怕是少量的）紧急储蓄以缓冲金融冲击。鉴于许多低收入家庭缺乏为诸如收支冲击之类的短期问题而储蓄的能力，他们更不可能为增强他们金融安全的长期投资而储蓄，抑或为改善总体生活质量如上大学或者支付房屋首付而储蓄。例如，以四年制公立大学为例，低收入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六年时间内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仅为34%，而他们同辈群体的比例为66%（Engle and Tinto，2008）。此外，这些学生在第一年后失学的可能性是那些中等或高收入且父母上过大学的学生的4倍。这种差距也扩大到了房屋所有权。截至2015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住房拥有率比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低46个百分点（Prosperity Now，2017c）。
除了不能够为大学和房屋所有权进行长期投资外，收入严重受限的家庭甚至还在为小额存款焦头烂额。无论是低储蓄还是毫无储蓄都会使家庭面对无法预料的开销时无力应对并从中恢复，这种现象在穷人中普遍存在。2010年的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美国家庭有足以抵御紧急情况的积蓄，这个额度被定义为一个月收入的75%。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只有不到40%达到了这一标准（Key，2014）。让人更为担忧的是，几乎一半的美国家庭无法轻松应对花费仅400美元的紧急情况（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6）。储蓄有限的问题对家庭福利产生了真切的影响，这个问题与家庭遭受物质困难的脆弱性增加有关，例如缺乏食品、医疗和牙科保健以及水电气等必需品（Babiarz and Robb，2014；Collins and Gjertson，2013；McKernan，Ratcliffe and Vinopal，2009；Sherraden and Sfherraden，2000）。
经济波动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加剧了之前讨论的问题。以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上最不安全的家庭如何更大程度上遭受经济冲击。尽管大衰退影响了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的财富（2007—2011年间，超过50%的家庭失去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富，而四分之一的家庭失去了至少75%的财富），但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少数族裔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Pfeffer，Danziger and Schoeni，2013）。这些结果与之前讨论的有关低收入家庭遭受冲击的脆弱性，充分说明了更为贫困的家庭极易遭受个人紧急情况和更广泛的经济冲击。
除了现金流有限导致储蓄不足这一根本问题之外，低收入人群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金融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储蓄困难重重。的确，即使低收入家庭设法使财务状况达到可以存储的地步，但它们仍可能遭遇诸多制度障碍，这些障碍会限制它们安全地建设资产的能力，或者会使它们承担高风险的借贷。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主流银行服务；需要依赖替代性金融服务，例如高成本的发薪日贷款或产权贷款；使用其他高利贷，例如私人学生贷款，高成本信用卡和掠夺性抵押贷款 [2] ；以及缺乏能够使他们的钱增值的安全投资的选项，例如由雇主赞助的401（K）退休账户。此外，由于美国税收制度的许多方面只侧重于激励富裕家庭的储蓄，这使得在低收入人群中建设资产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美国的社会服务体系充分抑制了低收入家庭的储蓄。以下，我们将分别探讨每一个制度障碍。
与普通家庭相比，许多低收入家庭要么“没有银行账户”，这意味着他们在金融机构中没有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要么是“银行账户不足”，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拥有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但仍依赖于主流银行系统之外的金融服务，例如发薪日贷方（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2018）。银行账户所有权在许多方面是建设资产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为家庭提供了许多金融资源和机会，例如拥有安全的付款方式，直接将薪水存入银行账户，积累储蓄，以合适的利率获得和建立信用，并赚取资产利息（Birkenmaier and Fu，2015；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2018；Hogarth，Anguelov and Lee，2005；Robbins，2013）。已有相关研究把银行账户所有权与整体金融福祉联系在一起。