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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累积性不平等的考察，首先从儿童成长的居民区类型开始，关注的重点是种族与收入。居民区是一个儿童长大的地方并对这个孩子的未来福祉和生命机会发生重大影响。居民区受到重视，还因为它与儿童的阶级和种族高度相关。在一个高度贫困的街区长大将产生特别的负面影响，而在富裕街区长大通常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显著的优越条件（见本书第九章关于居民区效应的讨论）。
过去30年中，研究者关注个人居住的街区所展现的不同经济福利，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来描述并理解美国的贫困问题。这样做的原因是，深陷贫困的居民区对所有居住在那儿的居民产生破坏性影响，特别是伤害儿童。例如，Paul Jargowsky提出：“为什么我们必须考虑贫困的空间结构？”他的回答是：
贫困家庭和儿童在高贫困化的少数族裔聚集区、拉丁裔居民集居区以及贫民窟的聚集将穷人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放大。穷人的聚集使得导致贫穷或由贫穷导致的社会疾病进一步深化。在这些居民区生活的孩子不仅在自家找不到生活必需品，而且必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挣扎，那个环境充满了诱惑但缺乏正面的榜样。同样重要的是，学区或入学分块一般由地理因素决定。所以，穷人居住上的集中通常使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2003：2）
研究表明，即便控制了个人的收入和种族，在高贫困居民区生活的儿童依然在很多方面呈现福利状况的劣势（Brooks-Gunn，Duncan and Aber，1997；Evans，2004，2006；Leventhal and Brooks-Gunn，2000；Pattillo and Robinson，2016）。例如，Margery Turner与Deborah Kaye发现，与个人特征无关，“居民区贫困率上升使儿童在以下所有问题上的发生概率都随之上升：负面行为、退学、在学校参与负面活动、不参加其他活动、不被带领读书或参加户外活动、生活在家长为非全职工作者的家中、接受一位有严重精神疾病或精神状况不佳的照护者照护等等。”（2006：20）
关于贫困的居民区背景，William Julius Wilson（1987，1996，2009），Douglas Massey（2007，2016；Massey and Denton，1993）与 Robert Sampson（Sampson et al.，1997；Sampson and Morenoff，2006）等人做了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高贫困居民区长大的儿童遭遇许多由地理居住环境带来的劣势条件。此外，由于美国城市长期形成的居住地种族隔离，受到这些负面影响的通常是有色儿童（Charles，2003；Farley，2008；Fischer，2003；Wilson，2016）。
反之亦然，在中产阶级或富裕居民区长大的儿童享有优越条件。在这儿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有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条件。这些居民区有较好的学校、低犯罪率、许多健身设施、有质量的住房，等等。这些条件为儿童发展他们的潜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中以收入为基础的居住隔离也在扩大（Reardon and Bischoff，2011）。Douglas Massey在他1995年担任美国人口学会主席时所做的、经常被引用的就职报告“极端时代：21世纪集中化的富裕与贫困”（Massey，1996）就讨论了这个现象。Massey注意到，拥有与不拥有的分裂在扩大并将持续。结果是，在高贫困居民区长大成为一个显著的劣势条件并代表了累积劣势的起始点，就同在富裕居民区长大成为一个显著优势条件一样。
同这些发现一样令人痛心的是居民区贫困上的种族分化，更痛心的则是从这些居民区迁移出去的机会非常有限，特别对少数族裔来说。Lincoln Quillian（2003）揭示，在高贫困普查区（40%或更高的贫困率）居住的黑人，几乎有50%十年之后仍然居住在那里。更令人不安的是，Patrick Sharkey（2008）发现，在美国最贫困的25%居民区长大的儿童，有72%在成人之后依然住在最贫困的25%居民区中。结果，居民区贫困对有色儿童的影响通常被拉长或持续存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黑人房屋拥有者比白人更可能较晚买房子，他们的房屋净资产要远远低于白人。后果是，在2016年，白人总净资产中位数为171000美元，而黑人仅为17600美元（Federal Reserve Bank，2017）。这个财产上的1比10差距，对儿童的福祉和生命机遇造成的是更为深刻的累积效应。
Raj Chetty与合作者的工作揭示了，居民区对生命机遇有深远影响（Chetty and Hendren，2018；Chetty et al.，2017）。Chetty发现，在什么居民区居住决定了居民向上迁移的机遇差距。在劣势居民区长大的儿童比在经济兴旺的居民区长大的儿童较少有机会向上经济升迁，这一差距即便在控制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学差异之后依然存在。
