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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收入人口开发资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直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方式包括为家庭应对紧急状况提供缓冲，提供足够的资金购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物品（例如有车可以去更好的工作岗位），建立房屋净值，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有舒适的退休生活以及使家庭能够跨代转移财富。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资产可以作为一种允许家庭在意外的金融义务（例如债务）或者冲击时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方式。研究表明，金融紧急事件的平均费用为1500—2000美元（Collins and Gjertson，2013；Searle and Köppe，2014）。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储蓄金来承担这一费用，这可能使处于金融边缘的个人陷入贫困（或加剧现有的贫困水平）。所以我们再怎么强调资产对于维持宜居生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失业、健康危机，甚至汽车意外维修的情况下，拥有足够的应急储蓄可能是避免以下情况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情况包括：被赶出家门，因交通不便而失去工作，放弃基本医疗保健，逾期支付账单，失去低成本信贷，或者无力负担足够的家庭食物。尽管拥有最低水平的资产非常重要，但低收入的美国家庭依旧难以达到这一最低门槛。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一半的美国家庭认为，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在30天之内拿出2000美元；而年收入低于20000美元的家庭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可以拿出这个数额（Collins and Gjertson，2013）。
除了可以为家庭紧急情况提供缓冲之外，哪怕是拥有较小数额的资产也可能在解决贫困和帮助家庭改善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举例来说，有足够的积蓄可以用来弥补一些误工时间，这些时间可能会使个人能够面试更好或薪水更高的工作。同样，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公寓保证金能够帮助个人搬到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城镇。储蓄还可以用来支付一些通常有利于从事高收入工作的必要购买，包括适合工作面试的衣服或往返于相对较远工作地点的交通工具。因此，即使我们经常将减贫或经济流动视为通过大学、房屋或创业之类的大型投资才能购买到的资产，但资产水平的适度提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家庭避免贫困并改善整体前景。
资产、房屋所有权和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房屋所有权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但是2007年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凸显了房屋所有权的巨大风险。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后，低收入家庭拥有“溺水屋”（即个人所欠的债务超过房屋价值）的百分比翻了一番（Carter and Gottschalck，2011）。尽管风险依旧存在，但房屋所有权仍是美国积累财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房屋净值占美国居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约占美国家庭拥有总财富的一半（Iacoviello，2011）。
当然，房屋所有权和资产建设之间存在直接和互惠的关联。首先，资产建设会逐步促进购房者达到房屋首付要求。尽管首付通常只占房屋价值的3%到20%，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而言，即使要达到该范围的下限也可能很难。如前所述，低收入家庭为紧急情况存储2000美元都十分困难。即使这些家庭符合联邦计划的要求，即只需要为价值10万美元的房屋支付3.5%的首付，那么他们的房屋首付仍需要3500美元（并可能还需支付抵押贷款保险）。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达到此门槛并非易事，即使能够达到也可能会因此耗光他们的应急储蓄。但是，一旦有意购房者达到了这个门槛，房屋本身将成为建设资产的工具，因为按揭付款会直接在其房屋上建立个人的资产，这是租赁房屋所不能实现的。因此，资产促进购房，而购房又促进资产的增长。
一项研究显示，与租房者相比，房屋所有者的短期结果表明，房屋净值的发展似乎总体上对房主有好处。这项研究发现，与租房者相比，低收入房主的资产净值、资产和非住房资产净值均有所增加（Grinstein-Weiss et al.，2013）。这种本身具有价值的资产净值，还可以通过提供信贷渠道来进一步促进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金融安全。房屋净值信贷额度可以使房主在需要进行必要的购买或弥补意外短缺时以低利率借钱，而反向抵押贷款则允许年长的房主将其房屋净值转换为可以补充其退休收入的支付流。尽管这两种选择都存在风险，但它们确实为低收入房主提供了一套扩展的金融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改善他们的整体福祉。
在美国，学区可用的资金与该学区居民的资产持有状况直接相关（通过为学校提供资金的财产税机制），而高等教育成本不断上升，资产和教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有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联系，并支持这种普遍观察：父母的财富与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相关（Hotz，Rasmussen and Wiemers，2016）。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整个人口中建立宜居生活的差距至关重要。上大学不仅仅是增加未来收入可能性的机制，它也是一种追求自身热衷事业、学习新领域和主题，体验不同环境的生活以及建立向上流动的社交网络的方式。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由于他们上大学机会的可能性降低，他们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他们不但终身性平均收入更低，而且他们更少有机会能够探索构建未来生活的各种选择。