没有银行账户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困难，其中包括缺少基本的商品和服务，例如食物、住房、衣物、医疗保健、金融安全性较低（包括收入波动和无力承担意外开销）以及对财务状况感到焦虑（Beverly，2001；Collins and Gjertson，2013；Lee and Kim，2016）。这些经历会影响家庭在一生中积累财富的能力（Barr，2010）。尽管拥有银行账户有诸多益处，但仍有7%的美国家庭没有银行账户，而有20%的家庭银行账户不足，这使他们不得不依赖高利贷提供者（在下文中会进行探讨）来满足当前的金融需求，但这并不利于长期的金融健康（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2018）。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产水平来维持日常支出和应对收支冲击，家庭可能会寻求短期高利贷来满足金融需求。当低收入家庭无法获得如信用卡在内的低成本信贷渠道时，就会转而选择高利贷（Barr，2004；Despard et al.，2015）。信用卡在内的主流信贷渠道，通过允许家庭按照预设的信贷限额借款并分期偿还债务，提供了一种管理费用和缓冲危机的方式。尽管信用卡并不是毫无风险的金融管理工具，但它还是提供了一种可靠而有效的手段来理顺家庭的财务状况，即使信用记录有限或较差的家庭可能需要为信用卡支付高利率。
虽然资金短缺的家庭有可能因为使用信用卡而陷入债务纠纷，但依靠主流信贷来管理财务的风险要比依靠许多替代性金融服务的风险小得多。替代性金融服务的常见类型包括发薪日贷款（实质上是借款人收到下一次薪水时要偿还的预支现金）和汽车产权贷款（以产权人的车辆所有权作为抵押的贷款）。这些贷款在计入与使用相关的所有成本和费用后，其利率可以达到三位数（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2013），这有可能会使家庭陷入债务循环，并进一步增加经济不安全家庭的压力（Birkenmaier and Tyuse，2005）。
尽管这些贷款成本高昂且具有风险，但它们在低收入家庭的金融状况中发挥了必要的作用。最近针对发薪日贷款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都使用发薪日贷款来支付诸如房租或食物等基本支出，或处理一些意外紧急情况（Davison et al.，2017）。此外，与没有使用发薪日贷款的低收入家庭相比，依赖于发薪日贷款的低收入家庭还报告它们贷款利率更高，被主流信贷拒之门外，这说明，这些家庭转向高利贷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发薪日贷款和其他替代性金融服务已发展成为美国的主要产业。据估计，当前这些服务每年处理超过3000亿美元的交易，并且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在过去一年使用了这一服务（Bradley et al.，2009；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2018）。一项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研究发现，有39%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了替代性金融服务（Despard et al.，201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行业的增长可以看作是美国资产问题的起因和结果。在没有紧急储蓄和无法获得主流信贷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发薪日贷款一类的服务来维持生计，但这种容易获得的短期高利贷也会使家庭负担高昂的费用和利息，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储蓄的能力。
但是，即使低收入家庭有资格获取信用卡、住房贷款或助学贷款等主流信贷来源，但它们最终仍可能比高收入家庭支付更高的债务利率。尽管收入并不是决定个人信用评分的因素（消费者评分会基本衡量他们拖欠贷款的风险并部分决定他们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但是在收入和信用评分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例如，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约有60%的人信用不良或一般，而总人口中只有约40%如此。换句话说，在低收入社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良好”的信用评分，因此大部分人有可能为各色各样的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为金融目标留出资金的可能性。
虽然低收入家庭相对缺乏获得金融产品的渠道，这些产品可以为它们提供安全的方式来建立短期储蓄或负担得起的短期债务方式，但它们无法平等地获取长期投资产品（如退休金账户）。美国人经常通过雇主提供的计划为退休储蓄。从历史上看，许多雇主都会提供退休金计划，他们每月向退休员工支付特定金额。但是，这些年来，退休金的使用率一直在下降（Wiatrowski，2012），美国的退休储蓄已经转向另一种计划，在该计划中，员工会为自己的退休金出资，例如401（K）计划。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获取由雇主提供的退休计划，即使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参加。但还有许多人仍为不提供退休计划的雇主工作。2017年，美国35%的员工未被提供任何退休计划，而对于兼职员工这一数字则更高（约60%）（Pew Charitable Trusts，2017）。缺乏雇主资助的退休账户解释了低收入家庭与其他人口之间退休金储蓄的差异（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6）。
