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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工作者试图阻断防卫型另类及其污名、歧视和排斥功能，但他们可能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也将这种不正义状况永久化了。尽管他们有善良的愿望，美国社会工作者也是从这个支持防卫型另类的结构中社会化的，他们也从这样的对主导群体有利的特权中获利。所以，社会工作者必须严格检查他们自己的社会立场，同时投入到反抗压迫和解放所有人的实务中去。这是一个雄心勃勃但必须在这个行业实行的目标，特别是从它的历史来看。虽然美国社会工作者长期为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努力工作，但在很多时候他们对自己行业的关心超过对社会变迁的关心（Ehrenreich，1985）。这个历史知识，必须成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工作者在21世纪实务工作的催化剂。
在她的一本意义深远的关于实务工作者自我觉察的著作《谁是自我觉察中的“自我”：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理解行业的自我觉察》中，Mary Kondrat（1999）提出，希望阻断社会结构力量的社会工作者必须使用一种自我觉察的批判方法。她认为，社会工作者通常依赖的是那些并没有完全将自身置放到更宏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中的自我觉察方法。例如，许多社会工作者努力用自己的感觉来理解他们对案主所做的工作，或从同事那里听取对他们所做工作的反馈，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的是，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审视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是否在工作中（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压迫性的社会规范，伤害了他们所服务的案主和社区。例如，一些社会工作者，尽管他们有意识地接受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queer） [1] ，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还是不知不觉地遵从社会在性别上的规范，有跨性别恐惧（transphobia）。请看一看下列一个真实案例，它来自Vanessa Fabbre的文章“酷儿老龄化：对LGBTQ老年人社会工作实务的启示”：
Cara是一位白人，跨性别者，女同性恋，50多岁（接近60岁），通常以兼具两性的形式出现在公众前（例如，她不化妆，剪短发，穿中性服装）。Cara告诉她的新治疗师，她通常在公共厕所中惊吓了其他妇女，这种经历让她不安并产生焦虑。这位治疗师建议，她可能需要考虑改变一下穿戴，让别人不要将她错当作男人。Cara拒绝了这个建议，质疑这位治疗专家为LGBTQ老人服务的能力，并很快终止了与这位治疗师的关系。
在这个案例中，这位治疗师有良好的愿望，可能在工作中也用到了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方法。确实，如果戴上耳环可能就把这个“问题”轻易解决了。但是，改变性别外观的建议，让人立刻觉察到，这位治疗师是社会异性恋规则的产物，而且也在推崇这种规则。将此事归结为个人选择，而不是正视异性恋规则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规则对性别少数群体的污名，这位治疗师错过了在这个案例中将“宏观”与“微观”力量结合起来、为这位案主做释放性治疗的好机会。如果社会工作者想要正视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他们必须严谨地检查自己，包括他们自己的想法、感觉、行为和行业的优先点，也许他们做的正好加强了他们所要反对的东西。这当然具有挑战性，是项艰巨的工作；它要求社会工作的实务有一种结构性取向（structural orientation）。
Bob Mullaly，一位加拿大社会工作学者和教育家，提供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实务的取向，它有助于在一个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neo-liberal societies）解决结构性非正义问题。在他所称的新结构社会工作（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里，Mullaly（2007）列举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强化社会边缘化和压迫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社会工作者是如何在实务中忽略了这类导致人类痛苦的真正原因。例如，Mullaly认为，一些社会工作者无意之中加入了对弱势群体的“指责受害者”的行动中，他们加入了下面这样一种被William Ryan所描述的社会科学式的社会福利实务中：首先，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福利倡导者辨识一个问题（如贫困）；然后他们研究那些受此问题影响的人群，寻找这些人是如何跟社会的其他人不同的（如，在贫困居民区做人类学研究）；他们定义这些差异，而这些差异事实上就是非正义和歧视，把它们当作问题产生的原因（如，关于贫困理论的文化）；然后，他们就推广某种干预，通过改变受问题影响的人来“纠正”这些差异（例如，推广居住区不同收入人群的混合居住）（1976，由Mullaly，2007：232引用）。这个指责受害者的过程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转移了视线，没有让社会工作者从本质上寻找人类痛苦的根本原因，同时，它帮助压迫性的规范和社会结构永恒化。
Mallaly的结构社会工作的观点有两个目的：减轻一个剥削型和让人边缘化的社会秩序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提供释放）；同时改变造成这些负面影响的条件和社会结构（2007：245）。
要达到这些目的，Mullaly推崇结构社会工作实务的二维方法：激进人文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激进人文主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个案工作或临床工作可以是解放性的而不是压迫性的，必须在微观层面有意识地提升这种结构改造理念。推行激进人文主义意味着做人际工作时将个人和群体置于背景之下，不把问题看作是怪异的和个人单有的，而是将问题与社会的结构力量联系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仔细聆听，自我觉察，并在处理关系时记住增强人们的能力 [2] 这个目标。它同时要求，有意识地思考下列问题并使这种操作规范化：看上去是个人层面的挣扎其实很可能是社会中较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导致。处理关系必须是对话式的，就是说，权力尽可能被分享，社会工作者对自己的动机和行动持透明态度，实务决定要双方来做。在处理与案主或社区关系的所有阶段，采用激进人文主义的社会工作者要努力使用批判性反射力（critical reflectivity），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置于社会结构中，目的是参与到治疗的关系中，明确地反抗压迫性的规范、制度、法律和政策。
激进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从系统内”定义实务的方法（Mullaly，2007：288）。它的含义是：这个方法促进传统做临床实务的社会工作者（或在系统提供压迫性功能的制度内工作的人）做出改变。然而，这项工作也有不足，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行业，必须为改造压迫性结构提供其他方法。Mullaly介绍了许多这方面可做工作的实例：开发其他为人提供照护的服务模式和组织[如，男女平等（feminist）的健康照护系列模式]，建立并加入联合行动和社会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支持工会，发展激进行业协会（如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成员运动[the rank-and-file movement）] [3] ），投入选举政治，并寻找激活公有部门的方式——这些公有部门遭到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攻击。
通过这些措施，社会工作者能够参与到激进结构主义中去，并促进“体系外”（outside the system）的改良（Mullaly，2007：331）。Mullaly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工作取向的核心是：不仅做实务，而且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激进人文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的最终成分，就是检查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行动，有意为改变那些让压迫性社会秩序永久化的制度。这意味着，要关注人们是如何挣取、花费和储蓄钱财，人的行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做哪些工作可以将激进社会工作与个人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持续挑战，一项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做好的工作，也是以正义为取向的社会工作的行业力量之所在。