此外，在高贫困居民区长大的孩子有更大可能遇到影响健康的环境危险（见本书第十章），它们包括，更可能与各种有毒污染物接触，更高的概率遭遇犯罪和暴力伤害，更高的被逮捕率，更高的使用毒品概率，更高的染上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以及其他许多（Drake and Rank，2009）。所有这一切都对一个儿童的健康产生破坏性影响，反过来，它们也深刻影响到这个孩子成年以后的健康和经济福利（Case and Paxson，2006）。
同样，如我们在下一节要讨论到的，生活在高贫困居民区的儿童就读的很可能是教育质量低劣的居民区学校。美国对公立学校的财政资助主要由当地缴纳的财富税决定，所以，较穷的学区比起富裕学区在税务来源上低许多。如Steven Durlauf所说，“尽管州和联邦的一些项目对不富裕学区有资助，地方公共财政对教育资助的欠缺是学区教育花费不对称的主要原因”（2006：146）。这种影响，使低收入居民区的学校发现“他们的教师通常拿到的是低于正常水平的工资，精神上过度紧张，学校的物理设施严重破损和过时，班级规模超大，以及其他许多恶劣状况”（Rank，2004：207）。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一般较低，或低于这些同类学生在非贫困和有较高教育资源的学校可能获得的成绩（Leventhal and Brooks-Gunn，2000）。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同班同学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一个儿童的教育成就有重要影响，不管这个孩子个人的经济背景如何（Kahlenberg，2002）。
最后，如前所述，许多人类学和实证研究表明，朋友和伙伴受到贫穷的侵袭，对儿童和少年的学习也会产生影响，如滋生各种消极的学习态度和反常行为，包括低学习渴望和成绩，更高的少年期怀孕，更高的可能参与非法活动，等等（Durlauf，2001，2006）。所有这些问题的结果是，这些儿童将把这些严重的劣势影响带到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到任何美国城市旅行，你可能一遍又一遍地观察到同样的模式。一开始你驾车经过富裕的郊区，在那看到的学校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你对它们的物理设施、教学质量以及课程的深度赞美不已。然后，你开车来到的是贫穷街区，可能是中心城区，在那儿你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景象，衰败的学校，士气低迷的教师，以及破损的街区。最后，当你驶过更远的路来到遥远的农村时，你会看到，那里的学区几乎谈不上拥有什么资源。
出我自家门不远，这一模式也很容易见到。在十分钟车程内，可以见到位于一个富裕学区的一所高质量公立中学，那儿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费用是16000美元。学生在那儿接受的是全美公立学校最好的教育。再往前开几分钟，你会看到一所私立中学，你可能会错把那所中学当作一所大学的校园，那里，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费用是30000美元，供学生挑选的课程及其质量当然是上乘的。最后，往反方向再开20分钟，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几乎倒塌的学校，它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费用仅为9000美元。那个学区已经完全破损，那儿的学生几乎都是贫穷和有色儿童。
从这些不同的学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儿童居住在同一个大都市区，有些享受着一流的教育，有些却无法享受。说这些孩子都经历着教育平等，或人人机会均等，完全是荒唐的。显然，累积不平等存在于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人们居住在哪儿、他们的父母存有多少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教育质量。30年前Jonathan Kozal把这个状况称为美国的“野性不平等”。
不幸的是，今天的情形依然如此，如果没有比25年前更为恶化。美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这样说道，“尽管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主要是白人和富人）接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但那些在高贫困居民区读书的人所接受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类似的教育”（2013：12）。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公立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美国是少有的几个工业化国家之一，那儿公立学校的主要财政拨款来源于州和地方税收而不是来自联邦政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学区的房地产总价值是该学区拥有资源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这样做的结果是，相对于富裕居民区的孩子，低收入居民区的儿童入读的学校资源匮乏、质量低下（Hannum and Xie，2016）。
Jennifer Hochschild和Nathan Scovronick在他们的《美国梦与公立学校》一书中写道：
