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我们从一个改造版的大富翁游戏说起,比喻的是累积不平等过程。与所有参加者在游戏开始时拥有同额资源的情形相反,美国人事实上在占有机会和优势条件上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又反过来导致了人们在优势和劣势条件上更深的鸿沟。确切地说,阶级和种族是划分美国社会最根本的两条线。它们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导致社会分裂的分界线。
这一过程始于父母的金融资源以及儿童所居住的居民区。随后,它影响到儿童所获得的上学质量,又影响到他们未来能找到的工作类型和事业。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影响到他们对退休岁月的准备情况。
我们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累积不平等,只是到最近才进一步深化。那三位大富翁游戏人正在一个比我们假设的初始资源更不对称的水平线上开始他们的游戏。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在达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些不平等的极端例子,是自镀金时代之后才开始的 [1] 。百分之一的最富人口目前占有整个国家所有金融财产的46%,而人口末端的60%占有这类财产的不足1%(Wolff,2017)。这些财富上的巨大鸿沟强化了累积不平等过程。
再将一个普通工作者的薪水与S&P500强公司平均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做一比较。在1980年,平均首席执行官挣的钱大约是普通工作者的48倍。到2017年,这个差距高升到361倍(Executive Paywatch,2018)。进一步看,一个普通工作者今天比40年前或50年前更难得到同样的福利。健康保险、养老金、病假、工作保障性,以及其他许多福利日益变得遥不可及(Hacker,2006)。
这些宏观经济的变化强化了累积不平等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在美国,始终存在着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明显差异。这方面,大家能接受的信条是,只要机会平等,结果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拒绝认识到的是,恰恰是结果的不平等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累积不平等过程。儿童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存在着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他们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巨大的机遇差异。这些差异,反过来,深深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生命轨迹。
当我们致力于建设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宜居生活时,我们必须阻断通往这种扩大了的不平等的路径。社会工作者承担着应对这类不平等的重要使命。通过他们的实务和研究,社会工作者把这项任务视作自己的日常工作。他们必须用他们的临床、组织以及政策方面的经验有效地对这个过程做出干预。在这个国家和世界已经看到的草根努力(grassroots efforts)证明,那样的努力是有用的。仅举一个例子,“为15美元而战”已经成功唤起了人们为低收入工作者而斗争的意识,同时使全国不同州和城市的倡导者投入了提升最低工资的斗争。
宜居生活是对个人成长和未来进步的一项真实承诺。它承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发挥他们的所有潜能。由于累积不平等,这个承诺在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幻觉。现在,是排除这些影响百万人过上宜居生活的障碍的时候了!
[1] 镀金时代(Gilded Age)指美国历史上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0年左右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