虽然增加上大学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但拥有较富裕的父母（或有能力将钱存入大学基金的父母）还有助于避免父母和子女承担助学贷款。对于无法依靠父母资助其教育的个人，他们的选择要么是根本不上大学，要么是承担助学贷款。随着大学对于获得高薪工作变得愈发重要，越来越多的个人选择承担助学贷款来支付上大学的费用。2019年，全美助学贷款债务总额超过1.6万亿美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9），助学贷款债务的最重负担往往落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的肩上（Fry，2012）。这可能会使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积累财富上处于弱势地位，并可能使他们不太愿意（或没有能力）承担更多债务甚至完成学业，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长期收入和财富潜力（Center on Assets，Education，and Inclusion，2016）。此外，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在获得公平并且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上的不均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循环，并最终导致了显著的贫富差距。最近的研究捕捉到了这种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单单承担助学贷款这一点就与拖欠账单、租金和医疗保险以及透支银行账户和无法购买食物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即使考虑了让家庭承担助学贷款的刺激因素，这种相关性仍然成立（Despard et al.，2016）。
虽然家庭或个人层面的资产促进了更多人寻求高等教育，但社区层面的资产建设可能会在发展的更早阶段增强教育结果。在子女接受教育的早期，子女上公立学校所在地区的地方税收基础对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和经历起重要作用（Poterba，1997）。美国的公立学校大部分由财产税资助。因此，在具有较高财产价值的地区，学校获得的资助要比具有较低财产价值的社区（本书第五章所讨论的）高得多，并可能提供更好的教育结果（毕业率、大学入学率等）。通过这种方式，资产的教育收益与资产推动的房屋所有权水平的提高交织在一起，因为房屋所有权率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财产价值（Rohe and Stewart，1996）。
资产建设也是让家庭成员在晚年过上舒适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能让父辈留下遗产来支持子女。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及其随后福利的扩大，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的贫困率（Engelhardt and Gruber，2004），但人们的退休需求与他们实际的退休储蓄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接近退休年龄（55岁及以上）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没有任何退休储蓄，近乎三分之一的家庭既没有退休储蓄也没有退休金，这可能迫使他们只能依靠社会保障所提供的福利（U.S.Government Accoutability Office，2015）。即使是有储蓄的家庭，每月也只有约310美元的收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U.S.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15），这不太可能为舒适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当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来考虑退休储蓄匮乏时，人口需求与人口资产之间差距之大令人震惊。据估计，这一差距在6.8万亿至14万亿美元之间（Rhee，2013）。美国总体人口在退休储蓄上困难重重，而其中低收入家庭的问题尤为显著。例如，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不具备退休储蓄（美联储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6）；之后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到40%的美国人觉得自己的退休计划步入正轨。
由于社会保障可以使受益人免受饥饿或极端困苦，因此有必要思考什么才是一种“宜居”的退休生活。宜居的退休生活并不是指一个人的暮年伴随着精打细算的金融管理，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子女的金融资源和支持的依赖，而应当包括到未涉足之地旅行，利用闲暇时光追求新的或探索现有的爱好，购买给孙子孙女的礼物等。为了能够自由舒适地做这些事情，通常一个人需要的钱比社会保障提供的要多。因此，个体在一生的工作中，用长期储蓄工具建设资产对于个人在退休后维持宜居生活至关重要。
除了退休的考虑，为全民建设资产是改善代际家庭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代际财富转移是财富的延续和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转移可以帮助年轻家庭购买房屋，支付大学学费或为自己的最终退休储蓄。这也表明了促进购房的另一个好处，因为房屋作为一项巨大的资产，可以由父母转移给子女。然而，尽管父母将财富转移给子女会促进经济机会和流动性，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财富最高的20%人群中，将近50%的父母至少向他们的子女进行了一次与教育相关的转账，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每个子女收到的转账金额平均约为2万美元（Hotz，Rasmussen and Wiemers，2016）。相比之下，在第二富裕的20%人口中，这个比例为33%。在最低的20%人口中，该比例仅为18%。在与房屋所有权有关的财富转移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这些代际转移很大程度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长期存在，但这些转移的好处也说明了在较为贫困社区建设资产的内在机会。如果成功的话，这些社区的资产建设将持续为受益者的子孙后代带来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