学区边界由居民区界限来确定，这种划分方式有助于提供某种优势条件。学校的财政拨款此时会依据地方财产的价值来确定，由此形成或维持一种对富裕儿童有利、牺牲其他儿童的特权式竞争地位。这种划分学区的方式把最好的老师或最主要的资源不成比例地投放到由富裕学生组成的区域中。（2003：12-13）
研究还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学校事实上已经呈现出以种族和收入为基础的隔离。例如，在2002—2003学年，全国73%的黑人学生所读的学校由50%或更多少数族裔组成，38%的黑人学生所读的学校由90%或更多少数族裔组成。类似的关于拉丁族裔学生的百分比是77%和38%（Orfield and Lee，2005）。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学校，同时也在贫困和收入指标上呈高度偏态趋势（Orfield and Lee，2005）。与降低这些儿童所面临的差异和劣势条件相反，美国的学校结构进一步提升或恶化了这些差异。如Hochschild和Scovronick所言：
公立学校是实现美国梦的基础，但学校同时还是许多美国人最早失败的地方。在学校失败，几乎可以保证他们以后也失败。从梦的角度说，失败是因为缺乏个人的价值和努力；从现实情况说，在学校的失败也是因为学校在结构上存在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在实现美国梦最核心的问题上，学校是在强化而不是消除代际两难（intergenerational paradox）。（2003：5）
Hochschild和Scovronick所提到的代际两难是指，“家庭财富的不平等是上学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上学不平等又强化了下一代在家庭财富上的不平等，即所谓代际两难”（2003：23）。确实，研究已经发现家长的教育和财富与他们子女所获得的教育水平高度相关（Ermisch，Jantti and Smeeding，2012；Shapiro，2004）。
从幼儿园到12年级形成的累积优势和劣势，又进一步影响到是否能高中毕业、能否进入大学。从富裕家庭长大的孩子通常能够进入名牌私立大学，从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通常到公立大学读书，而较低阶层家的孩子可能完全读不上大学，或者如果他们能够读大学，读的也是两年制社区大学。如Daniel McMurrer和Isabel Sawhill所言，“家庭背景决定了谁读上大学、到哪里读大学和读几年。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由于读大学所带来的酬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并且家庭背景决定了谁能在这些酬报中获益，美国正处于将在未来几十年变成高度阶级分层国家的危险之中”（1998：69）。
在总结关于教育、居民区、收入的研究时，Greg Duncan和Richard Marmame写道，“由于美国富裕和贫穷家庭的收入在过去三十年分化，这些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成就上的表现也在分化。今天富人和穷人的孩子在考试成绩上的差距比30年前要大很多，同样，这些差距也存在于他们的大学入学率和大学毕业率上”（2011：15）。不幸的是，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表面，没有触及实质。
累积性优势和劣势在正规教育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获教育的程度和质量，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找到并保持一份优薪工作和职业的关键；反过来，它们也决定了是否找到一份没有前景且低收入的工作，或完全找不到工作。Arne Kalleberg写道，“尽管教育程度不能保证找到一份好工作，但较高的教育使找到较好工作变得容易，而缺乏教育则一定是影响职场的主要劣势因素”（2011：80）。
一个简单的方法说明这个现象，是用最新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25岁以上的人根据教育程度分组的收入中位数。2018年，低于9年教育的人收入中位数为25318美元，具有一定高中学历的人为25280美元，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为35016美元，有一定大学学历的人为37811美元，有大学毕业学历的人为57105美元，有硕士学位的人为70241美元（U.S.Bureau of the Census，201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较高的教育会转换为较高水平的收入。
教育与贫困风险同样有紧密关系。没有完成高中学历的人在2018年的总贫困率为25.9%，完成了高中学历的人为12.7%，有一定大学学历的人为8.4%，而大学毕业的人仅为4.4%（U.S.Bureau of the Census，2019）。结果，影响各层次教育的优势和劣势因素直接关系到人们在主要工作年份所获取的收入。
进一步分析，一个人工作的质量和类型也高度取决于受教育的年份和质量。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一生主要在一系列没有前景和不稳定的岗位上工作（Smith，2016）。与之对应，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人更可能在较好薪酬、有回报、并有多重福利的专业岗位上找到工作。结果是，从童年期和居民区开始的累积优势和劣势，通过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在教育上的差异得以继续，然后通过职业选择在一个人的主要工作年份中保持下来。