如果不去研究美国种族间的财富差距，那么我们对资产差异的制度性因素的理解便只能是管中窥豹。像本节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制度性安排都有可能阻碍低收入家庭的一般性资产建设，但是美国少数族裔的独特历史导致按种族划分的资产持有出现严重差异。不同种族的财富积累差异令人咋舌。使用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约为18100美元，拉丁裔家庭为33600美元，非拉丁裔白人家庭为122900美元（McKernan et al.，2014）。Melvin Oliver和Thomas Shapiro的研究发现，在不同职业地位水平下，黑人和白人的净资产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一巨大差距无法被工作成就充分解释。将职业地位划分为五类（上白领、下白领、上蓝领、下蓝领和个体经营）后，结果显示只有上白领黑人具有净资产金额（Oliver and Shapiro，1997）。这种差距，部分是因为历史因素和制度安排限制了黑人家庭在过去的财富积累。Hamilton和Darity（2010）回顾了许多相关的抑制因素，其中包括政府和白人社区对黑人的系统性虐待和财产破坏，拒绝给黑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方面的住房歧视，以及即使考虑到收入，黑人申请人的贷款批准率也远远低于白人。这种历史性和制度上的歧视集中表现为少数族裔家庭几代人之间的财富转移率较低；过去更少的财富积累导致现在更少的财富转移。有研究帮助量化了种族贫富差距的代际组成部分，发现黑人家庭在平均两年时间内获得的大笔赠礼或遗产要比其他族裔少大约5000美元（McKernan et al.，2013）。
尽管种族之间的总体财富差距十分显著，但或许更迫切的问题，是在解决短期紧急情况所需的最低资金来源上存在种族差异。举例来说，全国性的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是否可以在一个月内用现金或信用卡一次性支付400美元的紧急费用。在低收入受访者中，只有20%的非拉丁裔黑人家庭可以负担这笔费用，而40%的非拉丁裔白人家庭可以负担（联邦储备委员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6）。换句话说，低收入白人家庭能够处理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是低收入黑人家庭的2倍。在其他收入水平上，这种差异持续存在（尽管不那么明显）。如前所述，这种短期储蓄缺口和长期资产积累缺口很可能会交织在一起。资产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的计算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家庭收入每增加1美元，财富就会增加5.19美元，而黑人家庭收入每增加1美元，财富只增加0.69美元（Shapiro，Meschede and Osoro，2013）。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黑人家庭需要用所有收入来维系日常开支并为紧急情况储蓄（而非用于投资），以及长期在就业市场上遭遇的歧视和福利准入上的歧视。
尽管有许多社会政策以食物、住房、医疗保健和财政支持的形式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援助，但这些政策几乎完全集中在提供额外收入、减少基本开支或维持适当的家庭消费水平上。可能除了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以外，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政策大多数都不以促进储蓄为导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抑制了储蓄。这是政府向穷人提供援助与向相对富有的人提供政府援助在目标上的最大区别之一。通过抵押贷款利息减免和某些退休储蓄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可以积极促进资产建设，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在使用这些政策上占主导地位，而低收入家庭则处于落后地位。例如，由于许多家庭的主要退休储蓄形式是基于雇主的退休储蓄账户，这通常使低收入家庭得不到政府的退休储蓄福利，因为如前所述，富裕家庭有退休储蓄账户的比例远高于低收入家庭。
相比之下，诸如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或“食品券”）和有需要家庭的临时援助（TANF，或通常被认为是“福利”）之类的计划在历史上限制了潜在受益人有资格参加该计划所能拥有的资产数量。尽管许多州已经取消了资产限制，并且联邦政府已经极大消除了医疗补助计划的资产限额，但仍有16个州对参与SNAP计划有资产限额，且4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仍然对TANF计划有资产限额（Prosperity Now，2017b）。这样的资产限制极大地抑制了低收入家庭的储蓄，他们甚至可能由于担心财务状况受到监控并危及福利获取，而抑制了开设银行账户的念头（Neuberger，Greenstein and Orszag，2006；O'Brien，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