Kalleberg争辩道，这些教育和技术上的差别在今天的经济中变得更为重要。他写道，
教育和技术差别日益将做好工作和坏工作的人区别开来……虽然受过更好教育并有较高技术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雇主提供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但他们更具市场竞争需求的技术提升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稳定性，所以，他们的技术一般为他们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对工作更大的控制力，更高的内在酬报，以及总体上更有质量的工作。（2011：181）
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说，就业市场上一系列微妙和非微妙的歧视性行动进一步加剧了累积劣势的效应。已有许多诉讼和研究案例显示了这些歧视性行动（Feagin，2010）。其中最好的一个案例由两位经济学家Marianne Bertrand和Sendhil Mullainathan（2003）的最新研究展示。他们向芝加哥和波士顿不同的工作广告投送了同样的简历。这些简历的一项差别是，一些简历使用了“听上去像白人”的名字，而其他一些使用的是“听上去像黑人”的名字。尽管这些简历实际上都一样，但听上去像白人的简历比听上去像黑人的简历有高50%的概率收到雇主的联络。这项研究及其他很多类似研究清楚地表明，职场基于种族的歧视是现实存在的，并对累积性不平等产生影响。
由早期过程形成的累积优势和劣势的深化，是教育背景和目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叠加对总体健康和福祉的影响（见本书第二章）。自英国20世纪60至20世纪70年代Whitehall项目所做的突破性研究起，流行病学一项最一致的发现是，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强烈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特别是贫困），随之产生的对健康的有害效应越高（Angel，2016；Leidenfrost，1993；Pappas et al.，1993）。反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它对健康的正面效应也越高。过去几年的几百项研究都重复证明了这种关系（Wilkinson and Pickett，2009）。此外，种族被发现是诸多因素之外对健康状况产生独立影响的因素。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以及土著美国人比白人更可能遇到各种健康问题，这种关系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被控制后依然存在（Wilkinson，2005）。
这个过程发生在早期。研究表明，儿童的体质和精神健康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强烈影响。生活在较低社会经济家庭的孩子比那些较高地位的孩子更有可能遭遇一系列与健康有关的问题（Schiller，2008）。这方面最隐蔽的例子，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接触到铅类有毒物质。
贫困与低收入进一步在成人年龄段造成许多健康风险，从增高了的心脏病发病率到严重的牙科疾病（Rank，2004）。这些问题，造成了更高的死亡率和缩短了的期望寿命（Geronimus et al.，2001）。例如，收入分布最高的前5%美国人可以期望比收入最低的10%的人大约多活9年（Jencks，2002）。进一步说，在许多大都市区，邮政编码居住地的区别，大约产生期望寿命最高可达25年的差异。
生命周期累积不平等的综合结果，使这些差异到退休年龄时进一步放大，使许多群体处于金融拮据、情感凄迷的窘迫境地。以退休时的储蓄为例。一个人退休账户的款项很大程度上由他一生所工作的职业类型决定。在较好薪酬岗位工作并有较丰厚福利待遇的人通常可以获得401（K）退休金账户，其中雇主将支付与自我储蓄匹配的费用。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尽管这部分人的钱有明显下降），某些人或许可以得到养老金，他们可以在退休后得到有保障的月收入。
此外，一个人最终由社会保险得到的款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工作年份所贡献的份额。在高收入岗位工作的人将得到更大份额的降低，以至到退休时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保险金。
从另一方面看，那些接受较少教育和拥有较低技术的人在工作年份从事的是低薪酬工作。结果是，他们很可能获得不充分的退休储蓄或养老金，因为他们比那些幸运的高教育高技术的人在社会保险基金上贡献较少。这样，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到退休时得到的是非常少的财富和储蓄（Federal Reserve Bank，2018）。从数据上看，2018年大约有21%的退休人口只拥有5000美元退休储蓄（Transamerica Center for Retirement Studies，2018）。
同样地，累积不平等的过程在最后岁月进一步表现出来。累积优势和劣势的历史，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安享生命的晚期。对那些必须面对劣势所带来的所有影响的人来说，累积劣势造成了他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